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年底，柴静出了一本书，回忆自己进入央视十年，书名和新节目一样，叫《看见》。这不是一本想象中的回忆录或者自传，所写一切只与工作、新闻有关。“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柴静在封底这样写。目前，该书首印50万册，已完成全部铺货。 自省的力量 “哪有记者年纪轻轻就写自己的过去？起码到七老八十。”这是柴静原来的想法。2008年，带柴静进入央视的制片人陈虻去世，之后，柴静离开新闻调查，从那时开始，柴静开始动笔写《看见》。 “我以前觉得，到老了，陈虻也会拄着拐棍天天骂我，但人是没有办法的，死亡也不是他挑选的，我们背对着死亡一步一步倒退着走的。人应该有一个记录，就像陈虻说的，无意识等于死亡，我们不能活在无意识当中。” 在《看见》中，柴静回忆了自己采访过的人和事，但并非“内幕揭秘”，相反，她对自己工作的反省，书中随处可见。19岁成为电台节目主持人，25岁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这是在别人看来一帆风顺的传媒人生，但柴静密密麻麻记下的，是种种错误和失败。 熟悉柴静的观众都知道，自省是她一直以来的工作习惯。一期节目做完，她把心得和反思写在博客里，有时候也会附上视频和文案。有人留言给节目提意见，她会回复。12月11日，柴静在博客上发了一篇关于少女杀死性侵者案件的采访手记，有人留言说“标点符号错太多了”。柴静知道这是自己的老毛病，她改了一下，但不很周详。过几天，柴静收到一封信，提意见的观众把文章打出来，把错了的标点符号都改正了，再寄给她。柴静说：“我感谢他。” 总结是陈虻留给柴静的工作习惯。他当年曾说：“做一个节目就可以写一个总结。”《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上映前，柴静采访李安，节目播出后引起很多争议，有人说她问得不好，有人拿出陈文茜访问李安的节目，觉得更胜一筹。柴静说：“像李安这样的节目，也可以不反思，已经过去了。想为自己辩解也有各种理由，但那是没出息的表现。诚实没什么可怕的，就是要做一个总结，争取下一次做得更好，我有诚意。” 前不久，柴静和《看见》节目组再度探访德国志愿者卢安克。这一次，她把一个孩子问哭了。因为连问几个抽象的问题，孩子都不知道，柴静说自己带着“一点放弃的感觉”，对卢安克说“可以了”。孩子突然嚎啕大哭—孩子觉察到了那一点放弃的情绪。 十年了，柴静一直在检讨：“每个弱点我都没改掉，弱点永存。我上个月还把小孩问哭了。我说我怎么老改不了呢？！卢安克劝我，要那么容易改掉的话，还要漫长的人生干吗呢？就是这样。哪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我现在的每期节目也都有错误和不足，最重要的还是坐下来总结。”自省的意识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你做的时间长了，经验丰富了，身边的同事也越来越年轻，比较尊重你，不像刚入行的时候身边经常有人批评。年轻人会认同你，甚至鼓励你，说这样已经很好了不用担心，这时候就需要更警觉一些。博客中的一些留言我都很重视。” 记者的道德是“知” 周正龙、卢安克、药家鑫、郝劲松……当这些名字在柴静书中出现，读者甚至有恍如隔世之感。热点新闻每天都在更新，事件热起来的时候举国议论，几天之后无人问津。从这个角度来说，《看见》提供了一个相隔一段时间再回头审视过去的视点。她现在做的节目《看见》，也有类似立意。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不太有热点的东西，是一种已经过去的新闻。不是热的时候非不做，而是往往热点新闻刚起来的时候，众声喧哗当中，不大会有一种真的沉静地坐下来、双方辨析这样的机会。一大群记者都在敲门的时候，人家只有躲避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所有的记者倏忽一下全撤了，这时候你没有走，再去了，就会有一个诚恳的交谈：我为何而来。这样往往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接纳。”柴静说。 刚刚播出的那期少女杀死性侵者的节目，已经是三个月之前的新闻。柴静去找当事的法官谈，对方说：“这个案子早就已经过去了。”柴静说服对方：“这个案子是过去了，但是很多人对这个案子是不信服的，人们真的会把这个案子忘了，再也想不起来，但是心里会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从此对法律不那么敬畏。”法官被说服了，愿意出来谈一谈。 做“过去的新闻”，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有些疙瘩貌似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个结打在那儿，时间是消磨不了的。如果疙里疙瘩的东西太过，就会误解丛生。我希望能够去做这个工作，一点点开解掉（疙瘩）。” 在微博上，各种“柴静语录”、“白岩松语录”不断流传，几乎成了“央视牌心灵鸡汤”。柴静说这有点“被鸡汤”：“我们都没开微博，但是有很多语录可能是有些人假借两人之口，说出自己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没必要。说自己的话，为自己负责，有负责任的独立的意识，将来才有负责任的舆论界和新闻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再好的目的，以撒谎的方式说，这个目的就没有价值了。” 相较于发表看法，柴静更愿意报道新闻。“因为我犯过这个毛病。”柴静说，她曾经一开口就是大而无当的词汇：“全是成语、概念、宏大、热血沸腾。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越具体越好。其实也就是原来胡适说的，你多研究一点问题，问题本身会指出生活的一个道路，就像新闻一样，不要从意识形态出发去解决问题，而是要从解决问题的路出发，走下去，看看什么样的制度和方式才能更好地帮助解决日常问题。” “记者的道德不是谴责也不是赞美，是‘知’，你要知道这个事件。人在知识当中才能够稳定，这样就不会太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这是新闻界的责任。” 两个柴静 前一阵，网上传言柴静是“央视最穷主持人”，至今租房居住。柴静写博客澄清：“我的生活方式是我的个人隐私，我按我自己舒服的方式活着。这事跟能力和道德都没关系，没什么可自惭的，也没什么可自得的。” 澄清又引起另一种情绪的反弹，指责她“装腔作势”的声音开始冒了出来，有人甚至说，这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我对这个不太感兴趣，所以没有研究过。这不是我所关注的新闻领域，它只属于娱乐范畴。对于在娱乐范畴中我的名字怎样出现、又该如何理解，确实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关心。”她只关心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公众形象”：“做一期节目，大家对我提什么意见，小到标点符号，我都非常重视，这是我的公众身份，我要向公众负责—如果新闻不正确的话。至于我这个人本身，真的不重要。” 从电台主持人时期开始，就有一批人始终关注柴静。他们成立了柴静论坛，录下她从前节目的音频，一字一句地记下她的开场白。豆瓣上的“《看见》小组”认真记录着柴静的每期节目，甚至有人对着视频敲出对谈记录。 听记者说了，柴静才知道：“真的呀？我以为这些论坛在微博时期已经不存在了呢。”但她不觉得这是“粉丝”的追捧：“有个细节说明他们没有把我当偶像。如果当偶像的话，可能是在消费这个人本身，但是他们会去敲这个视频当中的谈话，是对这个内容本身当中的人感兴趣。” 在少女杀死性侵者的节目里，有一个镜头可以看清当事人的名字，编导们反复看了七八遍，都没有注意到这点，节目播出后，有人在柴静的博客里留言，说存在这样的疏漏。节目组立刻撤下官网上的视频，修改了一天，重新上传。柴静觉得这能说明关注自己和节目的观众是怎样一群人：“他们跟你共同对一期节目负责任。这是对当事人的责任，也是对我们栏目的责任。” “我怕把人用成符号” 时代周报：虽然你愿意多报道少评论，但是大家还是对你有一种“启蒙”的期待，希望你承担这个功能。 柴静：我写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蒙昧，我怎样试图去摆脱这个蒙昧的过程，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启蒙。实际上，我写的是启蒙何等困难和启蒙永无止境。如果有人看到这书，他觉得有些共鸣，觉得我跟他有相似的境遇，有心灵上的感悟，那可能就是好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影响和教化别人。刚入行的时候可能会有，也不是因为虚荣心，而是不理解这个职业，觉得传媒是不是特别高尚？是不是非得传播真善美、塑造好社会？慢慢地，我理解了这个职业的属性，也是把自己的角色看清楚了。把你做的事儿当回事儿，但别把你这个人太当回事儿。 时代周报：外界觉得媒体人每天要面对很多沉重的新闻，可能压力很大，像崔永元。 柴静：小崔的境遇有他个人的原因，不能够把他当成一个例子来分析，大家每次这么说的时候，我都会很心疼小崔。他很诚实把他内心深处的东西袒露于人前，我特别不愿意别人拿他这个事儿开玩笑。你知道抑郁这两个字儿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多沉吗？我很害怕这个谈法。我特别怕使用别人，把这个人用成一个符号。我会尽量体会，体会他的感受、他的生活。 新闻本来就是出事儿了嘛，一定程度上，它是社会的一个病灶或者一个伤口。一个人所谓内心的强壮，首先得接受和认识：这个世界本来如此。也不能说一脚踩下去，我都陷到这个情绪里，骂骂咧咧或者很愤慨，因为世界一直在演变。善恶两端是一个一直在平衡的律动，真的只有一端，这世界才可怕。这种状况从来没有出现过。新闻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化，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 时代周报：身处中央电视台，你有什么感觉？ 柴静：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关心过机构和体制，对我来讲只有人。陈虻、崔永元对我来说都是人，我跟他们相互碰撞、抱有疑问，对他们有逆反心理。慢慢随着时间流逝，会消化掉一些东西。 事实上，最起码在过去十年，我对新闻的感受都是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完成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创作能力不足就不要抱怨，要提升自己，把独立的分量放到自己心中，像秤砣一样把自己压住。别推诿，也别跟别人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