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特别报道】
富士康过冬
●本报记者 李国华 李宾报道
编者按
郭台铭和富士康再一次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但这一次,他们不再是遭国人痛斥的“血汗工厂”的典型,而是中国制造业企业“集体过冬”的标本。 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只能赚取产业链条中最微薄的加工利润,却付出诸如无视工人合法权益、牺牲环境质量等重大代价——处境尴尬的中国制造业日益被有些舆论视为“鸡肋”。但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出口贸易额接近中国GDP的四成,每年为GDP增长直接贡献4个百分点,这些有力的数据说明,它依然承担着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源源动力的重任。 这一轮全球经济的大幅波动,让富士康之类行业巨头不能独善其身,也让成千上万的中小厂商不寒而栗,严重的话甚至会动摇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固根基。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一线调查 郭台铭手谕曝光:富士康航母急刹车 深圳的龙华镇和观澜镇,50栋曾经住过数万富士康员工的宿舍楼,如今已人去楼空。 这家赫赫有名的台资消费电子加工制造业航母,正遭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衰退。在此之前,富士康经历连续三年的急速增长,曾经创下一周内新招8000人的公司最高纪录,并使旗下生产基地遍布国内16个城市。“风暴来袭” 8月底,在香港上市的富士康国际控股(Foxconn International Holdings,简称FIH,2038.HK)公布了2008年上半年业绩报告:净利润1.42亿美元,同比大幅减少56.1%。该公司2007年净利润7.214亿美元,2006年为7.18亿美元。 据说在准备这份财务报表时,富士康总财务长黄秋莲大感头疼,彻夜难眠,因为她预见到结果将令人相当难堪。 早在半年前,富士康员工内部甚至有传言“公司第一季度盈利只有区区8万美元!”这一说法过于惊人而且无从证实,但一度为母公司鸿海集团贡献30%以上利润的FIH,今年以来业务的迅速下滑却是难以回避的现实。 与此同时,郭台铭掌控的鸿海集团旗下各上市公司表现也差强人意。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简称鸿海精密,2317.TW)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10%,建汉科技(3062.TW)净利润下降46%。 深圳,是富士康中国总部及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所在,从1996年开始,作为这艘逐渐成形的制造业航母的引擎,深圳基地一直处于加速运转状态,仅龙华和观澜两个厂区,就聚集了工人30多万。但2007年下半年起,观澜厂区首先出现了异常的波动迹象。 富士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观澜厂区主要是为苹果公司做代工生产,但后者的新订单并未如预期那样继续增长,人力资源部门不得不通过停止招工和人员的自然淘汰,逐步缩减掉工人数量。该厂区正是富士康2005年扩张最为猛烈时所开建。 富士康内部的有心人早已感觉到山雨欲来之时的丝丝凉意,不过当老板郭台铭亲自出面承认危机来临时,还是令他们震动不已。 7月28日,富士康10大事业群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收到了刚刚在台湾君悦酒店举行盛大婚礼的郭台铭签署的警示手谕。在这份手谕中,郭台铭直言“风暴已经来袭”。他要求旗下各事业群要在开源方面做到选对客户、选对产品,加强市场行销以扩大市场占有率。更重要的是,他特别要求各事业群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严格执行节流策略,即人力冻结,扩厂冻结,提升效率,加强训练,改善提案,节省费用20%。最后,郭台铭还将节流的任务分解到每一个季度: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一年内完成20%的节流,每个季度降低费用5%。手谕的最后落款是郭台铭的英文签名。 “富士康现在需要不断地输血,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现金母牛了。”一位知情人士称。三年“跃进” 走进戒备森严的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大门,就像置身于一座设施完善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每天都有30多万人在不同的时段里活动。每逢交接班,身穿蓝色工服的男工和红色工服的女工,如潮水一般在厂区大门出入口处汇集和散去,熙熙攘攘数小时不断,现场蔚为壮观。 富士康所有厂房以白色为基调。无论是历史较长的龙华厂区还是2005年才开建的观澜厂区,都有一座座五六层楼高的白色厂房,外立面上布满各种形状的裂纹。“这是富士康特有的印象派艺术。”富士康内部员工这样戏谑说。 事实上,厂区里这些随处可见的“印象派艺术”,不过是勾补厂房外表裂缝的水泥痕迹。据员工介绍,厂房结构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当初建设时工期催得太紧,还没等墙体完全干透就刷上外面的涂料,立即安装生产线投入生产,以应付纷至沓来的订单。换言之,它们都是过去两三年富士康超高速发展最有力的证据。 凡是2003年时就已加入富士康的员工,都对公司那一段疯狂扩张的劲头感到惊讶。2003年底,富士康龙华厂区员工不过五六万人,经过2005、2006及2007上半年的翻番增长,最高峰的时候其深圳两大厂区总共有30多万员工。 老员工们回忆,整个龙华镇一带可用的楼房都被租完了,有时候公司还将一整个工业园区全部租下来,24小时加班在厂房内加装灯管和卫生间,搭建上下铺,改造为员工宿舍。新招聘的工人们可能会先在铺了凉席的地上睡一晚,等第二天床安装好了,就从通铺搬到床上。有一段时间,租房的速度实在赶不上员工的扩招速度,上下铺被改造成了3层的床铺来应急。 一周内新招8000人,这是急速扩张年代的富士康曾经创下的最高招聘纪录。高潮已过? 富士康发展最快的三年,正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好的三年。在此大环境下,全球消费类电子市场一片繁荣。 然而,风云突变。今年上半年,富士康深圳龙华、观澜两个厂区外租的宿舍越来越多地退租,因为要重新编排分配,部分一线员工不到半年里已搬过好几次宿舍了。据估计这段时间内富士康已退掉将近50栋楼房,里面曾住满几万人。 负责富士康内部土建工程的营建处,曾是最繁忙的部门之一:没完没了的项目等着他们去安排处理,接待室里挤满了盼望分一杯羹的承包商,连那架复印机也一刻不停地工作,“吐出”外包工程所需的各种文件。但如今这栋绿树掩映下的平房内外却显得格外冷清。 “工程都停了,没事做了。”习惯忙碌的营建处员工,突然闲下来后似乎有点不适应。 2000年,富士康杀入手机代工领域,2003年营业额即突破100亿美元,2004年营业额增长61%,2005年再增长65%,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厂。2006年,其营业额突破了400亿美元,并坐上了全球最大数码相机模块代工厂的宝座。 2007年,富士康营业额虽然超过500亿美元,但年增长率仅略高于30%,已由前三年平均水平回落一半。这也是1996年富士康成立以来最低的增长率。 据三星经济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统计,2007年富士康中国大陆员工达75万人之多,所代工产品线覆盖电脑、手机、网络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以及游戏主机等。 而根据一份统计截止日期为2008年7月25日的富士康内部文件显示,富士康10大事业群在中国大陆的员工为65万人,与2007年相比,整整减少了10万人。有可靠资料表明,深圳一地就缩编了近4万人。 新闻DNA 富士康遭遇“十面埋伏” 对于郭台铭来说,富士康这艘开足马力全速冲刺已超过5年的制造航母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毫无疑问是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对制造业的直接冲击。 但是,敌人绝不仅仅只有一个。经济下滑牵累 富士康为各客户的代工量是绝对的机密,但是,从其主要客户最新的经营状况变化可以推测,富士康订单数量很可能遭到削减,至少增长速度受到了抑制。 对于所代工的客户资料,富士康一直以严格遵守协议为由三缄其口,但诺基亚、戴尔、惠普和苹果等国际知名电子消费类品牌均为其提供大量订单,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据说去年一年,仅来自诺基亚的订单量就占了富士康手机代工业务的一半。它们的市场出货量,对富士康的业绩起着决定性作用。 研究机构Gartner预计,全球性经济下行趋势将影响2008年全年手机市场的增长。以手机行业的大哥大诺基亚为例:它占了全球手机市场的四成,今年第一季度出货量比去年第四季度减少了13.5%;它在中国手机市场同样拥有四成的份额,但今年第二季度出货量下降了16%。 目前排名全球第二的个人电脑制造商戴尔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盈利减少17%。而凭借iPhone切入手机市场的苹果,其全球市场占有率也没有实现预想中的增长。根据IDC(全球著名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商)的研究报告,今年第一季度iPhone手机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比上季度降低了7.5%。 与此同时,苹果iPod音乐播放器的增长势头今年也遭遇了阻力,第二季度发货量下调10%~15%。 富士康为各客户的代工量是绝对的机密,即使是富士康内部人士,也没有几个人清楚了解各品牌的订单有多少。某个产品的一线工人,如果擅自进入另一产品的加工车间,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开除。但是,从其主要客户最新的经营状况变化可以推测,富士康订单数量很可能遭到削减,至少增长速度受到了抑制。同城对手狙击 据知情人士透露,5年来富士康有近500名骨干员工跳槽至比亚迪,其中包括许多高级技术人才和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不仅将技术带到了比亚迪,往往将大额订单也带走了。 除了遭遇全球市场的寒冬外,同城对手比亚迪对富士康展开的围追堵截,也是郭台铭一大心病。 1995年,比亚迪在深圳成立,主营业务为手机电池。2003年,比亚迪切入手机代工领域。经过5年发展,其手机代工业务已覆盖电池、键盘以及除手机芯片之外的所有手机零部件。2006年,比亚迪手机代工业务收入达51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大幅增长169.3%。 自从比亚迪加入手机代工业务战团以来,富士康的人才流失就一直令郭台铭不安。据知情人士透露,5年来富士康有近500名骨干员工跳槽至比亚迪,其中包括许多高级技术人才和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不仅将技术带到了比亚迪,往往将大额订单也带走了。为此,富士康还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与比亚迪打了一场声势不小的官司,去年12月才艰难胜出。 “虽然名义上富士康赢了,但实质上是输了。”上述知情人士称。因为此后摩托罗拉的大笔订单还是从富士康流到了比亚迪。 事实上,摩托罗拉、诺基亚等主要厂商为了防止富士康垄断整个制造环节,正在尝试将自身的部分订单转移给比亚迪。这种市场上不可避免的制衡安排,加速了比亚迪发展的同时,对富士康这艘航母的高速前进也起到了刹车作用。“山寨机”蚕食
“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这句出自郭台铭语录的名言,如今正在被山寨手机、山寨相机、山寨笔记本电脑等山寨大军以另外一种方式诠释着:昔日代表高科技的3C产品,如今被大批廉价克隆,再像白菜一样卖出去。 “产品生命周期短,必须快速占据市场,满足消费者需要,否则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这是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公认特性。富士康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对此特性的深刻理解。 然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者,富士康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支对上述特性理解更深的手机杂牌军——“山寨机”。它们正在大肆蚕食品牌手机市场,进而削减富士康的代工业务。 有机构估计,2007年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山寨机”总量为4000万台,接近整个市场的1/3,其余超过1亿台远销国外,蚕食着品牌手机的全球市场。 据知情人士介绍,目前深圳从事“山寨机”设计的公司就有几千家,生产其外壳、电池和显示屏等相关配件的企业上万家,几十万人靠这条产业链吃饭,“保守估计,这是一个数百亿元的市场。” “不少外地人来深圳的一个必选项目,就是买台‘山寨机’回去。”上述知情人士说。 2007年10月,国务院发布文件取消手机牌照制度,为“山寨机”发展提供了名正言顺的机会。更为可怕的是,除了手机领域,“山寨机”制造者正毫不客气地向数码相机、液晶显示器等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进军,两三百元一台的数码相机已经不再是新闻。 与富士康一墙之隔的华为,堪称国内最具有危机意识的企业。由于OEM(贴牌生产)手机也是其业务之一,他们看到了“山寨机”对自身的威胁以及整个电子市场的冲击,并且一直在研究其冒起的原因。2008年上半年,华为派出战略与市场部门的精兵强将,经过调查得出了一份调研报告:《山寨机的蓝海战略》。 这份报告中认为,“山寨机”大行其道,根本原因是其制造者将手机定位为人们的日常快速消费品,而不是当做一种高科技产品,最大的特点是价格低廉、功能多样。人人都可以用几百块钱买到样式新、功能全的手机,用一段时间后扔掉也不可惜。 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厂商已开始重视“山寨机”对自身造成的威胁,甚至为此调整了经营策略。 “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这句出自郭台铭语录的名言,如今正在被山寨手机、山寨相机、山寨笔记本电脑等山寨大军以另外一种方式诠释着:昔日代表高科技的3C产品,如今被大批廉价克隆,再像白菜一样卖出去。命运牵动16城市
一旦富士康遭遇的衰退扩散,减少的绝不仅仅是其全国60多万员工的收入,各城市生产基地所在地区也将感受寒意。 根据三星经济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的统计,2007年富士康深圳生产基地创造的出口额约占深圳市出口总额的20%,缴纳税款约50亿元人民币。 目前,富士康深圳厂区是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和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基地,富士康的规模优势为深圳乃至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富士康龙华厂区所在的龙华镇,大到包装、物流企业,小到卖煎饼的地摊,整个经济几乎全靠富士康大规模生产以及几十万员工的消费而带动。 迄今为止,富士康在深圳、北京、上海、太原、晋城、昆山、南京、嘉善、淮安、杭州、烟台、天津、秦皇岛、廊坊、武汉、沈阳等16个城市建立了不同产品类别的生产基地。有富士康人士担心,公司订单锐减,或多或少会影响到这些基地的发展。 业内人士测算,仅仅是富士康深圳基地订单减少10%,就意味着至少2万人失业,富士康不景气,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其深圳30多万员工的收入,拥有200万人口的龙华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以此类推,一旦富士康遭遇的衰退扩散,减少的绝不仅仅是其全国60多万员工的收入,各城市生产基地所在地区也将感受寒意。 事实上,各地政府为了引来富士康这只“凤凰”,不仅给予优惠政策,还不惜血本地进行配套投资。2007年,为了吸引富士康到武汉投资,当地政府花在直接配套设施上的资金就达人民币28亿元,其中包括建造一条12公里长的专用铁路线。 对于这些投入巨资的城市来说,无论从就业还是从GDP贡献率的角度出发,富士康发展停滞甚至衰退,都是他们不愿看到的梦魇。 记者手记 “幸福时光”之后 65万包喜糖,从徐福记总部广东东莞,汇往全国十几个省份的不同城市。这些喜糖传递的信息是:总裁郭台铭结婚了。 在全国16个城市统一建有白色厂房的工业区内,有65万人收到了喜糖。正是这65万人,每天、每时每刻,在为同一个人创造着最大的利润。 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各种基础设施应有尽有,几十万人不分日夜在这座城市中忙碌着。郭台铭的总裁办公室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设在这座他一手缔造的“制造之城”中到处可见的那些高楼大厦上,而是设在绿树和花草后一排临时搭建起的铁皮平房中,这些平房前面是中共富士康党委总部。郭台铭的办公室陈设简朴,一张旧办公桌摆在中央,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艰苦奋斗作风的无声宣示。 如果碰巧,富士康员工们可以看到郭台铭穿着拖鞋,从树丛后的铁皮平房中悠闲地走到对面的“御膳房”用餐。 除了郭台铭,没有几个人能完全了解这座“制造之城”的整个运行机制。但是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郭老板安排的便利和好处。 在富士康厂区内,快餐店、书店以及超市对员工都提供折扣价格。在快餐店德克士内,所有餐饮都对富士康员工打6.5折,外面一份卖到14.5元的韩式泡菜嫩鸡饭,员工只需花费9.5元。富士康曾经有意让麦当劳和肯德基进驻厂区,前提就是对方开先例,在全国统一价格上再打折,最终因为麦当劳和肯德基认为条件过于苛刻而被拒之门外。 在富士康观澜厂区的“金融一条街”上,仅工商银行深圳富士康支行内的自动取款机就有30台,其他银行所设的厂区支行规模也不相上下。在这座城市中,必须有足够的银行和取款机,因为在每个月的某一天,同时有30多万人领到工资,30多万人取钱存钱。 警觉到风暴来袭的郭台铭决意放缓脚步,压缩成本,而收到老板喜糖的这座“制造之城”里30多万富士康员工以及数量同样众多的全国各地同事们,也许有不少人都在担心,下个月发薪日时,他们领到的是薪水,还是一笔遣散费? 新闻视野 出口部门每年为中国GDP增长直接贡献4个百分点 如果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者下滑,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将势必放缓制造业告急 动摇中国经济增长根基 今年7月初,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召开年会,数十位世界500强企业的CEO齐聚清华园,鸿海集团老板郭台铭也在其中。 当有人问到郭台铭如何看待行业形势时,他直言人民币升值及生产成本提高是出口型企业共同面对的挑战,关键在于采取何种对策,富士康的做法是将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当时郭台铭还不失乐观地预言,全球经济步入下降周期,也是大量机会涌现的时候。财大气粗的他或许有理由保持淡定,但更多的中小制造业同行却正为生死存亡而苦苦挣扎。制造业冬天来了
与深圳毗邻的东莞,2007年GDP达到3151.01亿元。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工厂”,东莞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制造之都”。 然而,昔日繁荣发展、熙熙攘攘的“制造之都”,如今已呈萧条之势。 “那一片以前都是厂房。现在都荒废了。”东莞某镇一位村民指着不远处的房屋说。由于过去一段时间不计其数的加工厂或倒闭或外迁,当地厂房和工人宿舍大面积地闲置了。 几年前,这位村民家里建起了6层楼房,除了自住一层外,其余都分成小间,租给当地工厂做工人宿舍。去年下半年开始,周边的工厂一家家倒掉了,工人们走了,房子也就空出来了。 “没了这份收入,现在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多年来唯一固定的工作就是每月收房租的他无奈地说。 长期研究珠三角加工产业的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曹志强在东莞石排镇调研时发现,当地一家企业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2000平方米的宿舍以及500平方米的办公室,最新的年租金还不到6万元,2006年同地段、同样面积的厂房租金至少在10万元以上。而这种厂房物业租金下降的趋势在东莞随处可见。 三星经济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邱罡指出,在东莞和江浙等制造业高度聚集的地区,大批企业已被迫停工,中小企业更是苦不堪言。该中心一份最新报告显示,2008 年第一季度,不少企业账上的流动资金甚至少于流动负债,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8月份,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举步维艰。以纺织行业为例,已经有超过1万家的中小企业倒闭,2/3的纺织企业不得不重整,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聘。 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国有大型企业面对全球经济气候的变化也不敢怠慢。前不久,国资委向央企发出经济可能下滑的预警,并提醒企业防范因资金短缺造成正常业务运营中断的危险,准备应付至少为期两年的紧缩货币政策。政府出手救援
在深圳和东莞,大多数制造企业依靠出口订单来生存和发展。但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欧洲及亚洲的出口增速全线下滑,形势相当不妙。 由于美国国内楼市萎靡和金融危机蔓延,居民消费不振,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持续下滑,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占到中国出口产品总数的17.53%,2006年同期这一比例为21.24%。 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24%,但近期增速已跌至最低水平,从年初的30%多降至8月份的22%,对日本的出口也已呈下降趋势,并且此趋势还有可能持续。 此外,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也明显放慢,对俄罗斯的出口甚至连续两个月出现负增长。 雪上加霜的是,珠三角的出口企业以OEM代工为主,这些企业的生存法则就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成本优势,然后再靠拼价格争取订单。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认为,它们实质上是跨国公司生态链上的一环,并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一旦跨国公司客户销售放缓,它们必遭池鱼之殃。 2007年中国全年GDP 人民币246619亿元,全年出口额为12180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出口额接近GDP的40%。谢国忠估算,出口部门每年为中国GDP增长直接贡献4个百分点。 显然,如果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者下滑,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将势必放缓。 对此,中央政府高层在7月份前后进行了密集调研并迅速作出反应。8月4日,央行同意调增2008年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国家财政部为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安排了35亿元的专项资金,还出台了促进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实施税收优惠等六大政策。在中小制造企业“重灾区”浙江,省级财政承诺今明两年内拿出7亿元,补贴外贸出口前景好、压力重的企业。同时政府在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加大中小企业集合中期债券发行力度等常规政策之外,还利用当地民间资本充裕的优势,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引导发行小企业集合债,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等,以接济有需要的企业渡过难关。
谁能扭转乾坤
“昨天经济还是繁荣似锦,怎么就突然一下子变得危机四伏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管清友说,“这不是一个单一因素能够解释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下滑甚至危机后,调整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人们的观念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态度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管清友相信,最明显的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他将此看做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以来遇到的第一次严峻挑战。 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家分析,当前的大气候使得企业界对将来收益的可靠性突然产生怀疑,一旦怀疑开始,就会迅速扩散。这也就是资本边际收益率(企业投资每增加一块钱,能够产生的预期收益)突然崩溃的原因,而资本边际收益率恰恰是经济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他认为,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严重下降也会对消费倾向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将引起股票市场的剧烈下跌。对于投身于股市的人们来说,股票投资价值的涨落甚至比他们收入多寡的变化,更能改变他们的消费倾向。 股票市场剧烈下跌而引起的消费萎缩,对于资本边际收益率进一步下降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状况,正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谈到的可能进入经济危机的一种前兆。 凯恩斯的药方是,避免或者解救这种危机,只有政府投资才能做到。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李国华采写 曙光闲话 风暴来临谁受损? 张曙光美国华尔街风暴中金融机构数万人大裁员令人惊心动魄,但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又是怎样的情景?富士康“半年内退掉50栋租用楼”,10万名员工被辞退。这是中国受金融风暴影响最直接的表现。自去年底中国股市暴跌,资产价格大幅缩水以来,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所谓“中产阶级财产受损”。
从数量上看,中产阶级受损远在农民工之上,楼市不涨,股市下跌,中产阶级们在股市、楼市上的损失可能达几万、几十万或上百万元;而农民工丢了饭碗,如果一年找不到工作,不过损失了几千元、一万多元的工资,两者不在一个级别上。 但从质量上看,则两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前者的损失大概是这个黄金周没心情出国度假了,而后者则是衣食无着的生存之忧。实际上中产阶级损失的大多是账面损失,受影响的只是减少了外出旅游度假和购买高档消费品的钱,而在同样情况下农民工受损的则是养家糊口的钱。 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从来就不是一个利益均沾的过程,而是一个财富再分配,成本再分摊的过程。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制造业为主,出口型为主。对风险成本承担对象的要求也有其特定标准。 首先是成本规模。因为面向的是国际市场,没有规模是无法满足国际市场要求的。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先导的出口行业。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服装、鞋帽、玩具、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产品最大生产国,其背后是有了能够支撑这些个行业规模成本的承担者,就是农民工。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约在1.2亿。这几乎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规模成本。据调查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有了这样的规模,才能承担起这样的成本风险。 其次是成本价格。只有规模优势而没有价格优势也是不行的。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劳动力价格之低也是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替代的。中国农民工的工资价格竞争力不但其他国家无法竞争,就是在国内也是最具优势的。据有关部门对湖南、四川和河南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而据2006年公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即使如此低廉的成本价格,农民工还要具备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过8小时的工作特征。 再次是风险成本弹性。因为这种面向国际市场的发展模式不确定因素非常多,生产对应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市场,而是众多国家和众多市场。好的时候需要生产急速扩张,不好的时候就要迅速缩减。对承担风险成本的弹性要非常大。这是一般国家或是市场很难做到的。而中国有了农民工这样的特定群体就可以做到。所以对农民工的需求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能满足这种风险成本要求的恐怕也只有中国了。据上述报告调查,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这种模式下劳动力用与不用的成本均不高,自然非常适合外向型经济了。 有了规模大,成本低,弹性大的经济特点,当风暴来临时,风险成本承担就有了去处。昨日里还是车水马龙事业兴旺,今日里就是人去楼空满目苍凉。虽然是恍如隔世之变,但无惊无险。东莞的厂房空空荡荡,龙华镇里不再风光。往日熙熙攘攘的农民工都去哪了?城市的失业率却还是控制在4.5%以下,这其中给人们留下无限遐想。(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