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下是前两天在人民网做节目的视屏聊天实录，现与博友分享。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人民网手机强国论坛嘉宾访谈室，欢迎收看改革开放30年“寻找时代弄潮儿”手机系列访谈。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对于一个拥有数千年的国度，30年的时间仅仅是弹指一挥间。但这短短30年，却彻底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们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向寻找那些在过去30年里，在不同领域中迈出第一步的改革倡导者和实践者。正是由于他们“摸着石头过河”，才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荡气回肠的历史画卷。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先生，欢迎您，王先生。
王辉耀：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主持人：海外有一批学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改革开放话海归”。王会长，我了解到您出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当时放弃了在外经贸部的发展去读MBA，您当时的目的是什么？ 王：说来有一段时间了，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过去30年海归这个群体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而且这中间有好几个变化，我想先概括讲一讲变化。首先数量上的变化是巨大的，80年代出国读书的只有几千人每年，高峰的时候达不到一万人，现在我们一年出国是十几到二十万，到2007年我们达到了120万，今年预计达到140万人，所以数量上的变化是巨大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留学的国别上变化很大，以前留学是主要几个发达国家，现在是面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非常多的留学人员。还有一块是专业上的变化，以前我们出国留学主要是学理工的比较多，学物理、化学、生物什么的，现在广泛化，比如学习工商管理、经济、法律、人文学科，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项研究，现在出国的留学人员有50%以上学习管理、经济等门类。 还有一个变化，早期的时候留学生都是学科教文卫的，学科技的比较多，理工的比较多，现在学科比较多，包括他回来创业，现在从事的行业跟以前不一样了，80年代或者90年代就是回来教书，现在有好多去外企的，创业的，包括现在有去不同部门工作的人，所以这都是很大的变化。包括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去年科技部长万刚，就是在国外待了10年的留学生，现在是科技部部长。我为什么读MBA，我当时在经贸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我的国际知识特别缺乏，特别是国际商业方面。我想以后会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当时我正好碰见了国外来的一个大学教授，纽约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跟我讲国外有一种学科叫工商管理，MBA，既学管理也学营销，也学财务，也学人力资源，也学金融，这是一个很综合性的学科。我们在市场化的时代需要通才，我觉得MBA是一个很好的培训方式，当时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国，去读MBA。 主持人：MBA的生命力会继续下去吗？ 王：我在北大管理学院也教了一年的MBA的课，我认为MBA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种创新，我们传统的教育往往只注重专业的人才，比如学数学，很早就学数学，MBA是一个综合性的，学很多不同的学科，比如学经济、学营销、也学人力资源，也学金融、财会，实际上是一种通才的培养。我觉得这个模式是对中国现有模式的一种创新，或者说更大的补充，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生命力的。 主持人：据我了解，您在国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担任过跨国公司董事经理，之后您在国外最辉煌的时候选择了回国，这您又是怎么想的呢？ 王：其实我这个人一直不是很安分的，或者一直是在流动的，比如我从大学毕业，到工作，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当时在国外留学也非常好，读完MBA，我还读了一段时间的工商管理博士，我还到跨国公司工作过，两年之内获得三级的提升，后来又做了加拿大的商务参赞。这些经历都很好，但是这些离国内比较远，毕竟有中国很深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我感觉以后做什么事一定要跟中国结合起来，即使在国外留学，也应该把国外的知识运用到中国来，所以我在93年的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就萌发了回国创业的念头，因为当时国内也是大兴土木，很多的机会，世界银行在中国也开展很多的项目，亚洲开发银行，包括国内的这种创业，经济特区，海南省、福建省，当时都是一片整个市场大潮。这个时候回来，确实有一点眼光，回来比较早，可能抓住一些机会，我主要想能够早一点回来，介入到这个市场大潮中来，后来回来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参与了中国很多项目，包括国内很多大型的项目，像三峡工程、小浪底等等，我们参与了很多跟国际接轨的一些项目。所以，我觉得当年回来是比较对的，虽然也放弃一些国外的东西，但是国外的东西你也能够看到30年后会是什么样，比如说国外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中产阶级，你有一个房子，你能打一个很好的工，但是没有让人兴奋的地方，你回到中国是参与一个变革，中国是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你能参与其中，你能发挥国内外的这种优势，确实给人一种很兴奋的感觉，同时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中国的变化这么大，每一个华夏儿女，或者说在中国长大的人都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和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一些事，我觉得当年确实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情回来的。 主持人：看来您很喜欢挑战。作为最初海归中的一员，这些年来，您对当初的选择有什么感想吗？ 王：我认为当初的感想，就是我很想回来做一些事情，当然确实回来创业，回来做这些事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我刚回来的时候，我记得在友谊宾馆租了一个办公室，既做办公室也做卧室，晚上很多北美的传真电话过来，基本上24小时不能很好的休息。但是，我的感觉是回来确实有很多不顺利的地方，比如当时我们带一个电脑回来，居然跑了20几趟的北京机场，当时我们要装一个传真机要到邮电局去申请入网，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在琢磨做什么，确实回来刚开始也有不适应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要坚持，正因为中国很多地方不完善，不健全，才有很多机会。所以，我当时通过回来创业，通过回来发现这些机会，逐步逐步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后来我们发现可能做国际商务咨询是更好的方式，而且这里面能够直接发挥在国外的优势。 比如说国外大的企业里面，决策是怎么决策的？国外的董事会是怎么运作的，国外的政府是怎么运作的，这些经验我都有。所以说，我当时就能够把国外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组织了一个加拿大的企业联合体，我们到中国来开展项目，争取到加拿大政府的贷款，参与了很多项目，提供了好几千万对中国的援款，包括后来又提供了好几千万的贷款，我们参与三峡工程，国内很多的能源战略规划，包括环保，包括洞庭湖的治理。所以，我觉得回来的经历，确实是赶上了一个中国大发展的时代。 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挫折，也有很多不顺利的地方，但是我的感觉，总地来讲还是不错的，非常好，能够发挥我们在东西方的优势，发挥我们在国外工作的网络，包括在国外政府的网络等等，跟国内企业的对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能够在90年代，我们企业做得非常好，而且也得到了很好的效益。 主持人：您的《海归时代》我拜读过，非常精彩，从留学的起源一直写到现在留学生关心的问题，您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 王：事实上对于海归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比如说，现在在中国有将近150万的海归，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如果加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到目前为止留学史已经有130多年了，从第一个留美幼童开始算起就更长，160年。所以说，我感觉留学的历史是跟中国近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历史，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设计的第一条铁路，还有第一个邮电局，比如说当年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外交部长，包括第一任的总理唐绍仪，所以我觉得中国留学生对中国近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留学生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共有12个代表，其中8位都是留学人员。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政府里面像周恩来、邓小平。邓小平在法国待过五年，国际视野是不一样的，他能提出改革开放这个东西，超越了很多人的国际视野，超越了很多人的国际化的思维，他有一种开放的思维，在当时那个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跟他的留学经历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留学现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包括我们现在80%的大学校长是留学人员，有80%的科学院的院士也是留学人员，还有我们两弹一星23位工程师里面有21位都是留学人员。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当代留学生回国创业，我们的新经济、互联网、IT领域，都有很多留学人员。你看美国有个雅虎，中国就有一个搜狐，国外有一个亚马逊，中国就有一个当当，相应的模式很多。像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一共有五六十家中国企业，其中大部分都是海归创办或者海归管理的。这么大的一个现象，特别是海归回来的这种大潮，我认为目前国内一直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说我就在2005年写了一本《海归时代》，还有一本《创业中国》，去年我又出了一套丛书“海归推动中国”，一共有八本，分门别类了讲了海归在各个领域的作用。 最近还出了一本书叫《开放你的人生》，9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企业，做很多的公司，具体的业务，包括像三峡工程等项目，非常好，做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2000年以后，我们介入了很多社团的工作，研究的工作，我们做中国软实力的研究，也非常有意义，能够梳理中国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优势，他们遇到的问题和他们中间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觉得能够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可能对中国未来的留学人员，包括中国未来国际化的发展都有很好的帮助。所以说，我想既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为什么不能做一些公益的事，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关于留学人员、海归方面的书的原因。 主持人：非常好。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在这30年中，尤其是经济方面发展的非常快，海归对我国改革开放有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您能给网友详细介绍一下吗？ 王：这个方面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最近30年，他们在科教文卫，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谈到教育界，像我刚才讲78%的大学校长是海归，中科院的院士里面有81%是海归，工程院院士有51%，另外国家重点项目学科aihuau.com带头人中间有72%，都是海归，海归已经成为主力，这个是非常显著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海归创业回国，让中国加速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加速进入了新经济的时代，加速进入了国际化的时代，这个领域也是非常多的。特别是，我刚才讲到的，在海外上市这一块，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海归创办的。 他们对跨国公司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掌门人都是海归，投资银行里面，几乎都是海归在参与，包括很多的跨国公司，像微软，他们现在中国区的总裁张亚勤也是海归。另外，在政治领域，在政府方面也做了很多贡献，比如说去年我们有两位部长，其中一位就是万刚，现在加入到政府部门，也对中国的改革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我相信这块还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中国可能要吸引更多的人才回来，我们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政策，放松绿卡，放松签证，甚至考虑双重国籍，甚至开放移民，对海外的人才实行更优惠的政策，来更多地吸引优秀的人才回来。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我们现在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才留在了美国，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所以我们应该不断改善我们的政策，吸引更多的高层次的留学人员回国发展。 主持人：下面是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很多海归回国之后，由于不满意工资水平，或者工作之类的，变成了海带，或者说工资根本没有优势，您对这个怎么看？这是一种人才浪费吗？ 王：目前来讲，海归变海带可能成为比较多的现象，但这个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首先出国的这个群体比80年代、90年代庞大了，当时只有十几万，现在是一百多万人，由于这个群体变得庞大，现在中国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人民币不断升值，越来越多的家庭有条件送小孩出国，这中间的数字和人才的比例，不一定每个都那么优秀。80年代出去每个人都要读研究生，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出去，现在留学进入百姓家，这里面出现一部分海带是正常现象，但是我相信中国庞大的留学群体里面出人才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到国外一个很好的环境中学习，能够接受先进的科技教育、人文教育，这里面还是有相当大的比例出很好的人才，所以我觉得一部分海带是正常现象。 另外一方面，从政府、从社会角度，要开始关注海归，比如现在留学生回来，我发现主要集中在外企，外资部门，还有一个是创业园，我们可能还有大量的民营企业，还有大量的国营企业，还有大量的政府部门，是不是也可以更多的广开门路，吸纳这些留学人员就业。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很多的海归回来，大量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实际上中国现在有广大的二线城市，比如温州、宁波、珠海、大连、烟台、青岛这一类的城市，中国出口发动机的所在地往往没有很多的人才，比如去年我到浙江一个小城市，它那里一个大的工厂里面没有一个懂英语的人才，他们不知道怎么拿订单，不知道怎么参加广交会，他们就是挣点劳务，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海归应该更多面向二线城市，所以我感觉海归变海带这个现象是存在的现实，但它只是一个少数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可以共同的努力来不断地减少，包括我们对海归的就业，从个人来讲，海归也要摆正这个心态，不是说我一回来，一定要工资跟在国外一样，应该要放低期望值，要从最基本的做起，还有结构性的失调，要做一些调整，这个现象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主持人：感谢王会长的精彩点评，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您收看。 王：谢谢各位观众，谢谢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