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总裁对话】
发展30年———经验与成就
改革开放30年，跨国公司与中国共成长，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设备、管理模式，成为中国经济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力量。跨国公司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及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和中国本土企业进行交流与合作，带动了中国本土企业及整个行业的共同发展。跨国公司是怎样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结合并进行企业运营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战略也发生了转型，这为跨国公司带来了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在“与中国共成长———跨国公司高层论坛”上，13位跨国公司总裁、副总裁分别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和探讨。
主持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不能不说当年做决策来到中国发展的跨国公司总裁很有战略眼光。在变化如此迅速的中国大市场中站稳脚跟，企业公民社会责任不容忽视，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公司在这方面都是佼佼者，请几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公司历程并谈谈履行社会责任这个问题。
延彩明：PPG工业公司到今年已经近125年，是在1984年宾夕法尼亚州成立的，现在涂料占我们全球生产规模的70%左右。PPG来到中国有将近20年的历史，本土化进程很快，应该说90%以上的高层经理都是中国人。亚太也是，高层一般都是本地人。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从1956年PPG就有PPG基金，每年是500万元资金用于做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用于文化、社区建设、贫困。我们在中国有14家工厂，培养、培训员工，使员工走向社会，成为社会更有用的公民，对于员工公司投入很多，我认为这是企业社会责任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现在PPG在员工培训方面开设课程就有2万多，前年我们在亚洲地区建立了亚洲大学，供应商包括客户都可以参加我们现场培训。此外，我们在建厂过程中就尊重当地政府的法律法规，而且公司制定的相关标准要高于它，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方面。
第二，我们的产品要有可持续性，要是绿色环保的产品。今年第一季度的报告，PPG全球的营业额30%是来自于绿色环保产品，而且我们利润的3%—5%是作为研发，研发的70%是用于开发绿色环保产品。
此外，我们在城市和社区上也是很希望员工和公司到处受欢迎，我们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一些活动。从去年开始我们有一个项目，就是绿色环保产品，保护孩子的健康，从残疾儿童福利院开始，给他们捐献涂料，在我们公司所在的每一个地方。
主持人：作为汽车生产商，请秦凯文先生谈谈怎样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并进行运作？
秦凯文：对于可持续发展，我认为有两个概念，一是本地化，二是长期发展。这两点是密切联系的，本地化是我们在中国增长的市场上进行增长，在二三十年时间内，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德尔福进入中国很早，我们在谈到本土化的时候，讲到如何提高当地本土员工的技术和操作能力以及考虑到我们将来公司的发展，同时我们也会引进西方的管理模式和技术发展，还会从当地的供应商处购买相应的货物来提高当地供应商的收入，使我们供应商和公司本身能在市场竞争当中更有竞争力。
同时，本地化的发展有长期基础性发展的模式，因为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渗透到中国市场中，尤其是在汽车领域，我们有许多的竞争对手。所以，通过本土化的发展可以确立我们的竞争力，确定我们各方面都有足够的能力，是现在中国本地市场设定的各项目标。在发展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概念，比如环境保护和节能等方面。
当然，我们也了解到中国的立法和政策，都会对我们的公司产生影响。我们在培训和培养工程师的时候会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这也是无形当中对当地做出的贡献，履行社会责任，因为我们在改善周边环境的同时，也履行了我们的社会责任。此外，我们还设定了一个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现在来讲，全球的发展是同步的，我们不可能孤立地发展。
主持人：秦凯文先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可持续发展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本土化。在全球化的时代，本土化和全球化相结合这一点尤其重要。请兰珍珍女士谈谈欧莱雅是怎样与中国共成长的，给中国女性提供美的同时又是如何对待可持续发展的？
兰珍珍：刚才赵老师也提到30年前中国人对化妆品、对美的理解。不要说30年前，就说20年前欧莱雅进入中国市场时我的亲身体会，当时在市场上美容顾问小姐是禁止化妆的。我本人当时因为要在中国市场上推出染发产品，而一度被我母亲差点赶出家门，说你把自己的头发染出来给人感觉不太正派的话，就不要进家门。
今天，美的理念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改变了很多。美不仅是一种外在的美，而且是一种更广义上的、内在的乃至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美。而欧莱雅在中国，也是自始至终伴随着这个循序渐进变化的。首先，给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了最好的、优质的美的产品，力图做很多来塑造中国人心灵的美。最后，做企业社会公民，让所有人有服务于社会的美的心灵。
今天我们的主题偏向于社会责任，欧莱雅是轻工企业，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我们是这样做的，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把自己企业本身的盈利做得非常好，使自己获得发展。同时我们服务于企业的相关方，包括自己的雇员、消费者、供应商、政府、我们的股东、各个机构，在可持续发展中，我们认为，只有为整个大社会谋些利益，才可以让整个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在科学界我们赞助很多科学家，支持他们研发一些东西，我们自己这个企业里研发了绿色的配方成分，是绿色生态的、可持续、可再生的，没有经过化学或工艺的提取。同时，我们在中国做了保护母亲河、环保工程，很多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事情，当然，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每年有固定标准的。
主持人：下面请沃尔沃集团的蒋岚谈谈公司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是怎样成长？
蒋岚：今天大会的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相信很多中国人都会知道这句话，叫三十而立，就是我现在已经成人了，完全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我的家。对跨国企业和沃尔沃来讲，我的理想是接下来30年怎么样在中国与中国共成长，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前30年是讲在中国怎么样做企业，后30年可能是怎么样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共存荣，做更多的贡献。
主持人：下面有请摩立特集团中国区总裁谭瑞先生讲一下与中国共成长和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
谭瑞：我们是一个金融咨询公司，1989年哈佛大学建立的，我们的使命一开始是和社会一起成长、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遵守法规的问题。很多公司认为环保法、社会法律必须要去遵守，所以，他们都认为CSR是一个责任，会给他们增加成本。但现在很多公司意识到，钱用在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能为企业带来效应和在市场取得成功并不矛盾，这两点可以互相补足。有一些化学公司，在过去几十年他们改变了生产模式，给世界树立了可持续性的榜样，成为了环保公司，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赚了很多钱。
所以，很多公司理解可持续性和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遵守法律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商业机会。我也确信中国本土公司在这方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进展，也会从中获益。
现场观众提问：现在中国的企业家都在争论企业社会责任，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一种观点认为按公司法来定，我把企业做好、有利润、能够不裁员、给工人按时开工资，就已经做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我养了那么多人，给国家缴税了。另外一种观点，跨国公司理解，我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多参与社会的一些公益活动，请问几位总裁，你们对这两个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
兰珍珍：你的第一种观点是最基本的，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遵纪守法地做好自己的企业是最基本的，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服务好相关行业，包括员工、消费者、政府各个机构、供应商、供货商、自己服务的社区、自己所牵连的环境，当然还会有你最直接的股东方。此外，企业社会责任除了做好自己的企业、服务好利益相关方，还要为社会做好事，要根据企业的能力、根据企业的专长、自己所选择的市场需求，来做一些工作。欧莱雅就非常关注科研、女性和年轻人、贫困学生、环保等等事业。
高瑞彬：我想补充一下，我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前提条件，我很赞赏温总理讲的一句话，企业和企业家都需要道德血液，最近看到的金融风暴，事实上这些金融银行都赚了很多钱，但并没有按照道德规范去做，造成这样的金融风暴。如果企业没有把社会责任作为前提条件，而仅仅是短视的话，会造成各种方面的负作用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要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理中，融入到企业战略执行中，这样企业才能长期生存，在不断发展企业的同时，也考虑到周遭的生态环境。惟有把生态环境保护好，有很好的道德规范，才可以进行持续的发展，否则壮大以后，会把周围的东西都破坏，就像有人说环保不做好，很可能人类自己就把自己灭亡掉了。
未来30年———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实力大大提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利用外资战略和政策发生了转型，由过去的制造业开放带动了现在的服务业，由过去追求数量型、粗放式的增长方式转为质量型和强调可持续发展。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可能有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到底在哪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请问董瑞萍女士，ITT公司是一个高新技术、领先的技术型公司。现在中国的外资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既强调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也强调发挥外资在推动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作用。ITT作为国际领先的技术企业，怎样把企业发展战略与中国宏观经济战略很好地结合起来，未来一段时间有什么很好的举措呢？
董瑞萍：谢谢何博士。首先介绍一下ITT公司，我们现在在中国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流体技术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城市化的进程以及中国的产业化和产业升级，为ITT这样的公司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对ITT公司来讲，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对ITT公司业务发展的驱动。中国的环境对ITT来讲提供了广阔的业务空间。
主持人：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阿斯利康的吴总，您能否把认为最值得、最有价值向企业推荐的绿色社会责任的经验，用两三点表达出来？
吴浣苓：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现在的社会领域之内创造财富，和利益相关者分享财富。这是很重要的方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人类就一个地球，怎么保护地球，为地球的和平和绿色出一份力。举一个例子，我们是做药的，怎么研发出更多的、让人类疾病能够对抗，能让人类生活、生命的质量、存活的时间加长就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些患者很可能是一个科学家、可能是一个演员、可能是一个教授，他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是无穷的。所以，要共同面对和克服人类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再有，在中国我们肯定要和当地政府良好互动，为社会和谐出一份力。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怎么在这方面出份力，改善医患关系，我们也把它看做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无穷的，只要你能看见的事情，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和正确的事情，我们都把它看成自己的社会责任。
主持人：接下来请问一下挪威船级社（DNV）副总裁兼DNV工业部亚洲和澳大利亚地区总经理托马斯先生，现在中国提出“服务带动战略”，贵公司在未来有什么样的投资举措？
托马斯：我们确实有一些投资计划，因为我们认为服务行业非常有趣，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润。但我想说的是，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DNV在120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业务，DNV在中国一直都在进行投资，而且在长远地考虑中国和DNV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及保护环境，同时也要取得可持续性发展。当然，我们也会说到一些保护环境，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都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所有面临的这些挑战对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机遇，让我们在未来，尤其在中国能够有作为。
DNV打算在2009年开一个新的办事处，DNV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同时我们也想在研发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
主持人：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莱茵集团的梅约克总裁，莱茵集团也是专门提供服务认证的机构，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现在全球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去进行社会责任认证，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考虑责任相关者的问题。您对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同时，您认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给您带来了哪些机遇？
梅约克：德国莱茵集团确实在国外已经发展很多年，近年来才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我们在中国并没有生产什么产品，我们主要的业务就是在全中国范围内检测其它的产品是否符合相关的质量标准，再向他们颁发相关的证书。比如在电子行业、造车业，我们都有业务的开展。
最近我们开展了一项新的业务，向客户提供金融方面的咨询。我们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9个领域，不仅在中国，而且让其它国际上的一些供应商、企业和他的利益相关者有充分的接触。大家都知道，各种金融动向和政策都会对企业的政策和动向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提供这种认证和评估工作的时候，都会涉及到比较敏感的政策和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在看待供应商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供应商是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材料，但供应商也可以逐步壮大，与我们共同发展，我们愿意与在华的跨国公司一起承担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谋求与中国的共同发展。
主持人：接下来请问正大投资有限公司的杨海浩先生，正大集团是农牧食品多样化的跨国公司，它的创新在于它的理念和经营模式，请问杨总，未来正大还有什么样的战略和举措？
杨海浩：首先介绍一下正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它是正大集团在中国区的总部，正大集团是1921年由谢一飞先生创办的，在北京我们就有8家易初莲花的超市，可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易初莲花是什么，那是以谢先生名字命名的超市。但大家知道正大是做农牧业的，正大集团是农牧业起家的，无论在aihuau.com泰国还是亚洲，特别在中国，农牧业是我们的核心产业。从1979年我们进入中国，已经有近30年了，我们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真正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共成长。我们在中国的农牧产业项目有122个，加上商业零售企业80多个，现在我们在中国投资有200多家公司。正大集团是一个泰籍华人的集团公司，谢先生也是华商领袖，谢先生今年荣任中国侨商投资协会的会长。我们也与“三农”事业一起成长，我们也认为，农业、农民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朋友也是最值得帮助和支持的，特别是在中国。
刚才有提到，正大集团在中国创立了公司加门户，同时也有新的发展模式，我们现在提出来四位一体的创新发展模式，这是我们积极参与中国新农村建设方面提出来的新模式，我们提出这种模式就是想迅速提高中国畜牧业、农牧业产业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加速中国农业现代化，有了农业现代化，才能有中国全面的现代化。
刚才提到，让农民当老板，正大提供服务，这个想法主要是我们给农民合作组织提供技术、经验、市场等综合方面的支持，我们让农民做养殖业的升级，农民没有资金，我们就联合政府和银行一起解决农民这个事情。农民没有经验，正大集团就专门为农民提供服务。没有市场怎么办？正大和农民签订了一揽子的承包协议，全面承包他的产品市场销路，特别是我们在中国还有面向终端的几十家大卖场，完全能够解决农副产品的收购问题。
主持人：非常感谢，希望更多的农业类跨国公司能像正大一样支持中国农业的发展。接下来请问拜耳的华总，你们怎样把自身的发展和中国的节能环保、降耗、可持续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
华威濂：我们很关注可持续发展，我们要考虑责任，也要考虑机会，这包含几个方面，业务上要做一些事情，实现你的责任。我们要一些基本的业务方面的东西，在全国和中国都是这样做的。提到贡献，我们也有很多课题，比如能源、社会发展，如果看一下30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非常了不起的；另一方面，环境发展被忽视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平衡。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可持续发展，因为我们没有达到平衡，谈到和谐社会，要发展农村，要有一个平衡，要缩小城乡差距，尤其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要建立良好的环境。拜耳是一个化学工业公司，农业上来讲，我们也看一下商业上的决策来达到平衡，对社会有个好的影响。我们不仅追求法律法规，也要有一些创新性的想法，把我们的业务和环保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解决问题，而且要盈利。我们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只做伙食或者做慈善的事情，要超越这些，实际上是业务上的事情，如何融入社会之间，达到很好的平衡。
主持人：请问联合利华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先生，作为日化企业，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政府最关注的是环境污染问题，请问联合利华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以后在环境保护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提升的举措？你们环保的标准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母国是否一样？
曾锡文：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作为跨国公司，首先在行业里要起到代替作用，因为不管日化还是食品都会产生污染，所以必须用全球统一的标准。各个公司都在讲，实际上这些跨国公司都用的是全球统一的标准，而且都是高于国内要求的标准。日化现在提出的奋斗目标是零排放、零污染，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在产品内的污染，最近一直发现的三聚氰胺的事情，实际上这不仅仅是环保污染，也涉及食品污染，这需要最高的标准进行检测，同时原料方面要进行检测，这需要全球统一的高标准。我们的食品全球统一检测，而且检测的时候是不看外包装的，这不成问题。至于怎么做好环保，确实值得我们以后深思，第一我们要带动整个行业来做，第二是在公益事业中对中国环保做一些贡献。去年我们做了一些绿水青山项目，下面我们还要做保护水资源项目、节省水资源项目，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主持人：下面我们进行第二轮讨论，金融危机对于跨国公司、对于中国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对中国政府有什么样的建议？二是作为政府部门下面的一个研究机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服务、提供很好的政策支持。这几家大公司在中国都已经发展了二三十年，对于中国今后的战略和政策有什么好的建议？
曾锡文：我先讲第一个问题，现在的危机，包括金融危机。中国有一个特点，越遇到困难越有创造性，所以要继续开放。第二，未来有两个机会，1、偏重内向型经济转为偏重内需。2、发展海外城市转为发展农村。以前中国12亿人，只买一两亿人的东西。所以，政府的机构改革要加快进行。商务部也经常问我们，每个省整天批手续，去年我们要增加1亿多，他们整整批了8个月，如果这一点不改进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前途。
杨海浩：刚才谈到要扩大内需，我们建议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和发达国家比实在太低，和30年改革开放方方面面的发展水平比，也不成比例。城市个人收入和农民收入都不可比，要增加农产品的价格，农民才能增加收入，拉动农民的消费。农民的消费是非常大的，这次国家“三农”会议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我们要减少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一定要高度重视农业，重视对农村的投入，切切实实地增加农民收入。
华威濂：根据我们香港行业的一些比较，我们在中国大陆发现，一方面中国有专家、有足够的人力来努力为各方面的政策做出制定，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某些行业市场非常小，就有一些企业认为市场潜力太小了，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扩张。
我认为，不管在中国内部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可以达到各方面的和谐，尽管在市场和各种方面有多样性，但这种和谐还是可以达到的。
梅约克：未来中国的企业，中国人和跨国公司都有很多的机遇。现在中国本土企业面对国际企业的竞争，我们要想加快发展，需要指出我们在整个运作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现在所面临的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在整个政策决策过程中，应该加强透明度，来公开地、透明地指出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同时，在其它方面，比如环保、气候变化这些全球范围都面临的问题，中国在这些方面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近年来我也在关注中国，也知道中国在上述方面积极地做出努力，同时也认为，中国可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服务行业和研究领域更加对世界进一步的开放。
吴浣苓：我想提出一点，就是人的问题，企业的“企”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止。把人拿掉了，什么都停止了。何博士刚才讲到中国的投资环境，我认为除了刚才讲到的硬件环境和软性的法律环境、金融环境之外，人文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让中国的政府、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家庭能够培养出更多有道德、有教养、有文化、有相当多语言能力的人才，这才是中国将来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董瑞萍：中国在面对金融危机时，采取了拉动内需的措施，这样也为我们这样的公司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包括国家在投资几百亿在铁路建设方面，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讲可能也是一个机遇。政府决策，我们也想提一些建议，刚才谈到了“三农”问题，支持农村发展和农村饮水、城市减排、控制污染方面的法规，我们建了很多污水处理厂，但运营环节出的问题很多。如何解决运营环节的问题，出台运营方面的法规和财政方面的政策，我认为将有利于减排、有利于中国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
曾锡文：刚才说金融危机是危机还是机遇，我们如何抓住机会应对危机；第二，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是否应该怀着新的希望。在美国，我们感受了金融危机，希望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能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来改善我们的近期状况。对于政府我可能没有提出什么忠告和建议，但我们都提到了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健康教育、卫生保健、减少贫困和农村发展等等问题，我们认为有很多的机会，当我们看到其它的一些地方，很多市场上的人们都说机会是很多的，通过衰退到经济的好转，可以看到，要去发展、要去投资，和中国进行合作，才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