爱华网系列专题：《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而反观秦朝，其之所以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不注意从历史中寻找治国智慧。贾谊说"假使秦王能够学习前朝的历史，以及殷朝和周朝的事迹，学习其治国的经验和智慧，来管理自己的朝廷，那么后来即使有一些不成器的君主，也还不至于有灭亡的危险"（《史记》）贾谊的话很有道理。但是，秦始皇父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没有吸收前朝治国的智慧，甚至对于秦国先祖安土息民的经验也弃而不用，反其道而行之。缺乏治国的智慧，又何谈领导一个王朝成功转型以至长治久安呢。 治国还需对现实状况的透彻把握。一些创业君主，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雄才大略，定天下的时候，也是满腹经纶，但就是缺乏对现实局势的准确把握，导致失败。错误的战略之所以出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吃透其时的现实条件，以主观臆断来代替客观现实。 蜀汉刘备集团，创业期间可谓成绩出众；占据四川后，力量也不弱，取天下的战略方针也非常明确，加之有蜀道天险，应该说具备进一步开拓疆域的实力和机遇。但是，刘备在进入四川，登上皇帝的宝座后，没有看透当时的形势。在关羽失掉荆州后，急于为关羽报仇，收复荆州。从道理上说，这个伐吴决定也不能说错。只要再次占领荆州，就可以东出中原，与曹魏争雄。而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刘备集团如果出兵东吴，就会陷入两面受敌的窘境中。出击东吴的最大战果也不过是收回荆州，以当时蜀汉的力量不可能彻底击败东吴。但是，刘备自恃有雄兵七十万，坚持伐吴，最终身死白帝城。刘备的儿子刘禅，不仅没有治国的经验，对现实的判断更是错上加错。他听从丞相诸葛亮的计策，多次应允诸葛亮带兵伐魏。实际上，从当时来看，蜀汉的经济力量是三国中最弱小的，其时应将战略重点放在治理国家上，而不是继续穷兵黩武，东征西伐。 第三，治国要求对未来的明智判断。作为守成皇帝，不仅要考虑自己在位时王朝的安危，还需要奠定王朝未来发展的基础。对未来的明智判断，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吸取和对现实情况判断的基础上的。 汉初，刘邦分封了许多异姓王。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逼迫，使得刘邦转变了想法，认识到分封异姓王与维持刘氏家族的统治地位和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当汉朝元气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斗争始于高祖五年，止于高祖十二年，前后共八年时间。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又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刘邦杀白马起誓：有再封异姓王的天下共讨之，史称"刑白之盟"。这个判断虽然比分封异姓王进了一步，但还是没有把握住总趋向，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到文、景二帝终于认识到，要保证王朝的完全和稳定，同姓王也不能要。因此，从文帝开始，经过景帝，虽然没有把同姓王彻底消灭，但还是逐步削减了诸王的实力，统一了全国的行政和财政。反观西晋时期的晋武帝，则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致使历史重演，最终酿就了"八王之乱"，西晋也成为短命王朝的一个代表。 三、用人不当是最大的失误 皇帝需要有一批谋臣为王朝谋划未来。而在众人之中，有忠有奸；在意见之中，有好有坏，需要领导者从中辨别，采纳正确的意见。尤其当意见不再是对与错泾渭分明，而是在各种不同的正确意见中进行选择。选择的出发点是保证万世基业能够长青。
因为用人不当，奸臣当道而导致短命王朝的有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秦朝。秦二世胡亥当政期间，这个问题非常尖锐。首先，胡亥重用了宦官赵高。作为一个宦官，赵高利用帮助胡亥登上皇位的机会，获得了胡亥的信任，并大权在握。赵高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他首先向胡亥建议杀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又建议杀掉大将蒙恬和蒙毅。如果说这还是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话，那么赵高建议胡亥身居后宫，不理朝政，则是在乱政了。二世二年，赵高对胡亥说：天子之所以常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胡亥居然听从了赵高的建议，深居宫中，不理朝政，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所有的大事都交给赵高来决定。在秦朝的统治还没有彻底巩固的时候，秦却暴疾而亡。 四、谋略：目标管理中的策略 由于某一件事情没有解决好而误了大事的例子史上并不少见。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谋略相对于战略，毕竟层次要低。没有正确的战略指针和战略手段，即使谋略再高明，解决了一时一地的问题，也不能取得长期的成果。而战略正确，却缺乏解决具体问题的谋略，也不会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 在汉景帝时期，汉景帝认识到同姓诸王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因此听从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这个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当时诸侯国，在自己的领地之内拥有军权、行政权、铸币权等权力，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如果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其实力可以超过中央政府的实力。当时吴国的吴王刘濞，地处长江中下游，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长此以往，势必尾大不掉，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但是如何进行削藩呢？这就是一个谋略问题。削藩的同时要保持社会的稳定，这就是一个矛盾。景帝在没有全面考虑诸侯国和中央政府的势力对比，也没有在削藩之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就下旨削藩，而且也没有将藩国的全部土地都取消，只是先削去了楚王的东海郡和赵王的常山郡，以及胶西王的六个县。这只能打草惊蛇，使得这些诸侯王对削藩有所警惕，而且给他们反击朝廷提供了准备时间。在吴王刘濞起兵造反之后，景帝又犯了一个错误，听从袁盎的意见，杀掉了主持削藩的晁错。这一招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更是给诸侯国提供了起兵的口实，证明诸侯王们"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是正确的。削藩前期，中央政府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还差点被诸侯王们推翻。之后，景帝吸取教训，重用周亚夫为平叛大将。周亚夫向景帝建议：楚兵彪悍轻捷，难与争锋，应该暂时放弃梁国的部分地方，引诱并牵制吴国和楚国的军队，达到守梁而疲敌的目的，同时断绝吴国和楚国的粮道，只有这样才能取胜。景帝听从了周亚夫的策略，只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 我们前面提到，五代时期武将拥兵自重，成为五代更迭频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长治久安能否实现。五代后汉隐帝刘承佑，他也意识到武将们可能造反，但他的谋略是趁武将们带兵在外时，杀掉这些武将的全家，以威吓这些武将。此举可恨，尤为可笑。大将郭威听到自己被抄家之后，立即带兵返回京城，囚禁了隐帝，然后废汉而自立，建立了后周王朝。赵匡胤则是"杯酒释兵权"，用荣华富贵的生活换取了武将们手中的兵权，从而结束了五代时期朝代更迭频仍的历史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