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二百名人生实践者经验总结：开放你的人生》
我们生活当中常有的误区，就是把宽容当成利人损己，不愿意理解别人的难言之处。实际上，这是一种寻求长期利人利己的双赢战略。就算不能达成协议，不能进行合作，因为理解和了解，也可以为下次合作保留机会。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没有围墙的学校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书时的惊讶。当时惊讶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细节，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被称为"加拿大的哈佛"，MBA教育排名加拿大第一、全球第十，但这所名校居然没有围墙，一座座古老的房子隐身于道路、树木、社区之间。 在国内，校门和门牌向来是竞比"硬实力"的重点。国内从中学到大学，鲜有不设围墙的学校，许多大专、中专、中学甚至采取封闭式管理。 后来，我游学欧美，发现不只是加拿大，美国、欧洲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围墙，学校通常与社区融为一体，"哈佛园"可算是特例。美国的国会和白宫，也只用灌木或者铁艺间隔，并不阻挡建筑与社区的融合以及游人的参观留影。这也让我常常想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许多人常常问：中国学生为什么比西方学生普遍要听话、内向、被动、循规蹈矩、个性意识差、缺乏创造力？换句话说，为什么西方学生总要显得开放一些？ "围墙"就是回答。 中国从封建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所积蓄的"围墙"文化，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有客观的体制原因，也有许多主观原因：譬如基于私利，许多个人、部门、企业希望通过"围墙"形成自己的垄断利益。 当年为中国加入WTO经历唇枪舌剑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就曾举例说：行政审批和行业垄断中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开放意识成为主流的最大阻碍，很多人反对开放常常是为了自己个人、部门、小集团的利益："我自己做过那么多年的谈判，我感到在谈判当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掌握着审批权的那部分人，他们往往是反对派。" 我在中国侨联华商会的会长会上，经常与燕京华侨大学的校长华生见面。他甚至把中国经济学的问题都归之于我称之的"围墙"文化，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主流，即缺乏标准和规范，缺乏什么是好什么是差的比较和评价。"原因是："从老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大家都有小圈子。"并且，"如果只是搞小圈子，自己关起门来弹冠相庆，不同门派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主流经济学。" 美国名校、台大与大陆大学的区别
逝世多年的傅斯年先生，学生时代是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教师时代曾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和台大校长，他对大陆的大学与美国名校、台大的区别曾有过一些偏激却不失一些道理的比较，也可算是一家之言：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也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才。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也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才。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这也不奇怪，丛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这样呢。" "围墙"所防范的最大敌人，正是独立、自由、公平。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认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和超越："做事从个人利益考虑，作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为学者却不能这样。比如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不能只想自己的村子怎么致富，不能说你在北大，就只想着怎么让北大致富。学者要看得更远，超越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