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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步入国学管理大道：让管理脱下洋装》
4.考据派 最近媒体推出了一批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之后，引来了一些人的诟病，他们在这些讲座中寻章觅句，借作者的一些“硬伤”来贬低甚至抨击作者。我们承认，做学问的确应该保持一种科学的态度。但是中国古代的很多经典向来就有不少学派和不同的解构，谁也不敢称自己就是最正统的权威，应该允许见仁见智，百花齐放。更何况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批致力于用通俗的语言向大众普及传统文化的人士，你可以在象牙塔里继续自己高雅的校雠考据，但不必对别人的宣传说三道四，如果实在看不惯，有工夫的话自可以屈尊也写出一批受大众欢迎的“科普读物”来，为弘扬中华文明作贡献。更何况“国学”在产生之日起，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门“实学”，它更讲究的是对我们的现实工作究竟有什么用处。作纯学术的研究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因此最近在一些知名学府兴起举办的“文化管理硕士”班，也更多的是从思想或者管理哲学层面上，就社会责任和价值皈依问题坐而论道，颇有些形而上的味道。总之，那种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其实是把权术当成了管理，污染了人们的心灵，而讲哲学的中国式管理又偏重于务虚。我们需要的是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加以认真梳理，然后再与管理实际相结合的做法。要真正能指导中国管理走向系统、科学，应当是能够将中国社会运作机制、企业运作机制解析得更加实用（而不仅仅是合理）的管理理论和技术，是能够雕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思想、行为的文化体系，是能够促进中国企业长足发展、社会经济繁荣昌盛的文化传承性与开创性结合良好的先进学说，而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因此必将是创造多于因袭，务实多过务虚的。所以我们倡导的仍然是毛泽东的那句伟大教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既反对“食洋不化”，也反对“食古不化”！ 5.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咱们老祖宗的这些遗产呢？首先我们应该以一种理智的态度来对待之。早在60多年前，毛泽东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这是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倡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同仁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致力于这一“总结”和“承继”的工作，做出了许多可喜的成绩。朱镕基曾明确地指出：“中国缺少的是博古通今，既懂西方经营管理，又懂《孙子兵法》和《共产党宣言》的企业家。”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说：“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只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