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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治国》
汉代初年，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全面开放，私人可以自由经营。国家富裕，民营工商业大发展。在抬高儒术地位取得人治集权之后，汉武帝马上颠覆了"文景之治"时刚刚形成的放权让利与自由竞争的传统，先朝无为治国的政策和制度也被他抛之于脑后。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年仅16岁。公元前135年前后，儒生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那些不尊儒家"六艺"之学和孔子思想为圭臬者，都将被视为断绝仕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来源于此。汉武帝废除了前几朝的治国理念，代之以儒家《五经》，无限放大了君王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将司法独裁权抓在自己手中。汉朝初年的执政思想是道家的黄老之学，而"罢黜百家"就结束了道家黄老之学的统治，结束了"文景之治"清静守法的时代。 汉武帝大权在握，开始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任用桑弘羊在全国设立盐官32处，铁官44处，沿袭战国以来的少府机构，专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消费的手工业，由官府或官营企业把持了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经营，并对私营工商业课以重税。其二，责令民间富家商贾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鼓励告发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一半；告发之风一发不可收拾，"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仅告发和没收财产一项，汉武帝"得民财以亿计"；贪官污吏趁机鱼肉其间，私增逮捕数量，多达十几万人，一时"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民间工商业创造的巨额财富经汉武帝之手，赏赐给了骁勇善战的将军；而汉武帝自己也肆意挥霍，大兴土木，祭祀神鬼，巡游天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毫不客气地指斥其"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文景之治"70余年所培育出来的民营工商业繁荣局面就此被毁于一旦，西汉王朝从此迅速由盛转衰。 公元前120年开始，汉武帝根据桑弘羊等大臣的建议强行接管了各地的采矿业，禁止私人开矿；公元前119年，政府颁布新税制，改革货币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推行五铢钱制，而且取消了私人铸钱；搞盐铁专卖，由国家设官营企业负责铁制品的制造和分配，控制了盐制品的生产和销售；运输和贸易行业也由官府经营，并且抄没中产以上商人的财富，将民间财富强抢到官府，将一切有利可图的重要行业都收归官府，由官营企业垄断经营；在纺织业、漆器业等行业设立官营企业，并赋予优惠政策，让官府支持的官营企业与民争利，几乎穷尽一切手段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官营企业规模较大，背靠官府的力量，能够征调最好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材料，还有着大量服役者、奴隶等劳动力，产品质量很好，官办的工矿业如冶炼、造船、纺织、瓷器、制盐等，在手工业生产中仍占强势，其产品以专卖形式进入市场销售，数量也不小。此外，官营企业还可以无偿使用刑徒，在官府的严格管制下劳动。为了防止工匠、工徒聚众滋事，甚至动用军队看守，或将工匠编成保甲，实行连环担保。 汉武帝一系列与民争利的干预政策和将个人意志强加司法的作法以及对外连年不断的征战，拖垮了西汉经济，无论工商业者还是自耕农，中等财产以上人家被搞得家破人亡，流民四出，叛乱四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甚至"人复相食"。良心未泯的汉武帝给自己下了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即便如此也无法挽救，国库已经空虚，法律也被破坏，宫廷内部也开始有了争斗的端倪。 然而，汉武帝的各种作为居然被后来的历代君主视为"文治武功"和"雄才大略"的帝王样板而倍加推崇。不过，他好大喜功的表现除了劳民伤财，还是劳民伤财。即位第二年就开始为自己建造陵寝――茂陵。为此征募工匠、徭役数万，历时50余年。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就是茂陵。2006年的考古发现，茂陵占地约50平方公里，有120多座陪葬墓、400座藏有各类陪葬品的陪葬坑、14处陵庙、寝殿遗址，还有埋葬了两万多个修陵人遗骸的墓地。为守陵而设置茂陵邑，就是茂陵县。勒令数万天下富豪、旺族迁徙至此。 实际上，从春秋时代管子开始就有"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说的是"重农抑商"，而行的却是官本商末。在皇帝的通令之下，官府搜刮民财是最简单、最粗暴的做法，也是中国古代历届政府的一个典型胎记。每个王朝初期，战乱初定，都可能出于休养生息的策略考虑而对民众有所放松，稍具财富之后其主流就是抑制商人，秦二世罚商人戍边充军，汉武帝抄没商人财产――商人是私营业主，而不是官商。 汉代以后官、商完全合流了，商贾之人只有逢迎官府、巴结权贵才能得以生存，仰人鼻息苟且偷生固然有违人性，但为了保全个人财产也迫不得已。官商的产品虽然质量低劣，成本很高，价格很贵，老百姓也不得不购买。由于官商不会面临多少竞争的威胁，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需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抑制民间商贸的政策也造成了中国古代无意探求新奇、科技长期停滞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