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玩转华尔街：财富公式》
除了枪械，凯利的另一大爱好是橄榄球，他从不错过美国职业联盟和大学联赛的比赛。他曾经在面包板上用电阻元件设计了一组线路，用来预测橄榄球比赛的比分结果，各支球队的胜负记录分别由不同阻抗的电阻表示。 凯利的妻子名叫米尔德里德 帕翰姆。夫妻两人都非常热衷打桥牌。两人有三个孩子，名字分别是帕特丽夏、凯伦、大卫，一家人住在新泽西州伯克利海茨霍利格兰南街17号的一所房子里。 凯利在贝尔实验室有个好朋友，名叫本 洛根，也是得克萨斯长大的。每天早上，凯利和洛根都会一起喝咖啡，然后就钻进洛根的办公室。一进洛根的办公室，凯利就会把脚高高抬起，放在黑板下沿放粉笔的槽上面，点起香烟悠闲地抽起来，不时把手在空中一挥，漫不经心地把烟灰朝烟灰缸的方向掸一下，但是烟灰似乎从不听凯利的话，总是直接落在地上。一支烟抽完之后，凯利就立刻再点一支续上，还把抽剩的烟头郑重其事地在地板上踩灭。如果在研究工作中碰到什么难题，凯利就会把后背靠在椅子上，把脚抬起来，深深地抽一口烟，然后把自己的真知灼见娓娓道来。曼弗雷德 施罗德和比利 克洛维都认为在贝尔实验室里除了申农之外凯利的头脑无出其右者。 直到申农准备离开贝尔实验室时，凯利和申农两人才认识。我听说过一桩关于他们两人的轶闻。据罗伯特 法诺回忆，申农和凯利两人都曾经到麻省理工学院做过访问学者，时间大约在1956年前后。有天晚饭后，两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遛弯，从克里斯捷礼堂前面经过。克里斯捷礼堂是由芬兰建筑大师埃罗 沙里宁设计的，外观呈穹顶状，不是很高，与建筑的占地面积相比屋顶显得非常单薄，像个蛋壳一样。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经常做一个游戏，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爬到克里斯捷礼堂的屋顶上去。听说麻省理工有这么一个习俗，申农和凯利两人立刻脱了鞋，开始向礼堂的圆顶上爬去。但是，校警随即出现，阻止了他们。当时罗伯特 法诺费了好一番口舌才使这两位来自贝尔实验室的"贵宾"免于被拘留。 凯利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涉及了很多研究领域，一开始他主攻电视数据的压缩。由于这项研究，他接触到了由申农创立的新学科信息论，并通过大量阅读把信息论吸收到自己的研究方法之中。凯利还曾经研究过人声合成这个课题，也就是教机器说人类的语言。贝尔实验室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对人声合成产生了兴趣，为这项研究投入了无数的时间、财力和人力。人声合成就像中世纪流行的炼金术一样，研究者总是坚信只要再花几年时间，再投入一些资金就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他们所期冀的突破性进展始终没有来临，至少凯利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 研制会说话的计算机的初衷是为了节约信息传输的带宽资源。在1930年代，贝尔实验室的荷马 杜德利觉得可以把电话通话人的声音压缩成音标文本传输，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直接传输模拟信号的声音的方式。按照杜德利的设想，可以把通话人所说的内容分解成一系列的语音单元，每个语音单元对应一个代码。这样，电话线路只需要传输相应的代码就可以了，而在线路的另一端，电话机将把代码恢复成对应的语音单元，以最大程度重新再现原来的声音和语调。这个系统当时称为人声编码器。在1939年世界博览会的装饰艺术展厅里，杜德利还向公众展示了一台人声编码器。使用杜德利的人声编码器，原来只能同时传送一次通话的线路可以同时传输20次通话，但缺点是人声编码器的复原功能太差，恢复的声音几乎听不出是什么内容。
但是，贝尔实验室还是对人声解码器的研制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直到1961年，申农的妻子贝蒂的前任老板约翰 皮尔斯还曾经表示有意把人声解码器的研究扩大到电视和视频电话的领域。皮尔斯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想象一下，我们可以在接收端安装一个橡胶做的人脸模型。"如果按照约翰 皮尔斯的想法办，美国所有家庭就会都在屋子里安装一个假人头，当有人打来电话时，这个假人头就会再现来电人的表情和声音。相比之下，约翰 凯利研究的人声合成课题要先进得多，而且也更有章法可循。通过翻阅字典上的音标，几乎所有的单词我们都可以正确发音。凯利希望通过对计算机进行编程也达到同样的效果。凯利通过穿孔卡片把音标拼写输入到计算机里面，然后，计算机就可以根据输入的音标按照固定的规律把所有单词清楚地发音了。但是，凯利和同事们发现，通过这种方法合成的语言意义含糊，而且断句错误非常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