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特别报道】
一线调查
产业链濒临断裂 奶源地危情难了 9月的最后几天，石家庄天气阴沉，气温骤降。新上任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车俊在行唐县、正定县等河北省重要的奶源地巡视，他此行目的之一是督促地方上千方百计解决好鲜奶销路，帮助奶农渡过难关，保护群众养殖奶牛的积极性。 此时距离三鹿奶粉事件爆发近20天了。随着事态不断发展和扩大，养牛大县行唐、正定、鹿泉等地遭遇着空前的奶业危机。虽然政府的各项补救措施相继出台，但与受到“结石奶”伤害的孩子和家长们一样，奶农和奶厅经营者们仍在经受痛苦的煎熬。倒奶卖牛持续
就在车俊一线“督战”的同时，本报记者也在行唐县多个养牛乡镇采访，一路上不时看到装上卡车的奶牛，当地奶农说已把它们当做肉牛卖给了牛贩子，价格大约每头4000元左右，此前需求火爆时一头健康的奶牛市价近万元。这些牛贩子大多来自外地，他们将奶牛贩卖到屠宰场。“看来牛肉要便宜了。”一位村民说。 “没办法，再养下去可能赔得更多，没什么意思。”一位奶农大吐苦水。据他告诉记者，奶牛产奶是有讲究的，产奶期的奶牛每天必须挤奶，才能保证其牛奶的生产能力，如果减少饲料喂给量，倒是可以减少产奶，但以后难以恢复。所以奶农们面临两难选择：如果继续养牛，只能忍痛倒奶。 据行唐县官员介绍，该县现有奶牛8万多头，79个挤奶厅，此次事件发生前，日产鲜奶700多吨，其中有一半供给三鹿的工厂。可以想象，三鹿停产之后，每天至少有300多吨鲜奶无处可去的难处。 早在三鹿事件刚刚爆发不久的9月17日，行唐县政府曾与河北小洋人集团及伊利、蒙牛协商成功，3家企业同意帮助消化行唐县的原奶，具体数量为小洋人130吨/天，伊利60吨/天，蒙牛40吨/天。 但第二天蒙牛和伊利的液态奶中也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两家企业的生产随即陷入停顿和压缩，行唐县的鲜奶再次滞销，奶农们倒奶卖牛的情况逐渐增多。 记者拿到的一份行唐县政府9月23日向石家庄市委呈报的《关于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处置工作的情况汇报》显示，现在全县日产鲜奶590吨，销售480吨，其中本地企业150吨，小洋人集团80吨，驻马店60吨，明旺集团30吨，蒙牛20吨，其他如自用、赠送、喷粉、喂养畜禽等150吨，滞销100吨。 事实上，由于自用、赠送、喂养牲畜只是不得已为之，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养牛大县每天浪费或直接倒掉的鲜奶达250吨之多。而为延长保存期将鲜奶简单再加工喷干制成的奶粉，奶农和奶厅经营者大多并不怎么需要，还要支付3600元/吨的加工费，看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一些多年弃之不用的卖奶方法被无奈的奶农捡了起来，那就是自己到县城“卖鲜奶”，妇女们开始骑着自行车，车子后面挂着盛有鲜奶的铁皮箱，行进在乡间的小路上，价格为5毛钱一斤，而之前卖给奶厅的价格大约是1.2元/斤。 但在这个人们“谈奶色变”的时期，卖奶之难可想而知。结果，大量的鲜奶只得被倒在乡村的河道和田地里，空气中弥漫的味道从甜香迅速变为“腻臭”。“倒奶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损害，所以干脆把牛卖掉算了。”当地奶农说。 河北省政府曾出台一些措施试图劝阻卖牛的奶农们：省市县三级财政拿出3.16亿元专项资金（省级拿一半，市县两级拿一半），每头奶牛补贴200元，但与奶农们的损失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因为按照一头牛日产奶40斤，原来每斤售价aihuau.com为1.2元计算，一头牛一天的直接损失为48元，这还没算上饲养成本。关键是奶农们对于养牛的信心在丧失。“我们这里已经有30多年的养牛传统，是和三鹿一起走过来的，三鹿一停产，我们的指望就没了。”一位在行唐县独阳岗乡经营饲料生意的村民对记者说。 在行唐县伊利奶源收购站，记者看到偌大的院落里空空荡荡，大门旁边的大坑里散发着浓烈刺鼻的牛奶味道，这里曾经一天就倒掉了60吨鲜奶。此前这是伊利集团在行唐的集中收奶站，当地的奶厅经营者会把各自的奶先送到这里，再由其统一运送到位于定州的伊利加工厂，但随着后者停产，这里的收购也不得不暂停。 在收奶站的其中一个房间内，伊利的工作人员正为两个奶厅经营者送来的奶样做简单测试。“要是检测合格，等情况好转之后就可以继续送奶了。”一位奶厅老板说。他说其他同行也在苦苦等着工厂复工的好消息。复工前景存疑
毫无疑问，如果乳制品企业不能尽快恢复生产，即使有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受三鹿事件冲击的河北各地奶农们也不能坚持多久，相关的饲料、兽医兽药等行业更会迅速受到牵连。记者在行唐县城看到，满街的饲料、兽药商铺很多都关门歇业了。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次危机将会持续多久，三鹿这家乳业巨头的未来更是个未知数。行唐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曾向记者透露，当地政府正在努力协调，尽快恢复当地两家三鹿分厂的生产。但他拒绝解释，停产的三鹿各分厂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得到上一级政府的复工许可。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复工企业必须具备检测三聚氰胺的能力、完善自己的质量监管体系。 行唐县质监局一位人士称，三鹿出事之后，该局58名工作人员中大部分被派驻县内各乳制品厂，其中行唐三鹿乳业和石家庄三鹿太行乳业各3人，阿牛乳业则有5人。估计以后停产企业恢复生产之后，他们也要继续驻厂检测了。 据他介绍，以前他们对本县乳品企业每月进行一次定期检测，三鹿成为国家免检产品之后，三鹿的分公司就改为每半年检测一次。他表示，质监局的职责是监管企业的生产过程，包括原料检测和出厂前的产品质量检测，一旦产品进入流通销售环节，就是工商局的责任了。奶源样本送京检测
目前，在行唐县唯一还在收购原奶的企业是蒙牛。该县蒙牛养殖小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鲜奶收购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不过原来是先由设在旁边的“奶台”进行检测，再运送到保定市望都县的分公司加工，三鹿事件之后，改为直接由奶厅运送到保定分公司，减少中间环节，以免出现什么纰漏。 这个专属于蒙牛的养殖小区一共有200多头奶牛，据负责人介绍，现在他们对于外来奶源一概不收。他们的通报栏上贴出了一则9月20日的蒙牛官方承诺：“与蒙牛签订正式‘牛奶购销协议’的奶站，其所属奶户所挤的牛奶只要符合企业原奶收购标准的全部收购。”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如今交奶比以前困难多了，不合格率明显增多，检测时间也大大延长。 石家庄以北约90公里望都县境内的蒙牛保定分公司建于2007年4月，一期占地130亩，共有12条生产线，日生产能力790吨，年产奶制品23.62万吨，年处理鲜奶24.8万吨。 相比三鹿集团在行唐、鹿泉等地的分厂， 蒙牛保定分公司要现代化和气派得多，宽阔的草坪和蓝白色的厂区建筑，在周围的乡野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厂区后面停放着数十辆前来交奶的罐装车，说明这里仍然在收购鲜奶。一位从辛集赶来的奶站老板刚刚交完奶，他对记者说，有500多头奶牛在自己的奶厅挤奶，每天能生产4吨多鲜奶，之前一直是给三鹿供奶的，出事之后，多亏了当地政府出面与蒙牛协商，才获得了向蒙牛交奶的资格，当然检测更加严格了。 据该蒙牛分公司一位职工介绍，他们一直坚持生产，同时添置了相应的检测设备，不过有的奶源样本还是要送到北京去检测，“比以前谨慎多了。" 耐人寻味的是，记者在蒙牛保定分公司一块写着“建设世界乳都 打造国际品牌”的巨幅标语牌下，看到了用红线标示着从2000年以来蒙牛集团的业绩增长情况：2006年和2007年的数字分别是162亿元和213亿元，而2008年的红线上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不知这是不是巧合？ 这个巨大的问号，正在变成一个魔咒，同样拷问着整个中国乳制品行业的未来。 新闻访谈 解放奶农 访中美奶牛研究中心主任李胜利 作为国内权威乳业专家之一，李胜利认为，“不法奶农”在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中备受指责，自有其深层次原因，不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国内乳业发展机制都存在问题，要妥善解决乳业危机，当务之急是“解放奶农”。以下是近日本报记者对他进行的专访： 《中国经营报》：去年各地不少奶农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纷纷退出奶牛饲养业，现在来看，这似乎是因奶源紧张导致检测失控而爆发的三鹿奶粉事件的一条伏线。 李胜利：我们要作客观的分析，看看退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奶农。每个产业都有高峰和低谷，都有进入和退出，奶牛质量差、饲养管理粗放、不讲科学饲养的奶农退出，把有限的资源让给讲科学、会经营的奶农，从而逐渐扩大规模，这是一个健康产业发展的必然规律。 去年内蒙古奶农退出奶牛饲养业，饲料价格升高只是个导火索，真正的根源是自2003年以来，乳品市场发展迅速而对奶源需求加大，国内对奶牛的需求持续升温，正常情况下每年要淘汰的20%老牛、病牛中，很大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继续生产，这些牛产奶量低、饲料消耗量大、投入产出比低，但当时每头也值7000元以上，严重背离了其真实价值（普通产奶奶牛正常市场价格一般为4000~5000元）。部分奶农退市，正是奶牛养殖真实价值的逐步回归。换言之，原本应该在2003年~2007年间陆续“退役”的奶牛，一次性集中退出了。 《中国经营报》：奶农所承受的饲养成本不断上涨，原奶收购价却涨幅有限甚至原地踏步，两头都不受奶农控制，他们始终处于弱势，这种状况有没有办法改变？ 李胜利：从我国奶业现行体制及产业构成上来看，奶农在饲养成本、原料奶价上受制于饲料企业与乳制品企业的现状，一定时间内仍将持续，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奶农群体虽大，但单体规模过小，奶牛单产水平低，养2~3头牛才相当于美国1头牛的牛奶产量，养殖效益差；二是我国奶农与加工企业之间尚未按照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奶农合作组织，双方只是买卖关系或暂时的合同供求关系，造成奶农在价格形成过程中缺少话语权，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相互的价格博弈是难于协调的。目前部分地区出现了当地政府、奶农协会、加工企业共同参与和干预的“原料奶价格形成和定期公布机制”，这对于理顺原料奶价格，保护奶农的利益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换个角度看，表面上大多数乳制品企业在制定原料奶收购及终端产品价格方面有决定权，应该有很大利润空间，但实际上，近几年来乳制品市场竞争残酷，企业在产品销售方面（广告费、价格战、进店费等等）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极大地压缩自身的利润率，即使是国内一些龙头企业，平均利润率也只有3%~7%左右，大部分中小企业则处于亏损状态。据我们调查，整个乳制品产业链中，奶农、企业、销售物流之间的利润分配是1∶2∶7，而大部分利润又都在销售和物流过程中花掉了，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外界忽略。 《中国经营报》：当前乳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尤其是理顺奶农与企业关系以确保乳品安全方面，有哪些值得中国乳业借鉴之处？哪种原奶生产发展模式最适合国情? 李胜利：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想建立乳品加工企业，必须先养牛，然后根据牛的数量以及提供原奶的多少，才能购买相应比例的加工企业股份。这种做法，使得原奶供应和乳品加工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奶农成为乳品企业股东，不仅可以保障奶农利益，还能保证奶农向企业提供安全、高品质的原奶。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像乳品巨头如蒙牛、伊利等已发展多年，股份改造早已完成，不大可能让奶农们成为持股股东。而且与国外普遍的规模化饲养相比，中国奶农大部分为只有10头以下奶牛的散户，这么少的奶牛数量不容易转换成一个大企业的股份。此外，中国奶农组织化程度太低，在与企业谈判时无法取得较为平等的地位。 我国奶牛养殖业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年发展的基本上是“数量型奶业”，还没有走到依靠奶牛单产及原料奶质量提高的“质量效益型奶业”路子上来。大量散养户缺乏专业知识，饲养管理分散粗放，养殖规模小、粗饲料质量差、优质青粗饲料（就是青草、苜蓿草、青的玉米秆等）不足，无法实现规模效益，议价能力低，收益自然得不到保障。 就平均规模而言，我国奶牛养殖业与奶业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但这是个中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说今天有钱能买设备、建工厂便可一蹴而就。真正适合我国奶业的发展模式，就是“由散户饲养向适度规模转变”， 规模上去了、青粗饲料上去了，产奶量和利润自然就上去了，原奶质量也就有所保证了。 我在现场 三鹿的痕迹 对三鹿集团所有员工来说，2008年的9月注定让他们永远无法忘却，他们迎来了企业52年历史上最艰难的“寒冬”。
从9月11日停产至今，那些原先习惯于朝九晚五生活的工人们不得不闲赋在家，无所事事。公司是不能去的了，每天都会有上千怀抱患儿的家长们在那里“讨说法”，车间的机器被质检部门贴上了醒目的封条，那些平日里不苟言笑的领导们大多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据说都在配合中央调查组的工作。 一位三鹿员工说，整个石家庄至少有一半的人都是喝着三鹿奶长大的，现在自己都不敢直视市民的目光，深深的愧疚无法控制地在心中蔓延。 然而这个城市并不是三鹿人担心的那样冷漠，多数人仍然出乎意料的宽容。穿行于这个城市的公交车依然有三鹿的车身广告，市中心的巨幅三鹿宣传灯箱继续矗立，小超市中还躺着一袋袋三鹿液态奶。三鹿给这个城市留下的痕迹显然无法在一夜之间抹去。 更多当地人见到记者时会说，他们家里的什么人或者哪个亲戚在三鹿工作，以后很可能面临失业，然后一声叹息。而对于三鹿事件的种种传闻，他们并不相信，“我们都是喝着三鹿长大，现在不是都很健康吗？”语气坚定，不容质疑，听得出来深藏着某种感恩之情。 人们更多会谈论起三鹿曾经的掌门人田文华。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对田文华的熟识远胜于某个港台歌星，人们对她的评价颇多争议，而命运似乎也赋予了这个乳业女强人更多悲剧色彩。 在媒体眼中，田文华一直处在光明乳业前控制人王佳芬的阴影之下。与身处上海十里洋场、不时高调接受媒体采访的王佳芬相比，田文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光明与三鹿也基本继承了两人的秉性，一个咄咄逼人，强硬张扬；另一个不事声张，以柔克刚。 这两位中国乳业女强人最大的不同是，王佳芬在不满60岁时就“功成身退”，再也不过问光明之事，而田文华则在60岁后继续担任董事长。在乳制品业界，田文华似乎更为同行所肯定，据说蒙牛董事长牛根生的办公室里挂着三幅最让他敬畏的对手的画像，田文华就是其中一位。令人感慨的是，如今蒙牛也深陷“结石奶”事件的旋涡之中。 “结石奶”事件曝光后，田文华被拘，三鹿大势已去，控股近一半的外资恒天然公司也有些心灰意冷。看来三鹿难逃被贱卖甚至破产的命运。有当地政府人士称，三鹿品牌的存亡已经不重要了，但三鹿几万名员工今后何去何从，他们还要操心。 记者结束采访离开石家庄前，偶尔听到当地人说，没有三鹿奶的日子，他们打算以豆浆来代替，虽然多少有些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