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资本和舆论的博弈：科龙变局》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 贵报8月29日时评版刊登的某先生《法治社会需要民意》一文，对笔者刊登于8月25日时评版的文章《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进行了“驳斥”。笔者觉得有必要再阐述一二。 某先生笼统地将笔者意思臆断为“法治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盲目的”。只是笼统的推断，曲解原意，这种非此即彼的推敲法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与笔者原文也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笔者并无意把“少数专业人士”与“多数人的意见”割裂开来，否定法治社会中民意的重要性。将民意一词加上引号是特指那些非建设性、非理性的宣泄，以与理性民意相区分。笔者针对的是非理性“民意”。 说到此，先来感受一下何为真正的民意。去年的孙志刚事件后，许志永等3位法学博士以公民的身份，就《收容遣送办法》的违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建议书，从而使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古先生所言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也是理性民意的很好体现，通常，陪审团由所在社区的12个普通公民组成，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定，以达到让公民有秩序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目的。但是，以此典型例子来笼统说明民意的重要作用，也正是没看到还有披着民意外衣的非理性“民意”！ 这种“民意”往往以头脑中的经验值为阐发点，以盲目的冲动、热情示人，对事情的结果不大关心，注重过程的情感宣泄。好比两个人打架，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也有人拉架。同样是关注，民意就像其中的“拉架”，由于建设性、理性，于事态有益；非理性“民意”则好比“看热闹的”，于事态无补，只会留下些喧腾的气息。就前面所举孙志刚案来说，有别于许志永等三博士的，是大堆人耽留于对受害者同情、对收容站人员痛斥的层面，宣泄一下然后随着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只有以三博士为代表的理性民意，对最终废除不合理的法规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再如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也在于把隐身于网络、街巷的具有破坏力的激情民愤重塑为审慎的公民理性。所谓非理性“民意”，正是有悖于法治的理性，无形中成为潜在的一种汹涌暗流，因而需要区分，不宜倡导。
探讨了民意与“民意”的区分后，平心静气的再来看郎顾公案中新浪网的调查何以被归入非理性“民意”中。自学者郎咸平抨击民企始，到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诉诸公堂，网站的大量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几乎清一色郎的正面报道，然后在文后设置简单的“您如何看待郎咸平有关格林柯尔的文章？”调查，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是事先为大众设置好了议程，以引网友入毂，此为其一；其二，正如南方都市报《经济学家哪去了》一文所言“对于大众来说，自是不能对格林柯尔的操作进行权威评点，因为我们不懂。”郎所获的近90%的压倒性支持率有多少“不懂”的人的成分呢？结果不言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