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单位》第80节:行为整合(11)



系列专题:《走出单位》

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都是精细的、多层的、多面的和流动的,其语言也会反映和表达这些特性。学术界有学术话语,政府有政治话语,商界有商务话语,市民有市井话语,从一个人的话语特征我们常可以知道他的职业和专业背景,甚至所属阶层背景。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决定了人们使用不同的话语并形成某种话语习惯。在话语之外还有语境,即话语的场合或圈子。人们依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调整自己的话语,以便适合具体需要,比如工作的时候使用商务话语,在家里使用生活话语,在研讨会上使用专业或学术话语,跟不同阶层的人讲不同阶层的话语。这些对外国人来说是难以把握的。

   我第一次听不懂别人的话是在美国一个中上阶层的社区画廊里。那是个富人区,居民热衷于资助艺术活动,轮流为艺术家提供画展的经费,并为参观者提供酒水,气氛接近沙龙。带我去的同事把我介绍给他认识的人,其中有个女作家,一张口就把我噎住了—我没听懂。我笑了一下扭头看同事,他用我听得懂的普通英语重复了那个问题。她的话若换作文字拿给我看,我不会不懂的,但我以前从没有听人那样拽文地说英语。第二次的经历是在论文答辩会上,那个我平时非常熟悉的教授一反常态,拽文得厉害,第一个问题就让我没听懂,好在我不容易紧张,听不懂我就微笑,转移视线看我的论文导师,他便巧妙地让我明白是什么问题,大家都不尴尬。虽然顺利通过了答辩,我还是对那个问题耿耿于怀:我可以读懂社会哲学的经典著作,为什么会听不懂一个跟我的论文相关的问题?原因当然是我不熟悉美国学者圈子的沟通话语。这样的遭遇以后肯定还会有,它们提醒我继续学习英语和它背后精细的文化,而不是浅尝辄止。

   作为国际经理人,英语几乎是唯一的工作语言。中国经理人的英语多半还只够表达基本的意思,远达不到精确、婉转、细微、周到的程度,也就是说还谈不上有什么语言修养。这是不够的,也是一种重要能力的欠缺。

   文化学习能力

 《走出单位》第80节:行为整合(11)

   有一位英国经理人几年前来中国分公司工作,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对中国的了解只限于旅行手册介绍的内容。但他对中国有强烈的认知欲望,他的认知行动从日常生活开始:跟老师学中文,到秀水街买东西侃价,坐火车旅行,手里拿着快译通跟旅途中遇到的人聊天。通过阅读,他了解中国的每一处风光和历史古迹。他的旅行基本都坐火车,他说在火车上可以接触当地人,体会当地风土人情,分享当地人的生活。他不仅去城市,也去乡村;不仅去敦煌和丝绸之路,也去内蒙古和东北。我最近一次跟他交谈时,他正在阅读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书。

   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依靠个体的文化学习能力。文化学习取决于几个因素,即意愿、消费价值观、兴趣领域和自我评价。

   文化学习的意愿一般人都会有,只是强弱程度不同。强烈的意愿能让学习坚持长久,反之则不长久。消费价值观指的是肯不肯在文化学习上花钱。越来越多的人用自己的积蓄在业余时间进修或攻读学位,但很少有人花钱去听音乐会、观赏戏剧、看艺术展览;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假期去旅游观光,但很少有人到了纽约后把钱花在大都会歌剧院或百老汇。

   文化兴趣存在越来越大众化或称消费化的倾向,即使不愿意跟随大众的人也不能避免,比如人们打起背包独自或结伴去旅行,但关注的仍然是表面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很少阅读旅行地的历史、文化或在旅途中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对当地的居民及其生活方式也缺少兴趣。粗浅的文化趣味不能引领我们深入文化的内里,也就学不到文化的精髓。假如我们又认识不到自己的粗浅,满足于获得表面的认知,文化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驾驭优势地位的能力

   身份类分制赋予的特权和职业发展带来的成就感,构成国际经理人的优势地位,如果驾驭不好,这种优势地位就会成为成功的陷阱。人类找到了许多方法应对失败和贫穷,但很少有人探讨应对成功和富裕的有效方法。驾驭优势地位的能力对第一代中国国际经理人尤其重要,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生存状态和体验,因此也是十分陌生的。

   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CEO很耐人寻味。刚就任CEO不久,他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他的媒体顾问发现他的衬衫袖口不仅水边,还有布丝吊下来,就提醒他,他不经意地说:“我回去告诉太太。”过了一些天,他又接受新闻媒体采访,顾问发现他又穿了那件衬衫,就又提醒。这次他说:“我太太说我没有必要改变。”不顺应他人的眼光而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的成就和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卓越看做自己的义务,把自己的优势地位看做是完成义务的资源。

   中国能否输出职业经理人

   这个问题指的是中国国际经理人群体,而不是某一两个人。这是个简单问句,却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对它的近期答案我还做不出明确的判断,因为领导力的建设不是短时间里能够实现的,跨制度、跨文化的领导力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必须开始行动。

   能否输出职业经理人既是个人问题,也是国家问题和时代问题。人的发展,特别是群体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社会条件的支持。中国已经为国际经理人的出现提供了制度性支持,但技术性支持还十分有限,比如在国际商务旅行和就业方面的不便。人的发展是国家的根本发展,公民的信誉和地位代表着国家的信誉和地位。希望看到不远的将来,公民地位的提升、公民信誉的累积反过来推动中国长远的核心竞争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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