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治国》
蒙古南下入侵，元代90年的暴政让方孝孺深思《春秋》典籍中的夷夏论。中原的帝国心态一直将外族视为"夷狄"，历来都是中国居内以制夷狄，而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然而北朝与蒙古两次席卷中原，汉人饱受耻辱。蒙古此次开创元代，程朱学派大儒许衡居然为之筹谋划策号令天下。朱元璋起兵抗元就是借着民众的仇元心理，打着攘夷的旗号举事的。方孝孺认为《春秋》中的夷狄"自秦以来袭礼义而为中国"，许衡的儒家礼仪岂不是正好使之"袭礼义而为中国"了？――方孝孺的解释在此无法说通，因为夷夏论本来就是无稽之谈，尽管它可能有民族国家的意味。
刘基与方孝孺的政治思想可算是明初儒学的反拨之举，而张居正、吕坤之流则仍然留恋于尊君思想之中，一个尊君走向极端，以至于自己逃过了杀身之祸却拖累了子孙；一个却圆滑持中，既有调和各派偏激思想的意愿，也可能已经对君主专制饱含了失望的情绪，只是恋栈于官位苟且偷生而已。 张居正从政做官，思想见之于他个人的文章及其在任上之时的手段。张居正的尊君思想体现在他的致用论上，而且将宋明理学的功利派思想反其道而行之，可以算是不惧世人见笑的特立独行之士。譬如功利派视理学派的心性之学纯属无用，而张居正则将其性命之学与经济节用兼容并使。他说"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而且他对君主专制之下的学术之弊也看得相当通透，"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辞章之学兴"，所以"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殚其业……学不本诸心而假诸外以自益，只见其愈老愈弊也矣"，而"欲救学术之弊，极性命、经济之用"又有什么标准呢？张居正认为，标准就是"今王之政令即学术之指归"，否则，即使自立门户也是离经叛道之举，只能安守本分供君主调遣，"士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其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 逢迎君主专制，张居正政见之苛刻并不亚于商鞅、李斯等上古前辈，以儒家经学作为谋求仕途利禄的进阶之道，不仅鼓吹抑异学、禁私学、不议政的政策，而且通告天下，"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令，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程朱理学被奉为国家正学，抑制"异端"之说，可见其专制的用心！ 力禁朋党，而且堵斥异见。"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做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衙门访拿解发。"――禁止私学的手段也极其狠毒！ 犯上作乱，断绝仕途。"我圣主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自言，唯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提告有司，从公审问。倘有冤抑，即为昭雪外，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读书人不得干政，否则一生的前程也将化为乌有。 在张居正看来，学术文章不过如此，国家政令就是最高标准。所以他对当时学者的愿望就是"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学者除了事君任职安守本分之外，没有什么学术和道德可言，只要无条件地服从政府、拥护皇帝就行了。张居正极端尊君的政策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际上，当时的讲学风气颇为兴盛，思想活跃迥异于往常，官僚群体士气高涨，自南宋以来儒学功利派的确"嚣张"，而且学说也各有歧见，争论频繁，即使是尚未走上仕途的生员也趾高气扬，纵横跋扈，甚至被理学家视为"骚扰乡里"。――君主专制的权威根本不足以服人，而张居正的措施也不足以消除浮躁的学风，也不足以培育出他心目中的朴实忠诚的士气，反倒促使倔强如王阳明、东林复社等学派团体几乎酝酿出运动来，而圆滑狡黠之徒利禄仕途照样畅通无阻。专制体制内的流弊淤积了千百年，并非几项政策或措施即可改变的。 实际上，张居正的政治思想是"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这也是明中叶的现实所致。张居正一向认为，宽缓之政似仁而有害，而严肃之政似苛而有利。儒家都说秦政是虎狼之政，他不以为然，"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世宗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此外，张居正对明初暴政的评论也不同于平常儒者，"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始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混沌之再辟也。"张居正翻转儒家千古定论，尊君牧民，崇尚严刑苛法，不仅创见独到，而且勇气非凡，但秦政专制过度，明政更是恶化到了极点。不过张居正认为他重振朝纲的办法不是"严刑峻法虐使其民"，与教化背道而驰，而是"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 张居正的手段专制，最后还是归结到谨守"民为邦本"的儒家民本宗旨，而且重申"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的"剔瑕蠹"之策也是抑制豪强、扫除烦令、安抚百姓的。他分析嘉靖以来的现实，"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所以他的补救办法就是严惩贪腐，防止兼并，"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拨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人所以能守其富而众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耳"。――看来，张居正是以儒学为体，厉行法家之治的。为政十年也得罪了不少豪门权贵，死后不久就被削去了爵位，抄没了家产之后，两个儿子也被流放。结局稍微好于商鞅和李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