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资本和舆论的博弈：科龙变局》
因为，这一“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论调是公众的注意力所在。格林柯尔如何如何，老实说老百姓并不是很关心，顶多是在其出事时骂一嗓子，发泄一下了事。仰融案、杨斌案、周正毅案、牟其中案、德隆案、张海案……莫不如是。老百姓关心的是心里的那份感受，比如置身于国企改革中的工人们，经历了下岗再就业、转制等诸多变故，普遍的感觉是：自己多年来用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廉价转移到极少数企业和部门领导手里！这种压抑多年的认识一经被郎咸平唤醒，自然而然地就会站到“挺郎”、“倒顾”的一边。而对于“郎顾之争”的另一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而言，其实顾雏军的格林柯尔是采用什么手法收购科龙的，实际如何扭亏的，账务怎么腾挪的，也同样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坚信了一辈子并努力宣扬的国企改革的理论被动摇了，如此，才有了纷纷出面澄清，才有了被网络舆论抨击的局面。 于是，事情演变至此也就有些偏题了。论战双方被简单地分为“挺郎派”和“挺顾派”，这种分法自然是很荒谬的。对于“挺顾派”而言，并不认同顾雏军就代表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对于“挺郎派”而言，把争论立足点提升到了国企改革走向的高度，也有着论据不足以支撑论点、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病。
从事件发展的过程来看，“挺郎派”占足了天时人和，有着强烈的替天行道的自我期许，讲话也常出惊人之语，但却不能冷静地约束自身的情绪，不能克制自身作为经济学家的激情。 对于郎咸平来说，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那就是2004年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请而不到”的学者名单：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王东京、林毅夫、茅于轼。同时，在深圳，吴敬琏、许小年先后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吴敬琏回复说：“我今天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消息。第一我没有收到这个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① 就连在郎顾之争中，立场坚定、表现令人敬佩的左大培先生，在发表《警惕中国的贝卢斯科尼和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文中，也居然有这样的话，“面对顾雏军对郎咸平的起诉和威胁，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保卫我们人民的财产，痛击那些侵吞人民财产的豺狼！”② 简单分析一下，这是两句话，但前句在旗帜鲜明地反击顾雏军，后句就说痛击那些侵吞人民财产的豺狼。从语法上，给人的感觉就是顾雏军就是豺狼了！这样不严谨的话，好像是嫉恶如仇，但“仇”的理由在哪里？且不说当时还没有顾雏军侵吞人民财产的确凿证据，还是科龙集团的董事长、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远不应该有这样人身攻击的字眼出现，就算是有，也总该有点经济学家的理性和严谨的风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