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旧的经济决定论及其新版
人人都道有钱能使鬼推磨。
—《酒店》（1972）
正如歌舞片《酒店》中所唱，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虽是一句老话，但时至今日仍耐人寻味。关于金钱，《旧约》和《新约》中均有提及，我们来对照这两句话：“金钱万能”（《旧约8226;传道书》10：19），以及“对金钱的执迷乃万恶之源”（《新约8226;提摩太前书》6：10）。贪欲在摩西律法中固然被视为难赎之罪，可正如上述第二条警句所言，在基督教教义中，即便转转致富的念头也同样会受到责难。基督教中极具震慑力的灌输手法之一，便是断言富人将被摒弃于天国之外。俗语说，一个富人进入天国之不易，更甚于一头骆驼穿过针眼。
幸而这些陈规旧律没有吓退人们赚钱的念头，否则西欧也不能成功完成从封建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当然，这些教条在抑制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方面毫无作为，它旨在安抚那些不名一文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又能让那些腰缠万贯的富人们心怀愧疚。这一石二鸟之法对一个试图网罗人心，又寻求上层精英阶级丰厚捐资的组织而言，无愧为上上之策。
道德与金钱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造就了近代史上一个最成功的“世俗宗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令人厌憎之处在于它所奉行的“赤裸裸的自我利益”以及“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将加速其灭亡的论断，按说也是科学的、客观的。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势不可当的崛起推翻了封建制度下的贵族秩序一样，进而言之，工厂里集结起的一贫如洗而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势必也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统治阶级。《资本论》痛斥资本主义的累累罪状，宣告它即将到来的灭亡，预言审判正等着那些无视历史进程和目标的人，他们终将受到历史的清算。
我们也可以把理查德8226;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解读成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一次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批判。该剧的核心论点便是金钱，抑或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开采加工过的黄金，即权力。在第一幕中，莱茵河的仙女便告诉侏儒阿贝利希，莱茵河黄金铸成的指环可使他脱胎换骨，赋予他无边法力，全世界财富尽归其有，但有个条件，他唯有舍弃爱情的力量，唯有撒手爱的欢乐，方能获取魔力，将莱茵河黄金幻铸为指环。换而言之，便是财富与情感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阿贝利希起初对莱茵河仙女色胆包天地求爱，已招致断然的拒绝和耻笑，故而此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财富。更意味深长的是，他是靠窃取黄金来完成他第一笔资本积累的。
这还不是唯一一处经济象征。紧接下来的一幕便着重于众神之王沃坦和刚为他盖成沃尔哈拉神殿的巨人发生的合同纠纷。而在第三幕中，经济象征更为明显。此时的阿贝利希已摇身变为冷酷无情的尼布尔海姆之主，在尼伯龙根的巨大金矿里，毫不手软地榨取着他的侏儒同胞们的血汗。正如他同样卑劣猥琐的弟弟米梅所唱，他的同胞们原是“无忧无虑的金匠，为女人们打造细软，为尼伯龙根装点门楣，劳作之际充满欢声笑语，而如今，这个恶棍将我们驱使，在洞穴中为他卖命……无休无止，不得安宁”。阿贝利希高压之下马不停蹄的工作节奏化为锤敲铁砧的急管繁弦，令人过耳难忘，而在稍后齐格弗里德为父亲重铸诺顿剑时，我们再次听到这段组乐：这大概是将武器锻造谱写成曲的先例吧。
当然，如今仍倾向于夸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经济主题的严肃的瓦格纳研究者已经为数不多了，这出歌剧1976年在贝罗伊特上演时，阿贝利希头戴一顶高帽，齐格弗里德身着工人的蓝衣劳动服，但这种在当时来说颇有新意的创造，到了1991年就成了老调了。而从另一方面看，正是瓦格纳本人将当年烟雾笼罩的伦敦与尼布尔海姆相提并论，也正是在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时期，瓦格纳开始了对这出歌剧的首度构思，不久之后，他便跟随现代无政府主义创始人米哈伊尔8226;巴枯宁前赴德累斯顿的兵营（在此期间，两人勾画了歌剧《拿撒勒的耶稣》，并在剧中设计了一出渎神的十字架场景）。到了1876年8月，谱写完毕的《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时，瓦格纳已然褪去年轻时激进的政治观念，但是对于那年刚满20岁的爱尔兰年轻剧作家萧伯纳而言，瓦格纳歌剧中的经济意象仍是跃然纸上：人们看到萧伯纳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一边研习《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歌谱，一边参看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法译本。在萧伯纳眼里，《尼伯龙根的指环》是一则影射阶级制度的寓言：阿贝利希是个“贫贱穷困，粗野下流”之徒，企图跻身上流社会，而嗤笑和嘲弄让他认识到，只有成为百万富翁才能将那个社会踩于脚下，此外还能购得一位美丽优雅的如意夫人，他别无选择，只能像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们每天所做的那样，弃绝爱情，而选择将金钱攫于手中。
瓦格纳这出气势恢弘的歌剧中，关键之处在诸神偷走了指环之后，阿贝利希加诸指环的一道诅咒：
我以金子赋予我的无尽魔力诅咒：
无论何人戴上此戒都将招致死亡，
拥有此戒者将忧烦无尽，
无缘此戒者则嫉妒钻心！
世人皆欲图夺魔戒，
可无人能从中得到欢愉！
占有者的守护终为徒劳，
因为它只会给他招来死神！
在《诸神的黄昏》一幕中，这道咒语终于应验，齐格弗里德遇害，此幕结尾时，布伦希尔德纵身跃入齐格弗里德的火葬堆，她把魔戒扔回莱茵河，并点燃了沃尔哈拉神殿，神殿在熊熊烈火中轰然坍塌。
无独有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也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类似下场—这部巨著虽在美学上逊于《尼伯龙根的指环》，但其意义却远胜之。在第32章中，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段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个人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使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靠自己劳动挣钱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此处“小财产”与“大财产”颇有些暗示性。另外，和瓦格纳一样，马克思也预言了清算的这一天：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之后德国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奥古斯特8226;倍倍尔在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之诸神的黄昏”论断时，也作了一个类似的阐述。
《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走上沃尔哈拉神殿的毁灭之路的提法并非马克思首创，套用瓦格纳的术语，这一提法实为19世纪文化的主流旋律之一。从小处来说，这种经济现代化导致社会秩序分崩瓦解的主题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在西奥多8226;冯塔纳出版于1899年的怀旧小说《施泰希林》中，格罗布索夫当地一家玻璃厂即象征了勃兰登堡公地古老乡村秩序的逐渐没落和消亡，正如老容克贵族杜勃斯拉夫8226;冯8226;施泰希林所哀叹的：
他们……把（他们生产的蒸馏器）送到别的工厂去，然后他们就立刻用这些绿瓶子蒸馏器装各种可怕的东西：盐酸、硫黄酸、发烟硝酸……不管是亚麻布、棉布还是皮革，什么东西沾上一滴就会烧个小洞；什么都会被烧坏烧焦。一想到我们格罗布索夫人也参与进去了，欢天喜地地为这场世界大火添柴加薪，啊，先生们，我就痛苦万分。
这类表现资本主义与伴随而至的道德秩序的分崩朽坏的文学作品也并非局限于德国。在狄更斯的小说《董贝父子》中，那些穿越伦敦的铁路象征着毁灭和死亡。在左拉的小说《金钱》中，一家银行的兴衰隐喻着路易8226;拿破仑第二帝国的朽败。莫泊桑在小说《漂亮朋友》中，也以类似的笔触描写了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一位有着漂亮外表的年轻人的卑劣行径—在这本小说中，一切人际关系都屈从于股票交易。
今天历史学家们仍在探讨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激进分子提出来的：为什么资产阶级倾向于专制贵族统治，而摒弃工人和手工业者的运动？（在理论上）他们与后者的利益是共通的。马克思在《路易8226;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给出了一个答案：只要中产阶级的经济抱负不受阻遏，他们就乐意放弃他们的政治抱负，让旧政权掌握实权，以换取保护，免受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的侵害。这一剖析模式影响深远。此后即便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会沿用这种马克思主义方式对历史进行解读，其中一典型例子即是将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脱离自由贸易主义而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经常被看做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大火”，是帝国主义竞争不可避免的后果。根据死后影响颇大的德国历史学家艾克哈特8226;柯尔的见解，魏玛时期德国之所以两面受敌的原因是：普鲁士重农主义者要求提高关税，从而激怒了俄国；而重工业者渴望获得更多的海军战舰订单，从而激怒了英国；而这两派都想通过“社会帝国主义”战略来反击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从而同时激怒了这两个国家。虽然这种剖析方法尚有欠完善之处，但其影响至今仍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模型的最大优势在其简单性。兰克曾劝导历史学家们应在每个时代的自身范围内逐段理解当时的历史，而利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历史学家们能够驾驭更大的课题和更长的历史时期。不得不提的是，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最为宏大的两部历史学巨著均出自马克思主义者之手：伊曼纽尔8226;华伦斯坦的《现代世界制度》，以及艾瑞克8226;霍布斯鲍姆的四卷现代世界历史，后者至1994年才得以完成。在最后一卷的《极端时代》中，霍布斯鲍姆论证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免于自身的崩溃，全赖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济、军事力量；而90年代苏联解体也仅仅是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暂时性挫败。霍布斯鲍姆承认，国有制度和计划经济在苏联可能是失败了，但无可怀疑的是“马克思将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而永垂千古”；并且，“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学说同样被公认为是撒切尔主义的“经济失败”。更进一步说，人口和经济加诸全球环境的压力，也在催生着一场“无可逆转的危机”。此外，全球经济建立于企业对利润的无节制的追求之上，这与可持续发展亦相抵触。但所谓企业就是要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在全球自由市场上开展竞争。再者，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隐患“蓄势待发”，而发达国家个人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将导致国家最终收回对经济的控制：“资源不再由市场分配，或至少对市场分配进行严格控制……这样才能预防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公共权威的恢复。”
霍布斯鲍姆以19世纪40年代惯用的末世论调为他的著作做了结束语：
造就那个世纪的历史力量仍在推动着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科技的迅猛进程将我们所处的世界俘获，这个世界被连根拔起，发生蜕变……我们知道，或者至少可以理性地推断，这不会永远继续下去……有迹象表明……我们到了历史性的危难时刻。经济、科技所产生的力量如今已经足以摧毁……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体系自身……到达了毁灭的边缘……我们的世界面临着外爆与内爆的双重危机……等待它的将是黑暗。
这段话让人不难联想到《边缘之外》这出短剧，剧中彼得8226;库克和他的追随者周复一周徒劳地等待世界末日。
新的经济决定论
我们无须再去质疑金钱（或称经济）推动着世界进程这条基本原理，我们所要做的是摒弃《圣经》中对世界末日到来的假设，并将现代经济发展史重塑为市场经济胜利之路。
在《20世纪史》一书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拉德福8226;德龙所撰写的内容可能会成为新的经济决定论的关键性文本。这本书无疑是对《极端时代》的修正。德龙所述的20世纪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由与繁荣的故事”， 而极权主义的极端行径像是两个全球良性增长时代之间巨大的错误历史转向。然而，书中的基本假设—经济变革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与霍布斯鲍姆的差异不大。根据德龙所说：
20世纪的历史总体来说就是经济史：经济是事件与变革的主要竞技场，经济变革也是生活中其他领域变革的推动力……经济变革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他领域的历史。也许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制造与使用日常生活必需品及生活便利设施，以及生产、消费和分配领域的变革，成为整个世纪历史的推动力。
即便是20世纪中期的独裁政体，也都“起源于经济上的不满，并在经济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人们互相残杀，死者无数，为的就是要决定该如何组织经济生活”。德龙甚至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不分析希特勒那疯狂的偏执念头—德国人若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就需要更好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即更多‘生存空间’—我们就很难理解二战为什么会发生。”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是大萧条时期经济管理灾难性政策的畸形产儿。只是在 20世纪最后的10年里，随着苏联解体和自由化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历史才得以继续1914年前上升的轨迹。
德龙宣称，现代历史主要的政治事件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这种观点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会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经济决定论几乎就是俗理成规。我将在之后的篇幅详尽地阐释这一思想的不同版本；在此阶段，概述一下三种典型的假设就足够了：
1. 经济增长促进民主化（经济危机则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家赛穆尔8226;马丁8226;利普赛特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著作，而且在像罗伯特8226;巴罗等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做的众多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巴罗发现，“经济繁荣与体验民主的倾向之间呈明显的正比关系”。用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8226;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若一个社会中公民的生活水准上升，那么这一社会就有可能变得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而生活水准如果停滞不前，那么情况就相反”。大多数读者首先想到的最明显的负面例子是：大萧条、 希特勒上台、法西斯的普遍兴起与二战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数不胜数的教科书中皆有叙述。下面是该论点的一个典型例子：
欧洲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政治与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使得希特勒在德国当权，并鼓励了法西斯运动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是，经济危机也是一场世界危机……特别是丝绸出口的损失给日本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日本农民及小农场主面临的窘境促使日本军队采取了新的扩张政策。
2. 经济成功保证竞选再次成功（拙劣的经济业绩则导致竞选失败）。根据一个政治学学派的理论，选民在选举时的取舍主要基于他们自己的经济体验和预期。用赫尔穆特8226;诺泼斯的话来说，就是“基于经济考量的投票……在民主国家的公民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得很多政客把连任希望寄托在“富足感因素”上，即认为一个政府是否得民心，在于其经济业绩如何。这一理论的一个流行版本正好解释了克林顿为什么在1999年的弹劾案中没有下台， 原因就是美国股市一路走高。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口号—“蠢货，经济才是硬道理”—成为该理论的一种简略的表达。
3. 经济增长是提升国际地位的关键（但是过于扩张的国际势力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在《强国的兴衰》一书中，保罗8226;肯尼迪认为经济学为解读国际关系史提供了钥匙：“世界军事强国之间平衡的变化都是继生产力平衡的改变而产生……胜利总是属于物质资源最雄厚的一方。”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盟国所具有的绝对压倒性优势， 这一假说初看起来具有说服力。即便是肯尼迪随后的话—所有强国最终都会因扩张无度而衰竭，因为它们日益增长的军事开支开始削弱它们的经济实力—也没受到很大程度的挑战。 当人们忍不住嘲笑肯尼迪关于美国会在苏联解体后扩张无度和经济增长过速这样的警告时，他却言之凿凿地说，美国听从了他的建议，因为自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他的分析也没有排除苏联因扩张过度先垮台的可能性。而《强国的兴衰》刚出版时，细心的读者可以推断出苏联将最先接近垮台的边缘这种论点。换言之，虽然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也许遭受了挫折，但经济决定论却没有。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与克林顿的成功都是经济起的作用。
解开金钱关系
真的是经济决定一切吗？
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重新审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用卡莱尔的话说，金钱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失败上，也存在于英美资本主义模式表面的胜利中。弗朗西斯8226;福山在他的新书中言称：“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历史“朝着明确的方向发展进步”。他所谓的“自由化民主”作为“科技发达社会的唯一选择”应运而生了。借用基因学术语，资本主义和民主果真是现代世界的“双重螺旋线”吗？抑或这两者之间是否仍存在不容我们忽视的摩擦因子呢？
首先要作一点说明。我不妨借用DNA来对人的天性作个简单而重要的提示：正如生物进化论学者所证实的，人类并不是经济人。亦如卡莱尔所知，人类并非仅受利润最大化驱使，“金钱很重要，但无论在天堂还是在俗世，它都不是万能的……金钱买卖关系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关系”。
经济理论在个人行为方面存在许多不同假设。新古典主义模型假设个人预期是理性的，即人们能够根据所掌握的信息作出经济最优决策。而其他模型则认为，个人预期很难作出快速调整，未来存在不定因素。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即使获得了足够清晰的信息，或有足够的时间研习，也很难对自身的经济利益作出妥善的评估。在面对简单的经济问题时，人们往往会受“有限理性”约束作出错误决定（即受成见和感情因素的误导），或者在基本的计算上出现错误（不会计算概率和贴现率）。心理学家还发现一种“短视贴现”的现象：人们在近期的低额收益和远期的高额收益之间，会倾向选择后者，然而当人们对收益急不可待时，他们会转而选择近期的低收益。远景研究学者发现人们有规避风险的天性，在确定的低额收益与不确定的高额收益之间，人们会选择前者；而在确定的小额损失和不确定的大额损失之间，人们会选择后者。
如果多数经济体制依靠信贷，那么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信誉，但信誉可能建立于简单的轻信上。19世纪后期的法国，特丽莎8226;亨伯尔靠着一个小匣子度过了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据说这个匣子里装有1亿法郎的持票人债券，而她是一个叫克罗夫的神秘的葡萄牙富翁（后又说是美国人）的私生女，她从生父那里继承了这笔财富。亨伯尔以这笔债券作抵押来借款，和她的丈夫在大军街上购置了一处豪华旅馆，又买下了一家巴黎报纸的控股权，并策划了让她丈夫当选为社会党派议员。1902年5月，当这个匣子最终被打开时，有1万人聚集在她家四周，但人们发现匣子里“除了一张旧报纸、一枚意大利硬币和一粒裤子纽扣外，别无他物”。
即使没有像亨伯尔的债主们那样失算，我们在作经济筹算时也常会受制于我们诸多的生理欲望：比如（根据新达尔文理论）根植于我们自身基因中的渴望繁衍的天性，我们在争夺配偶和食物时的暴力倾向，更不用说弗洛伊德所提出来的那些无法用生物进化论解释的情欲及各种病态行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他的行为动机无法脱离他身处的文化环境。正如马克斯8226;韦伯所说，即便是追求利润的原动力也无法达到无欲的纯理性的境界。那种为工作而工作的渴望既出于经济需求，也是一种生活信仰。而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下，人们可能会更偏好享受。又或者会为了赢得他人的尊崇而做出些“非理性”的经济行为，这是由于社会地位通常并不简单等同于购买力。
此外，人也是一种政治性动物。人们常以血缘、部落、信仰、国籍、阶级以及党派（也别忘了行业）为划分标准，将自己纳入某个群体中去，以满足人类两个基本需求：寻求安全感（群体可为个体提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安全保障），以及尼采所称的权力欲（它来自于统治弱势群体的满足感）。尚没有哪种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过充分的阐述，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可以维持多种的、重叠的身份，也因为人们通常可以容忍与其迥异的群体的存在，并且能与之合作互利。只有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人们才会接受一种排外的群体身份，而群体之间的竞争有时也会升级为暴力冲突。
本书的首要假设即为这些相互抵触的欲望—我们简单称之为性欲、暴力欲和权力欲—单独地或共同地压制着金钱动机（或称经济动机）。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事件和体制往往主宰了经济的发展，它们也是导致经济起伏不稳的主因（请注意我用了“往往”一词，因为经济动机有时也会占上风，或成为其他欲望的一个补充因素）。经济学家们对此心知肚明，却又讳莫如深。他们将这些干扰他们精心构筑的经济学模型的因素笼统地称做“外部冲击”，试图将其排除在外。但是将一场人为战争视为天灾地害显然无法让史学家们满意，作为任重道远的学者，他们既要研究市场关系，也要把这些“外部冲击”剖析明白。
诚然，政治学家们曾试图构筑一种政治变革的模型，本书在感谢经济学家们的贡献之外，也为这些政治学家们献上一份敬意。但是在史学家们看来，试图构筑并验证某个公式，以便解释战争的发生、民主的发展、选举的结果，其想法虽可敬，其可行性却让人怀疑。若能构建一些假说，并接受经验数据的检验，我们自然不会反对，它毕竟是揭示人类行为“定律”的最优途径。但是这种虚拟模型是否能经受得起经验数据的检验，我们深表怀疑。人类终究不是物理原子，他们有自由的意志，而这些自由意志并不总是理性的。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行为皆出于自身利益的假设，讽刺了人类行为先定论的观念：
你们好像肯定人会自主地放弃错误念头……肯定宇宙中存在自然规律，无论人的遭际如何，都与他的自由意志无关……人的一切行为都好像排列在对数表里，然后转到时间表中……这些对数表登记着详细的计算和对未来一切的精确预报……但是人们因为无聊，什么都干得出来……因为人……愿意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而不是按理性和自身利益的指令行事……人那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择，不管是多么荒诞不经的奇思，有时那近乎疯狂的幻想—就是最有利的自身利益，它无法归纳到任何表格中去……一个人可能会故意地、有意识地去做对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白痴的事……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最愚蠢的事。
历史也许是“宏伟的”、“多彩的”，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非理性的暴力：“他们斗啊，斗啊，斗啊；他们此刻在斗，从前在斗，将来也还会斗……所以你看，关于世界历史你说什么都行……但除了一件事，你不能说世界历史是理性的。”
本书的核心结论是，金钱并没有推动世界的运转，就如《罪与罚》中的人物不会按照对数表行事一样。而是政治事件，尤其是战争，造就了诸如税收机构、中央银行、证券市场、股票交易所等现代经济生活体系。此外国内政治冲突—不仅局限于开支、税收和信贷这类经济问题，也涉及宗教、民族等非经济问题—推动了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尤其是议会和政党的演变。虽然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但大量的历史数据表明，民主体制下的政策有时会损害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危机（如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有时却能促进民主化发展。
本书分为14章，每章就经济学与政治学相关联的某个具体方面进行阐述。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开支与税收、偿债承诺、政治经济学、全球力量。前三章讲述与开支和税收相关的基本财政体制的政治起源。第1章论述了战争如何推动近代国家的财政体制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成本从长期来看呈上升趋势，这一章将提出不同观点，另外这章会着重阐述军事开支是财政革新的主要诱因这一观点。第2章回顾了税收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是如何为了应对军事开支而发展起来的，以及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是如何在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国家里发生改变的。第3章阐述了税收和代议制之间的关系。税收的提高往往关系着代议制的发展和民主化的进程，而税收征收的紧迫性也扩大了征税机构的规模。第一部分最后将对国家福利保障制度的演变作个简要概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资源再分配，而不是国土防御。
本书第二部分探讨了公债体制的演变。第4章论述了国债发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接下来的一章讨论了处理债务过重问题的各种方法，并从中针对债务拖欠和通货膨胀作了进一步详述，此外还会细述中央银行作为公债发行机构和货币管理机构的演变。第6章讨论了利率，特别是公债收益率，并分析了各国的公债利率产生波动与差异的原因。
经济学者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从道格拉斯8226;斯诺以及其他研究政治体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学者那里借鉴的痕迹。我把基本体制框架设想成一个四方形，简单来说就是，18世纪，在急需战争经费的压力下，四大机构演进而成了一个最优组合。首先，如图1左上角所示，是一个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相比那些把大部分税金留归自己的当地资产所有者和税款包收人，食俸的税吏无疑更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其次，在代议制下，纳税人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议政，这也能够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在这种体制下，纳税人代表可以用纳税来换取立法权，并要求国家预算需经他们同意才具备合法性。再次，国债体系使国家在开支需求骤增的危急情况下（如战争），在取得税收收入之前，先行筹足经费。借债的有利之处在于，它使战争成本平摊到一段时间内，从而抚平税收波动。最后，中央银行不仅管理国债发行，还会从它所垄断的纸币发行中征收铸币税。
虽然这四个体制各自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但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才将它们的联合潜能发挥出来，当然汉诺威时期对这四角机制的运用还尚欠完美，但是当时英国的货物税税收署、议会、国债体制、英格兰银行所构成的某种程度上的四角机制，已比其他任何机制都要优越，尤其是优于法国当时的体制，法国当时的体制构成是：建立在出售官爵和税款包收基础上的私营化的财政收入体制，以最高法院为形式的代议制，散乱昂贵的国债体制，缺少中央货币管理机构。
英国的四角机制不仅在筹措财政收入方面优于其他机制，同时也为私营经济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派生利益。概括来说，首先，若要建立有效的征收机构，必先开展正规的教育体系，以保证能提供充足的既能读写又能计算的公务员。其次，议会体制无疑有助于完善私人产权方面的法律制度。再次，以长期国债为基础的政府借贷体制的发展能促进私营部门的金融创新。政府大量发行债券非但不会排挤私人投资，反而可以拓宽和深化资本市场，为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流通创造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在国家不再需要借债的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最后，中央银行基于对纸币发行和政府经常性项目的垄断，发展出新的职能，比如汇率管理和最终贷款人，这些职能降低了金融危机的风险和银行恐慌，从而稳定了整个信贷体制。如此一来，那些起初以战争融资为目的的体制也随之促进了整体经济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提高、法治的完善（尤其在财产方面）、金融市场的扩张以及信贷体制的稳定，这些都是工业革命在体制上的先决条件。
本书的第二部分探讨了三个假说，这三个假说把上文提到的财政体制与政治联系起来。第一个假说是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根本社会矛盾存在于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他们的收入分别来自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第7章对社会矛盾提出另外两种假说：一种假说认为现代社会的矛盾存在于不同的财政属别之间（国家雇员、纳税人、债券持有人、福利受益人）；另一种假说认为现代社会的矛盾存在于不同世代的各代人之间。而上文提到的实行四角机制的国家，它的一个明显的薄弱点就是这些不同群体将发生冲突。如果一个国家累积的债务过高，而又主要通过征收间接税来偿还债务的话，它很有可能面临较穷的消费者的政治反对，原因是它的财政政策产生了累退性的分配效应。而如果这个国家想通过债务拖欠或通货膨胀来削减债务，而它的国债持有人人数又较多的话，它同样也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第8章着重论述了四角机制的国家第二个薄弱点：当权者总试图通过操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它掌握货币政策控制权的话），来提高自己的民众支持率。民主政府的支持率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经济表现？当权者真能操控商业周期以增加再次当选的机会吗？第8章对政治支持率和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细致的分析，并驳斥了那种简单地认为当选与经济成功存在必然联系的观念。但显然，政客们仍抱着这种观念。
第9章从公共财政转向论述政党财政，这一章探讨了日益增长的竞选费用所带来的后果。政党，这个民主制度的关键构成，无法再依靠广大党员的会费，继而越来越依赖富有的个人或纳税人，这事关重大吗？腐败现象—“行为不端”—能从经济角度而不是从道德角度解释吗？在这一章中我将再次展示四角机制是如何遭受内部破坏的，这次是处于四角机制边缘但仍相当重要的机体—政党，一方面它的竞选机制是民主制度的体现；而另一方面，它的腐败也对四角机制造成了损害。
行文至此，我们主要探讨的都是国家内部的体制发展。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把讨论提升到国际层面。第10章从历史视角对金融全球化进行考察，着重分析了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是如何将四角机制模式推广到别的国家的。从理论上讲，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若配以相应的国际商品、劳务市场的自由化，将促进三者的综合提高。但是以往的全球化经验表明，资本的自由流动常由于政治事件的影响而发生剧烈波动，而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动则可能引起国内的政治反应。
第11章探讨了限制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两种方法：固定汇率和国际货币联盟。这一章特别提出了以下这个问题：在各个成员国仍然对自己的财政政策保留着自由决定权的情况下，这种金融联盟还能维持多久？
第12章转而考察民主全球化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的普及之间的关系。如我们所见，人们往往认为经济增长和民主化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的关系真的比“双螺旋”模式更明晰吗？这个问题引入到四角机制里就是，议会这一角的民主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角的体制乃至整个机制模型。
第13章探讨了种族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个问题：世界是通过超国家联盟走向统一，还是根据国家的自决原则走向分裂？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议题带回到开始之处，即战争。这一章把军事力量和财力联系起来。这里对经济资源和利用这些资源达到政治目的的财政机构作了区别。相比独裁政权，议会制政权的财政体制更具优势，尤其是四角机制，这也让议会制政权在国力潜能上领先于独裁政权。然而，民主国家往往缺少政治意志来充分调用国家实力。在没有外来紧急威胁的情况下，民主国家将资源从军事用途上转离，财政体制更多地被用于国内资源再分配（即建设福利国家，而不是战争国家）。民主国家这种非军事化的倾向使它更易受到生产率较低但短期摧毁力较大的专制国家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衰落以及当前美国地位的脆弱，其原因在于军事扩张不足，而不是军事扩张过度。
让我把我的论点简化为考试风格的问题吧，你将从书中的每一章找到对它们的解答。
1. 现代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战争的产物？
2. 是否存在税收的最佳结构？
3. 议会化和官僚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4. 国债对国家起到怎样的作用，是削弱还是加强？
5. 为什么国家债务过高会导致债务拖欠和通货膨胀？
6. 国家借款时，是什么决定了借款利率？
7. 对于资源分配的矛盾，是从阶级的角度理解好呢，还是从世代的角度理解好？
8. 经济繁荣能够提高政府的支持率吗？
9. 政党应如何筹资？
10. 金融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11. 汇率体制和货币联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国际金融稳定？
12. 经济增长会导致民主化或相反的结果吗？
13. 世界在政治上变得更为分裂还是更加统一？
14. 民主强国是否会因为军事扩张不足而变得脆弱？
最后一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美国不太像100年前的英国？因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若没有一只帝国之手对经济全球化实行引导控制，任其发展下去是危险的，总有一天会因为放任自由而受到惩罚。
在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上，本书质疑了新的和旧的经济决定论。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但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尤其是认为从资本主义到民主有着简单的因果链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种关系的一个形式确实产生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幸运结果，即西方的双螺旋发展。但是金钱关系也像DNA一样能发生突变：民主有时也能遏制经济增长；一场经济危机有时能削弱独裁政权；有时即使经济陷入困境，民主依然繁荣；有时经济的增长会加强专制统治。
不应把生物学的类比扯得太远。由于人类意识的复杂性，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不像自然世界，它几乎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正如卡莱尔所说：“真实的历史……是个始终存在、时刻运转着的混沌状态，而一个又一个混沌体从无数元素中显化出来，而这种混沌体……就是历史学家要进行描述并做出科学测量的东西！”我仍然相信，历史是一个混沌的进程，用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决定论的系统中随机运动”。经济与政治的因果关系确实存在，但这些关系如此复杂，任何想把它简化为具有可靠预测功能的模型的尝试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我应该强调，图1介绍的四角机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模型，它并不提出预言，它只是本书所描述的体制结构的简化版，整个现代历史就是在这个结构中产生的，但这个历史也是由有着自由顽强意志的个人创造的。英国在18世纪衍生出这套官僚机构、议会、国债和银行的独特综合体制，从而一举建立了帝国、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英国的强盛程度却是取决于一些可能会犯错的男人（最近也有女人）是如何使用或滥用这一体制。萨缪尔对此一如既往地表述精准：
历史学家们犯的普遍错误……就是以为在政治中也和在物理中一样，每个结果都有其相应的起因。在物质对物质的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动能等于推动力的大小；但在生活运转中，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这条定律都无法成立。自由意志的无常表现无法用数学来计算。
“nexus”（关系）一词来自于拉丁文“nectere”，为捆绑之意。这似乎是本书最理想的标题。说来也怪，本书缘起于研究国际债券市场。在研究过程中，我认识到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只是我需要考虑的诸多关系之一；而在许多方面，债券市场之所以有意义，恰好是因为它与这些关系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候选人和选举人之间不明言的契约关系，以及国家之间契约关系。这些关系的弱化通常反映为债券市场走低，因为政治的不确定性会降低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彼此的信心。
假如本书能让读者有一点受益，我希望他能够认识到，即使在债券收益率这么“干涩”的领域中，也能看出卡莱尔的“始终运转着的混沌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