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中国将能源主战场逐步由山西向内蒙古等草原地区转移。我们担心，当内蒙古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易开发的能源或化工产品后，其命运可能成为中国第二个山西，因为那里的生态环境更加脆弱。尽管从技术角度上看，能源开采给草原带来的破坏可通过一定的措施修复，但这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并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那些被沙尘暴带走的土壤将永远回不到草原上来。
那些大大小小的能源集团，舍得投入巨资治理其破坏的生态吗？为保护草原生态而增加开采成本，引起能源价格上涨的时候，国家能接受吗？面对巨额利益诱惑的能源工业侵蚀，我们对草原前景并不乐观。
大量化石能源开挖后，沉睡了数亿年的碳最终还要释放到大气中，这使人类本来任务艰巨的碳减排“雪上加霜”。这个问题早晚会浮出水面。要逃出化石能源怪圈，我们必须从传统的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转向对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上。在这个转产过程中，农村能源得以开发，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温室气体得以减排。如果依然按照目前的能源战略，过量依赖化石能源，忽视8亿农民的贡献，则富裕起来的农民一样会和工业与城市争能源。这样的话，我们挖再多的煤也不够用。
中国是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国，农民的消费潜力一旦释放出来，温室气体排放势如“洪水猛兽”，到时谁也阻挡不了。现在许多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消费压缩空调、冰箱、微波炉等高耗电产品，做饭取暖则大量使用煤炭、天然气、电炉等，而对其家门口的传统能源——秸秆等生物质能不屑一顾，在田间地头一烧了之。
如果全国数百万个村庄行动起来，能源解围也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那么，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请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山东农业大学aihuau.com农业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一组试验数据。
该试验名为“秸秆养畜促进农村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试验示范研究”，地点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地处沂蒙山区腹地，有农民923人。全村耕地总面积68公顷，人均1.097亩。是以种植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的典型农业村庄经济不发达。我们的试验思路是：充分利用被农民废弃的秸秆资源，先用来养牛，将秸秆中的能源变成牛粪，再将牛粪变成沼气、沼渣、沼液，有机肥及沼渣等还田取代50%以上的化肥。农民做饭取暖的能源完全来自沼气，替代煤炭、天然气和电炉，基本实现农村能源自给自足，并略有盈余进一步供应城镇。
2005年和2006年，蒋家庄分别养牛2头和3头， 2007年我们的试验全面开展至今，该村已销售出50头育肥牛。目前存栏99头，预计2009年该村实际存栏育肥牛可达200头。在专家带动下，该村以育肥牛为主的大牲口数量增加了近50倍，育肥牛的食料除了约10%来自粮食外，其余部分来自废弃的秸秆。有了大量牛粪资源，我们说服县农业局在该村安排沼气工程100户，已完成93户，加上原来自费建立的30多户，达123户，占全村总户数的一半。
每户沼气产量约为1.3立方米/天，农民利用沼气做饭，一年可节省标准煤339公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084吨。全村节约标准煤41.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33.3 吨。按照国际价格，每消减1吨二氧化碳约需200美元，该村沼气工程可为国家获碳贸易收益24.4万元。
全国有320万个村庄，如实现“村村通沼气”，仅此一项就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53亿吨(全国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约70亿吨)。如再考虑节约50%的化肥用量，以及有机肥还田固定的碳，则农村碳减排空间更大。农村产生的沼气夏天用不完，白白排放到大气中，如采取一定的措施压缩收集，则可直接替代液化气，并弥补冬天产气少的缺陷。遗憾的是，中国没有一个部门认真研究农民对碳减排的巨大潜力，碳补偿贸易在农村也几乎为零。农村是个巨大的能源工厂，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在上述能源替代过程中，农民还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试验数据显示，每头牛总投入6152.5元，售价达7924.5元/头，净收益1772元，年回报率高达50%，8个月平均每头牛净赚2500~3000元。我们提出的“每家三头牛”模式如能在秸秆富裕地区率先实现，则农民不用进城打工，在家年收入即可愈万元。
解决能源危机必须多管齐下。减少化石能源的开采量，必须从农民这里做文章，在政策上引导农民消费家门口的可再生能源，而非与工业和城市抢化石能源。如果中国分一部分精力到农村能源战场，充分利用牛、羊和甲烷菌这些“生物转化器”，将全国近7亿吨秸秆转化为能源和优质肥料，粮食生产不是将土地变白(农膜覆盖)，而是使其变黑(有机肥还田)，则中国实现节能减排和“大粮食”增产尚存在大量的空间，政府倡导的新农村建设也找到了很好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