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治国》
自汉武帝以来，国家政权保持了一种力图垄断工商业的传统，不仅军械、弹药等工业品由官府直接经营、雇匠制造，而且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活产品，也被国家垄断了生产和流通的途径。到了近代社会，这种垄断工商业的传统仍然保持着，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都表现出一种垄断经济的倾向。 虽然日本明治维新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比中国的洋务运动晚了10年，最初也是以官营半官营企业为主，但是在官营企业亏损以后，日本政府很快就转向了扶植民间资本。正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民间的大资本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官营企业，1875－1880年期间，日本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补助资金5000万日元，而当时每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仅为6000万日元，足见其扶持私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日本近代工业向机器化大工业过渡因此得以迅速崛起。反观洋务运动，虽然也是一场发自清政府内部的改革，但其重点只限于学习西方科技，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增强国力。在30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中国一举败于日本，仅止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最终被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击溃而扫尽了颜面。 到了军阀混战的北洋时代，国家资本急剧衰落，近代工业中的民间私营企业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相对的比重有所上升。有学者认为，北洋时代是中国民间私营企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原因是政局动荡，军阀忙于驰骋征战，无暇制约私营企业。北洋政府虽然倡导民间私人资本，但与历届集权政府区别不大，只不过军阀割据形成了众多地方权力中心，足以抗衡所谓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有其名而无其实，根本无法干预经济，使国家垄断资本一度衰落，给民间私营资本腾出了相当的空间。 民间私营企业主要集中于轻纺业为主的制造业中，而在铁路、矿业、电力、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方面少有投资，这些方面的投资主要依赖于外国资本，而且大部分集中于铁路。民间私营企业的自发演进无法突破投资赢利的规律，脆弱的基础产业显然延缓了民族工业化的推进。 北伐战争爆发以后，民间私营业主将国民党看成了希望，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商贾巨富更将蒋介石奉为正统。他们站在国民党一边，给予了大量的经费支持，甚至天真地认为，既然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权，那么，他们与这个政权的关系就是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实际情况仍然未有多大改善，官营企业的国家资本有限，在这混乱的年代难有起色。所接收的北洋官营企业大多低效、亏损累累，最初的经济主角是民营企业和外国企业。
国民政府也曾明确表示要鼓励民间私营企业，提倡个人兴办实业，凡是能够由私人资本去经营的，应尽量由私人资本去办，并鼓励其改进技术。此时国家资本发展较少，民营企业的经济活动空间相对宽松。基于财政来源的考虑，国民党政权甚至对民间私营经济有了比较大的依赖性，并且以发行债券、征收税目向私有产权强取豪夺，延续了传统中国极权官僚体制的一贯传统。南京政府后期，力图"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国家资本开始迅速膨胀。民国时代的官营企业虽然在技术上并没有得到扎实的发展，但是在比重上迅速激增。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时，其固定资产总值已经占据了全国的85％之多。 …… 抑制民间商贸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权的传统。所以，"农本商末"总是老调重弹，民众总是被固定在土地上。即使暴富的商人集团也只能夹着尾巴，否则翻脸无情的皇帝老子的一纸圣谕即可抄没其家产，打入大牢或枭首示众。精明的商人只能贿赂官员以牟取商机，保护自身财产。――这是不得已的选择，而且也未必有效。 正因为皇权专制时代潜隐的治国理念是"民穷国强"，所以私人财产总是被官府搜刮到枝干叶尽的地步。也正因为民间财富的缺失，所以中国的社会结构始终如旧，难以挣脱固有的束缚，蜕变出新的商人阶层。――大治大乱只在农民与王权之间爆发，独独缺了商人阶层的博弈智慧，如果以商人的精明与王权协商，达成妥协，取得各阶层利益的均衡格局，恐怕王朝的更替就不会像走马灯一样频繁；而皇权政府动辄竭泽而渔，肆意抽取民间财富又造成了民间思想的土壤贫瘠，使得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思想迟至晚明时代才得以萌发，直到晚清救亡图存之时才有了一线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