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红色管理》
错误路线的指引，必定会造成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 在1933年9月开始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客观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和估计，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奉从共产党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为军事指挥上的“太上皇”。李德实际上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实施一系列错误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 每当毛泽东因军事问题同秦邦宪发生激烈争论时，李德总是站在秦邦宪一边反对毛泽东。李德诬蔑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游击主义”和“逃跑主义”，在反“围剿”中完全照搬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经验和苏联军事学院的教条，使红军在作战中连连失利。
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数次提出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却一再遭到李德等人严词拒绝。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了，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使红军丧失了除陕甘苏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归因于军事路线的失败，但透过军事路线的失败，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还是一种政治路线的失败。由于路线的不正确，引发了指导思想的错误，在战略方针的选择上出现了很大的区别。 那么，这引发了我们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什么样的路线才能成为正确的路线？正确的路线从何而来？ 在红军长征途中，也存在着路线斗争。张国焘在红军途中另立中央，再一次将中国的革命拖向险境。党中央认为张国焘推行的是退却逃跑主义路线，而张国焘反戈一击，指责中央北上是一种无休止的退却，是一种害怕敌人的逃跑路线。 红军没有被大自然的险恶所征服，没有被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所摧垮，却因内讧而分裂，使党和红军走上了突围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走的一段最为艰险的路程。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势单力薄地迈开了艰难的双脚。 张国焘拉着左路军南下，面临绝路一条。 谁是谁非，许多红军官兵一时还难以弄清。但他们都认准一条：分裂对敌人是有利的，对自己是有害的。 王明与张国焘都犯了路线错误而不自知，完全在于他们没有着眼大局的远见，这种远见需要具备超脱战略之外的视野，这种远见和视野，就是要着眼于民族大义，从历史变局中找到规律。 如前所说路线解决的是途径问题，共产党在为自己设立了正确的纲领和伟大的愿景之后，就面临着怎样实现这个愿景的问题。要形成正确的路线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以及鲜明的纲领为基准不断地对路线进行纠偏。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时间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来抵御帝国主义，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起来，中国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毛泽东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道路，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和军事战略，领导党和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以思想理论为武器，最终打开了局面，这是一种大智慧，而这种智慧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古人云：“唯持大道者，方可图天下”，这句话实在是大有意义的。 农村包围城市：选择什么道路最重要 在企业管理之中，路线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呢？在路线的建设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向共产党学习呢？ 目前中国的管理界，讲外国的多，讲中国的少；讲微观的多，讲宏观的少；讲经济的多，讲人文的少。注重实用主义本来是件好事，可惜的是，很多的企业管理思想缺少高度，这使我们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大道”和法则可言，企业往往只是停留在具体的策略和制度流程方面，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效率，但是却丢掉了根本。中国的企业只有彰显人文，继承传统，体悟大道，运用智慧，才能把握未来。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光凭一些个策略，凭着具体的几次起义，几个战争，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攻城掠地之后，除了留下对手的尸骨和缴获的财富之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原本可以因此而创下长青的基业。但是它却没有，因为它做不到，因为它除了打仗就什么也不会。这就是“战争机器”的宿命。 今天的“销售机器”何尝不是如此呢？“销售机器”的长处在于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生意人”，而短处也在于他仅仅是一个“生意人”，而不是“企业家”，更不可能是“大家”。因为“生意人”做的是交易，无论多么高明，但终究还是交易。交易过后，除了已经赚到手的钱，一切都会荡然无存。“企业家”则是一个园丁、设计师和牧师（如张瑞敏），他的使命，更在于培植一棵长青的大树，即便失败了，他也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思想的痕迹。 1928年至1930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中，初步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1936年至1939年，他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将之发展成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彻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