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心理学家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说，情感是人类生活的原动力，他的学生艾克曼觉得这话过于夸张，把它修正为：“情感是人类生活的原动力之一。” 的确，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情感不是惟一的黏合剂。情感加深了人类对自身以及彼此的理解，使表达更细腻，行为更准确，互动更协调，进而使社会联系更强健更灵活更精致。可是，当人类社会反过来成为对情感施加的环境压力时，情感的能力有时也会捉襟见肘。
首先这是因为，作为人脑中先天存在的“自动评估体系群”，情感在存在之初乃是为了应对自然环境中生死攸关的因素，而不是社会环境的要求。所以它更擅长对事情作出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评估。在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中，高兴、恐惧、悲伤、愤怒、厌恶等，消极情感占了大多数，就是这个道理。 消极情感对社会团结所起的作用往往却是负面的。艾克曼认为：“情感会改变我们看待世界和判断他人行为的方式。我们不会对自己的情感提出质疑。”他说到了重点。当一个人靠近悬崖，尽管面前有一道坚实的栏杆，他仍会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这说明知识通常无法超越情感。情感还会用另一种方式战胜知识—当一个人暴跳如雷，所有的常识都会烟消云散。虽然在社会进程中，具有趋利避害天性的人类可能像心理学家哈蒙德（Michael Hammond）认为的那样，通过重新塑造“追求积极情感唤醒，逃避消极情感体验”的大脑，来为社会生活提供原动力。（《情感社会学》）然而事实上强大的消极情感常常挣脱各种束缚，以残酷的行为方式，对社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当社会进一步扩展，情感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缺点。通过情感交流，人类可以让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相适应。但是，无论是观察他人的表情线索，还是体察他人的情绪变化，情感交流主要是一个直面彼此的互动过程，这个具体的场景很难超脱。 设想一下，此刻你能准确描述，自己的母亲鼻子有多高，眉毛有多细，眼睛和嘴唇的形状吗？恐怕很难。可是，如果此刻碰见一个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你很可能犹豫片刻就会把他认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类具有很强的面部识别能力，它能帮助我们辨识细微的表情信号。可是我们的面部回忆的能力却很差，因为情感依赖交流的面对面，以至于有人说，人脸是世上被审视最多的皮肤区域。（《情感之源》，维克托·约翰斯顿著） 正是在情感与社会的相互激荡中，我们的祖先获得了更大的演化动力。大约在100万年前，原始人类的大脑尺寸有了一个显著的增长。神经科学家唐纳德（Merlin Donald）认为，这一次的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智力的提高，而且很可能为人类带来了一种新的能力。他称之为“拟态认识”（mimetic sense）。（《故事的形成》，杰罗姆?布鲁姆著）所谓拟态认识，其实是这样一种智力形式，它可以帮助早期人类能够展现或模仿未在当场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间接表达的能力，可以表达某些对于所有在场的人而言都不是当时当地的事物。 那么，拟态认识又是如何具体施展呢？目前缺乏更多的考古证据。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表情、肢体动作，以及声音这种人类固有的信号系统要一起发挥作用。关于声音的作用，神经生理方面的实验数据倒是很多。例如语言心理学家卡特勒（Ann Cutler）就发现，相较于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的语义，听者的相应脑区对语音更敏感，包括重读、停顿、频率等等。（《认知神经科学》） 时间进程表明，自从有了拟态认识这一认知上的能力，人类的演化似乎再度加速了。在这个基础上，人类逐渐发展出较高的“指称间接性”（remoteness of reference），从而与情感一起，推动着人类步入“意识的黎明”。 与意识的黎明一起到来的，就是人类真正的语言。语言究竟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哪一刻，学者们一度众说纷纭。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学界将讨论语言的起源视为不严肃的行为。据说，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甚至命令禁止讨论这一话题。这一禁忌直到不久之前还余音未绝。过去有学者认为，早在18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原始的人类语言就诞生了。不过，遗传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都一致支持语言学家尼科尔斯（Johanna Nichols）的研究。她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推算出，人类语言产生于10万年以前。这个相当晚近的开端曾经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因为它说明人类具有现在的意识水平，几乎是一个凸现的事件。而今日人类拥有的自我意识，差不多是崭新的。 但是无论如何，就像我们看到的，语言成了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有人说，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崇拜善辩的演说者，喜欢甜言蜜语的色狼，偏爱把父母玩弄股掌的甜嘴小孩，都是因为语言。地球上的任何两个人，一旦置身一处，总会交谈。如果没有人可以对话，人们会自言自语，会唱歌，会对自己的小猫小狗乃至玩偶说话，也是因为语言。动物学家曾经注意到，幼年黑猩猩如果得到有经验的成年黑猩猩的教导，可以学会用石头砸开它们爱吃的坚果，人类的孩子也能通过学习做到这一点。只不过，黑猩猩需要两到三年才能学会这门技艺，而人类只需要五分钟。后者之所以显得更聪明，同样得益于语言。 在法国西南部的一处悬崖下，考古学家发掘出成千上万匹野马的骨骸。据他们分析，这些野马是被1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猎人赶下去的。这说明，人类利用语言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社会合作—为什么剑齿虎、乳齿象、巨犀等大型动物在同一时期灭绝了？人类的语言杀死了它们。 最重要的是，有了语言，人类的社会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它帮助人们消除分歧，扩大共识，分享先人与今人的智慧与经验，共同克服困难。 1944年，德国占领下的巴黎，上演了剧作家阿努伊（Jean Anouilh）的代表剧作《安提戈涅》。在这个剧中，国王克瑞翁被塑造成了一个现代独裁者，而安提戈涅则是新的圣女贞德。巴黎人潮涌般挤入剧院，法国地下抵抗的成员看到，躲在观众中的德国军官也在黯然落泪。纳粹不敢禁止话剧的上演，他们分明也感受到了语言的威力。几个月后，巴黎解放，人们再度蜂拥入场，去观看《安提戈涅》的公演。当时，心理学家布鲁姆（Jerome Bruner）也噙着热泪，坐在观众席上。他后来意味深长地总结说，没有哪一项精神活动像语言那样，在带给人类几多快乐的同时，也带来几多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