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坐上北京地铁昌平线，沿西二旗往南邵的方向开出不久，就会看到，右侧路边的一个厂区内，停着数排重机设备，而正对厂区大门的综合办公楼上，“品质改变世界”的字样格外显眼。这里就是三一产业园的北京所在地，三一重机等数家公司已扎根于此。 自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透出总部迁京的信号算起，已有一个多月。这期间，三一的搬迁一直在低调中进行。三一重工一位管理层表示，三一新总部基地也将落户位于回龙观的三一产业园，该园目前已入驻三一重机、三一电气、三一科技、三一工程机械4家公司。“即便最终搬迁，也就涉及几百个人，根本用不着太大的地方。”该人士说。 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即传出三一重工将要由湖南迁都至北京的消息，社会上对此议论纷纷，对此，我也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三一重工为何而迁都？是为了政治资源及更好的发展环境而迁都吗？ 一位曾在三一集团工作多年的前员工“在国外能告奥巴马，在长沙只能当(受气)小媳妇”的怨气还是暴露了三一重工迁京的真实心态——与当地政府在三一与其兄弟企业的长期“内斗”中“不作为”有关。 三一重工近年来屡屡出现公关危机事件，“行贿门”和“间谍门”等事件让三一重工的企业形象受损。三一和中联重科的行业内斗也是公开的秘密，媒体亦有爆料称，“最近两年随着工程机械行业整体趋淡，无论在销售策略，还是企业形象方面，双方的争斗都有升级之势。而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鲜有公开充当‘和事佬’的时候。” 谭小芳老师表示通过释放总部迁京信号，对湖南省和长沙市两级政府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三一集团的“出走”，目的就是为了让作为工程机械重镇的长沙感到失落。然而，面对喊了多年的“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口号，三一重工不检讨自己的言行，而将过错归咎于当地政府的做法让人觉得有些小家子气。 “行贿门”和“间谍门”与当地政府毫无关联，企业间的竞争也不应该由地方政府插手出面解决，与同行搞不好关系，也当地政府也难以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具备良好的谈判技巧，期待通过“总部迁京”的方式反咬一口，认为是“湖南地方政府的不支持”自己是“受气小媳妇”而离家出走，达到混淆视听，转移“间谍门”的压力，不能不说也是一步“好棋”。 三一的高管都众口一词的说三一重工迁都是因为不堪忍受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因为对手动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甚至是动用公检法等国家机器来压制三一的发展，三一不堪其扰，所以不得不迁都。我认为三一的迁都虽然与中联重科有莫大的关系，但这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要知道，三一称自己是不堪对手的恶性竞争才迁都的，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三一重工自己恰恰是这种恶性竞争的始作俑者，在很早的时候，三一就以各种方式从中联、徐工等企业挖墙脚，使得工程机械行业的很多企业对于三一都没有好感，中联也是在三一采取各种手段之后才采取措施反制对手的，如果说不堪忍受恶性竞争，应该是双方都有而不只是单方面存在的。 既然主要不是为了回避对手而迁都，那三一是为什么而迁都呢？谭小芳老师认为认为，理由就一个：为了政治资源及更好地发展环境而迁都。中联为什么能够在各种兼并及在对三一的斗争中略占上风，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中联手中掌握着比三一强大得多的政治资源。
中联老总詹纯新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湖南的高官，中联一些高管的家属也在省里面担任着要职，这就使他们掌握了丰富的政治资源，这种政治资源在用于对三一重工做斗争之时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詹纯新自己也说过，“常德下面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曾多次找其汇报工作”，大家想，能够让一个地方官来当面向其汇报工作，可见詹纯新的影响力不低、“官位”不小（虽然詹本人并没有担任任何的官职）。 三一重工对于这点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三一果断的把总部迁往北京。再则，搬到北京之后，三一更能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获得贷款、获得审批也方便多了，这点则是长沙比不了的。 根据谭老师的判断，三一重工之所以会以免受中联重科恶性竞争为理由解释迁都的原因而不以获取政治资源为理由解释，主要是获取政治资源这个理由太敏感，不太好说出口，所以就找了那么一个借口以掩人耳目（避免恶性竞争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 三一在湖南虽然是数一数二的企业，但到了北京就不一定了，这就意味这三一到了北京之后受到支持的力度不一定会比在湖南强。而且，从工程机械配套产业的角度，北京也是远远不如长沙的，毕竟它不是专业从事工程机械生产的城市。 湖南的企业迁到外地去发展得不好的例子是存在的，如长沙的远大，迁到北京去之后不过几年的时间又回到了长沙，并且规模也没什么扩大，只是勉强保住了其产值而已；长沙的创智科技，迁到深圳之后，这家一度号称比华为、中兴还厉害的企业最后闹得破产；株洲的太子奶集团，迁到北京之后发展也并不顺利，最后它被重组了。这些前车之鉴，值得三一重工的管理者们好好研究。 在中国，民企发展的困难程度超乎人们想象，所以三一在其规模发展得越大的时候就越要获取政治资源与政治保护。由于缺少必要的政治保护，所以三一所遭受的麻烦和各种磨难远甚于中联。在中国，企业的经营手段和竞争力虽然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政治资源。没有政策的支持，就没有企业的发展。世界五百强中国的60几家上榜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国企就是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