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治国》
十、古希腊：导师的公民视角 明末西学东渐之后，国人仍然难掩自己中央帝国的心态，而当时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带入中国的还仅仅是一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日心说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科方面则不足十分之一，否则中国的近代化不至于延误200多年，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也不至于出现在1895年以后。此前的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以沉重打击，而甲午战争则因为帝国师尊被初出茅庐的邻邦蕞尔小国击败，彻底地摧毁了国人一贯良好的民族自信，跌入到了自卑的深渊。此后国人备受欺凌的挫折感愈加沉重，开口希腊闭口罗马竟然也一度成为风气。 实际上，古希腊城邦时代早期智者群体的显著人物落后于孔子半个世纪之多，他们云游于各城邦之间，以传授修辞、伦理以及政治诡辩之术换取学费维持生计。――这一点倒与孔子的开馆授徒类似。即使城邦政治思想巅峰时期的代表――柏拉图及其弟子亚里士多德也比孔子小得多，因为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诞生之时孔子已经辞世10年。 西方最早的国家是希腊城邦，也就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兴起。显然，有了国家之后才会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总是需要管理，因此政治思想，亦即治国之道才可能应运而生。希腊的各个城邦中，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城邦之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卓越思想家的诞生提供了摇篮。 以德治国 苏格拉底并没有什么遗作留存后世，据说是述而不作，也就是信口开河，惯于清谈而且态度悠闲。――这一点倒是类似于孔子。所以只能从他的弟子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找寻出一点痕迹，拼凑出他思想的大致轮廓。――这一点仍然像孔子后学编著《论语》的意图。
苏格拉底的晚年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这一场长达27年的拉锯战让先前的城邦民主制度一蹶不振。与此同时，云游于希腊各城邦的智者群体因为颠沛谋生以及战乱频仍等原因，弥漫着种种思潮，极其驳杂，既有叩问自身命运的利己主义与享乐至上思想，也有社会进化的观念――强权政治，征服掠夺与谋求霸业，苏格拉底虽然没有孔子早年那样匡扶天下的雄心，但匡扶希腊陷于崩溃的伦理道德应该适合他清谈的趣味。 智者们认为，强者以暴力抢夺弱者的财富是天经地义的，而弱者只能服从于强者的利益，服从于强者的统治；身份高贵的人就是强者，而地位卑贱的人就是弱者。――这一切都是一种"天然的正义"，也就是说，弱肉强食是社会进步的法则。智者们向人传授的就是谋取权力之位的统治术。虽然这思想类似于法家的观点，但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看，这就是道德上的一种堕落，因为他也和孔子一样喜欢标榜道德上的至善原则，认为城邦的管理者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公民的灵魂和道德，遵守城邦律法就是正义之举，所以他提倡德才兼备的贤人政治。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他也认为，治国的根本就在于培育公民的美德，而且只有哲学家治国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治国之道包括立法与司法，其目标就是至善原则。要使公民的心灵达到至善的境界就要依靠国家，而治国需要立法，以立法来陶冶人的心灵；心灵有疾，就要以司法手段加以医治。 智者们热衷于传授的辩论术在柏拉图看来只是一种伪知识，是驯养野兽的技艺，也是治国之道的幻影。智者们和驯兽师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无法辨别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对于什么是美丑、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也一无所知。柏拉图认为，追求至善不是不要快乐，但不是所有的快乐都是善；快乐应该服从于善。最高的善应该使人身心俱佳，而不是感官享受的快乐主义。因此，善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可以指导他人为善，纠正他人偏离善的行为。治国者应该培育公民的美德。――这与孔子的教化是一个意思。只有哲学家掌握善的理念，守卫城邦的法律和习惯，守卫正义和美。柏拉图主张哲学家治国，或者把国王培养成哲学家，即以德治国，没有必要制定繁琐的法律条文，因为写在纸上的法律往往得不到遵守，持久之道仍然在于教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