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红色管理》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建立到现在，不断发展壮大，就是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党刚刚成立，就确定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纲领。不难发现，这些纲领无不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体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观点；先富带后富的观点；"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等，也无不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正是因为共产党的每一个理论都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晶，所以共产党在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总是在不断壮大。 反之，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壮大，也应该遵循生物发展的自然规律，那就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不遵循这个规律的企业，必然要被市场抛弃。 1927年5月31日，随着最后一辆T型车--第5，007，033辆T型车驶下了底特律洛基河工厂的装配线，福特公司终于告别了称霸世界近20年的T型车，从此美国的汽车工业也彻底告别了T型车时代。T型车的停产，一方面是T型车的技术已经明显落后于汽车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亨利·福特过于注重降低成本，不仅阻碍了新技术的应用，而且使T型车不重视装饰，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加之车身只有单一黑色，使多年一贯制的T型车显得格外单调、简陋，人们逐渐对T型车失去了兴趣。美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美国经济的欣欣向荣，生活水平的日益优越，人们需要更好的汽车，它不但要经济实用还要美观舒适。T型车显然不够格，于是美国另一个汽车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雪佛兰汽车占了上风。 1927－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大企业为了生存，采用了更加激烈和多样的竞争手段，通用汽车公司就是凭借成立独立的汽车设计部门设计符合消费者需要的汽车而在竞争中占了上风。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阿尔弗莱德·斯隆认为汽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就如同时装一样，也是体现自己个性风格的一种方式，对老福特的保守思想和一味的节约成本不以为然，他认为人们的地位不同、职业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理应驾驶不同风格和式样的汽车，因此他对汽车造型非常重视，在他出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后不久便成立了"产品政策研究特别委员会"，下设"色彩与美术部"，聘请哈里·厄尔为首席造型设计师，专门负责汽车造型设计。这一汽车设计部门的成立对美国的汽车设计，甚至是世界的汽车设计都是划时代的，它不仅表明汽车厂商开始注意到汽车的外形甚至颜色对产品市场的重要性，而且从此真正意义上的汽车造型设计才宣告诞生。因为哈里·厄尔的设计充满了人性化，充分满足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因此雪佛兰汽车销量一路攀升，最终把T型车从垄断位置上拉下来，并使它退出了历史舞台，通用公司也从此夺取了汽车霸主的地位，福特公司只能退居第二。 "创新是唯一的出路，淘汰自己，否则竞争将淘汰我们。"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格罗夫如此说道。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社会深刻变迁的进步产物，其领导地位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鉴于此，江泽民一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国家领导人也不断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是因为逆历史潮流而行，最后失去了民意、民心，得不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尽最大的努力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这就是共产党得以永葆青春的秘诀。 对一个企业来说，尽最大的创新能力去满足市场的需求，这就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法则。 5. 领导者必须解放思想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某军事科研部门在研制一种高频放大管的时候，科技人员都被高频率放大能不能使用玻璃管的问题难住了，研制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后来，由发明家贝利负责的研制小组承担了这一任务。上级主管部门在给贝利小组布置这一任务的同时，鉴于以往的研制情况，还下达了一个指示：不许查阅有关书籍。贝利小组经过顽强努力，终于制成了一种高达1000个计算单位的高频放大管。 在完成了任务以后，研制小组的科技人员都想弄清：为什么上级要下达不准查书的指示？查阅了有关书籍后，他们全都大吃一惊，原来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如果采用玻璃管，高频放大的极限频率是25个计算单位。"25"与"1000"，这个差距有多大!后来，贝利对此发表感想说："如果我们当时查了书，一定会对研制这样的高频放大管产生怀疑，就会没有信心去研制了。" 显然，贝利小组的成功首先是思维突破的成功。如果贝利小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预先查看了书本，并且知道了"极限频率是25个计算单位"的答案，他们能不能取得现在的成果，恐怕很难肯定。对创新者来说，现有的理论通常是最容易限制人们思维的藩篱。
思维能否突破，是创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思维变革的深度决定了理论创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