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一手握大棒，一手拿胡萝卜。
——苏伊士危机后约翰8226;福斯特8226;杜勒斯在给
德怀特8226;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如是说。
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是对经济主导关系的绝佳比喻。众所周知，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无可挽回地埋葬了英国重获大国地位的希望（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幻想）。但是，苏伊士运河的历史却如实地反映了英帝国的巅峰和低潮。在两个时间点上，那些在经济上占据主导的债权国获益良多，而为此埋单的则是那些已然变弱且负债累累的国家。
苏伊士运河的建造始于1859年，英国原本对此持反对意见。随后，英国发现，苏伊士运河可以作为其“通往印度的高速公路”以及“通往东方的后门”，它对在这个水路的战略机会上没有直接利益而感到十分懊悔。原来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是一家由多名股东持股的公司，由法国控股，其余的股东，如埃及的统治者伊斯梅尔8226;帕夏，即当时代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埃及总督，则拥有公司44%的股份。
1875年，埃及因无力偿还其巨额债务而摇摇欲坠。再加上其在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冒险、由总督将开罗建成尼罗河上的巴里的野心而引起的肆意挥霍，以及在美国内战结束后，一旦国际棉花市场回归稳定，其出口收入将大大减少，并因此削弱国家的实力，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埃及的状况更加恶化。埃及当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接近200%，埃及的债权人绝大多数都是急不可耐的欧洲国家，这一切迫使埃及总督将其股份以区区40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这只相当于埃及当时债务总额的4%，国内生产总值的7%。
英国政府瞅准了机会，在罗斯柴尔德的帮助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获得了埃及总督的股份。英国政府付出的代价只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相当于美国买下路易斯安那时支付的金额——占美国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3%。在交易完成时，时任英国首相本杰明8226;迪斯雷利写信给英国女王说：“陛下，您现在拥有它了。”这笔交易进展神速，使得迪斯雷利的死对头威廉8226;格拉斯顿怒不可遏，称这么做绕过了议会的程序。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了英法之间的一大关切，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之前，英国还是有效地控制着苏伊士运河地区及其海上交通。
英国凭借经济上的主导优势获得了苏伊士运河，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净债权国。但是随着其强国地位的逐步削弱，并成为一个净债务国，它也失去了苏伊士运河。在一系列事件，包括英国和美国取消对世界银行建设阿斯旺大坝的支持之后，埃及总统迦玛尔8226;纳赛尔在1956年7月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同年10月底和11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袭击，埃及对此作出回应，将船只沉没于运河，封锁了油轮运输的通道。
投资者对这次行动及其给英国带来的影响心存忧虑，导致了英镑受到打击。英格兰银行被迫减少储备金，来保证英镑的价值。12月，英镑贬值的威胁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人们担心英国的储备金数额会降至英国当局设定的目标水平以下，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就意味着英镑将会贬值。
阻止英镑贬值势在必行，原因主要有两个。石油价格（以美元计）飙升，这是因为苏伊士运河堵塞，减少了油轮的通行，进而减少了石油的全球供应。而如果英镑贬值，将会使英国的油价更为昂贵，进而加速通货膨胀。其次，英国依然对其帝国的残存和英镑区留有眷恋，因为这二者通过优惠贸易和宽松的货币安排使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英镑贬值将会威胁到这些安排，以及帝国的残存。当时的英格兰银行负责人卡梅伦8226;F8226;科博尔德强调，1949年发生过一次英镑贬值，如果“仅仅”7年后再次发生的话，这将“可能导致英镑的解体（甚至可能导致英联邦的解体），或者会导致……贸易量的减少和国内货币的不稳定，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鲍顿在一本著作中说道：“我们要将英镑的贬值视为一场灾难，每个人都应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武器来和它对抗。”
英国认为自己和美国有着互相帮助的“特殊关系”，因此向美国寻求资金帮助，希望美国能够将其借给英国的贷款免除利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根据国会1941年通过的租借法案向其盟国提供资金援助），或者通过其进出口银行向英国提供新的贷款。但是，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8226;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那次袭击发生在他竞选总统期间，而他这次竞选是在结束了朝鲜战争之后打着和平的旗号参选的，英国的这一举动无疑惹恼了他。此外，美国也明确表示，除非英国遵守由美国倡导建立的联合国的决议，将英国军队无条件地快速撤离运河地区，否则，美国将不会允许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取任何帮助。英国对决议的遵守使其获得了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以及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资金援助。
“这是敲诈……但是我们却没有条件讨价还价，”英国前首相安东尼8226;艾登（于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时辞职）的一位高级顾问回忆道。一旦英国同意在设定的最后期限撤军，美国将会向英国提供数额巨大的资金援助计划，该计划包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到的价值13亿美元的贷款，以及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的5亿美元贷款。同时，美国还允许英国延期偿还其向美国所借的大约1.75亿美元的贷款。
就主导地位和权力来说，这个时期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经济手段被经济主导国用来保护非经济目标的安全。第二，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的权力的行使，不是针对小国，而是针对它正在替代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盟友，而非对手。第三，经济实力的运用，主要是针对某个国家，从而保护本国国家目标的安全，而不是改变现有体系的规则。行使主导地位权力的动力在于国家目标，而不是体系目标。
第四，苏伊士运河事件关键的，却很少被人意识到的一个方面就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为了改变事件发展的结果，不仅使用“大棒”，还使用了“胡萝卜”。英国答应接受援助的条件之后，美国所表现出来的慷慨与在危机解决之前美国所使用的强硬手段，及其对英国实行严厉金融制裁的能力和意愿相比，是旗鼓相当，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实，美国给予英国援助的意愿不仅反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所未有的贷款数额上，也反映在这份贷款违反了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上，即禁止借款来支持大规模的资本外流，而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正是经历了这一过程。因此，经济主导地位带来的不仅仅是惩罚，还有动力。可能有人会认为，建立在“胡萝卜”基础上的主导地位，要比建立在“大棒”基础上的主导地位更具合理性。
无论你认为这是一种嘲讽还是一种对称，其结论都是一样的，即当英国作为一个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净债权国时，它得到了苏伊士运河，而当它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净债务国时，它失去了苏伊士运河。当然，这一由强变弱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在1956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苏伊士运河事件是一个具有戏剧性和决定性的事件，它标志着英国已退出顶级国家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