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错失“主业做大”的机会，错失主动转型升级的机会，错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机会，是为浙商之失、浙商之憾。
“得远远大于失”!
在本刊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浙商之得失”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与浙商普遍这样认为。
“但如果说从更高角度来看，浙商群体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或者‘失’。”有关专家和浙商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回顾总结浙商过去30年来的不足，恰好能体现浙商发展空间的广阔。专家和浙商们讨论认为，浙商30年来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失：错失“主业做大”的机会
2008年7月底，一组有关“温州民企陷入方向性困局”的报道被广为传播。针对温州中小企业在宏观调控下遇到的困难，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温州企业在“投机”受困之后，陷入了缺失方向的局面。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过去的30年里，以温州籍浙商为代表的浙商利用先期积累的资金，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股投机热潮：“炒房团”、“炒煤团”一时之间成为浙商的“投机”专利。
“我们这一代起家靠‘机会主义’，”来自温州的虎牌控股董事长虞成华在座谈会上坦言，过去30年里，企业靠“机会主义”获得了阶段性成长。但同时承认为，单纯地依靠抓机遇，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市场。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曾经跟媒体表示：“不搞多元化，发展的空间有限。”最多的时候，红蜻蜓的“多元化”曾经涉足到房地产、百货、金融、教育、服装等多个领域。
尽管在2005年，钱金波提出了回归主业的计划，但业内人士称，红蜻蜓已经错失了做大主业的发展机会。
“游弋在境内外的温州资本在四处寻求获利机会。”——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很多温州企业关注的是，这笔投资是否能在短期内得到最大的回报。
可以说，短期获利的冲动造就了“温州模式”，又让温州人背叛了“温州模式”。当温州人通过经商获得的丰厚资本不再专注于实业领域，温州就已经注定了今日的“困局”。
“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这是硬币的两面，虽然保证了浙商原始积累，但也成了未来浙商发展的软肋。”浙江华睿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宗佩民在浙商理事会8月聚会上曾如此直言。会议上，他猛烈批评那些放弃主业，转而投资利润丰厚的房地产的做法。
事实上，宗佩民列出的数据令所有人吃惊：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浙商的实业企业75%以上都涉足房地产。大量的实业资本转移到了房地产领域，其直接的影响是，主业无以为继。
“房地产赚钱的时候一定是实业丢钱的时候。本来主业可以赚到1000万元，因为投资房地产，房地产可能赚了500万元，但主业只赚300万元，实际上算大账是在亏钱。更主要的还导致主业无法上市或错失最佳上市机会，损失更大了。”宗佩民认为，如果浙商当时能用这些资本去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的话，相信浙江资本已经控制了中国很多的产业领域。
“但现在，大家都错过了这个机遇。”宗佩民遗憾的说。
二失：错失主动转型升级的机会
尽管30年过去了，浙商的产业分布，基本还是在劳动密集型、低层次加工、低附加值的传统轻型制造业为主，产业内部的升级换代也没有得到大的突破。
“比如温州的支柱产业30年来一直局限在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塑料制品、通用设备等行业，温州老底子以轻纺工业为主，工业化转型又没有抓住机遇，所以导致这个城市的经济很难转型。”身为温州人的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表示。
“这样的一种产业结构，它在市场经济发展初、中期，曾经是优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尤其是中国内部的消费结构的变化，我们浙商应该说普遍地感受到了产业升级的压力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挑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表示，从整体上而言，浙商并没有通过大规模地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来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
浙商最典型的经营策略是调整它的市场结构，即横向拓展，做出口贸易。这一发展策略的实施，一方面使浙江经济继续保持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相应延缓了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导致浙江经济在近十年中出现了“总量人均水平领先，结构调整升级滞后”的格局。
“1996年那个阶段，我们浙商面对国内的市场疲软没有去调整产业结构，而是调整贸易结构，国内不行走国外，但做的还是老东西。结果到2007年GDP增速达到11.4%，走到顶点上了，但产业还是‘两低’的格局。”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在座谈会上形象地将低层次加工、低附加值的“两低”经济比喻为“豆芽菜经济”：有了阳光就拼命长，看到低层次的需求就拼命长。
但时至今日，“阳光”不再充足：土地紧张；资源紧张；电紧张；水紧张；劳动力紧张；环境压力加大。已经无法承受“豆芽菜”式疯狂生长的需要。
南存辉也认为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国家鼓励发展高科技，提倡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种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浙商的发展空间和质量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由于粗放型的传统产业还有利可图，利润空间还存在，于是，很多浙商还是沿用传统的技术，传统的管理方式，错过了技术升级、质量和品牌提升的大好时机，致使发展受阻。
三失：错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机会
浙商企业大部分从家庭小作坊演化而来，就算是一些国有改制企业，在私有化之后，也充溢着家族式管理的色彩。
“家族式管理是民营企业走向兴盛的瓶颈。”知名经济学者钟朋荣曾经把浙江的发展模式定义为“家族企业+小狗经济+产业集聚”模式。在他看来，过去的30年里，以温州为代表的家族式管理对经济发展，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当家族企业进一步做大时，却仍旧逃脱不了“业大分家”、“做大做垮”的宿命。因为家族矛盾导致企业没能做强的例子比比皆是。
“民营企业一开始确有风雨同舟、共闯难关的优势，但免不了有沾亲带故的弊病。”浙江金洲集团董事长俞锦方认为，随着企业在更大空间、更高层次上求发展，原有人马日益显示出在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管理水平等多方面的局限性。
但浙商在如此局限下，却并未广泛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在过去的几年里，不少浙商依然沿袭封闭的粗放的家族式管理方式，而不是走向开放式的家族式管理模式，甚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直接造成了如今的被动。“浙江仍是企业老板一个人说了算。”经济学家梁小民指出，浙商要从个人决策走向董事会决策，有独立董事可以帮你减少决策中的失误。
“我不反对家族式管理，但我反对封闭的家族式管理。”郭占恒在阐述浙商不足之处时表露了他的担忧：浙商由于家族制传统文化的影响，老板不愿意外人来掌控企业，很难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此，赛伯乐（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敏提出，要解决当前中国家族式管理中存在的矛盾，关键是借鉴国际化的现代企业股权结构，以股权机制激励创业团队的创业激情，在这种新型的企业股权结构下，让多方优势资源共同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
“浙商企业要谋求更大的发展，迫切需要更好地发挥核心要素‘人’的作用。”朱敏认为，充分调动创业团队的积极性，是建立浙商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内容。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茅理翔则给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在交班初期，可以通过增设总经理助理或智囊团的办法来弥补接班者在管理和经营上的不足。等到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比较成熟，法律相对健全，企业再去引进职业经理人。
30年浙商之“失”，也许还不止这些；具体到每位浙商之失，可能还有更多。好在下一个30年，浙商还有充分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