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些希望用16天的比赛就能改变中国的评论，并不理解我们更细微的渴望。当我走进“鸟巢”看一场足球赛的时候，我希望身边是乐于助人的志愿者，而不是面无表情的武警坐在看台两溜儿；或者那里能举办一场摇滚音乐会，随着大家疯狂去吧。每个人都有观看体育的方式，纯欣赏的、锦标主义的、民族情绪的、世界性的，没有哪一种方式是绝对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学会了一种更好的对待体育、对待奥运的态度，我们也就有可能学会一种更好的对待世界的态度。
苗炜
这是北京奥运会的棒球半决赛。五棵松体育中心的棒球场地大概是奥运场馆中唯一的临时建筑，但坐在观众席上依然赏心悦目，晚霞映照远处的西山，微风习习，大家一起来乘凉。观众拿着薯片、锅巴、啤酒、可乐，这也是我梦想了16年的比赛。1992年巴塞罗那，棒球第一次进入奥运会，古巴队拿到金牌，从那时起，我就希望能看到一场伟大的棒球赛——革命的古巴队打败资本主义的美国队。 1992年也是NBA进入奥运会的第一年，巴塞罗那的新闻中心为了测试系统，发了一条消息说，“梦之队”并不如想象的厉害，他们在一场热身赛上以20分的差距输给了南斯拉夫。那时候的北京，每天傍晚都能买到新华社主办的《奥运快报》，我看到“梦之队”输了不由得心头一震，等看明白是假消息才放心。中央电视台早年间转播篮球赛，解说员说，由于限制职业选手参赛，NBA的24支球队都不能参加世锦赛，所以篮球的世界冠军只能排在第25名。这说法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当时就纳闷，什么叫NBA，他们有24支球队干吗不去拿世界冠军？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梦之队”的表现回答了我的疑问。但是，美国棒球大联盟还是没有派出职业选手参加奥运会，直到2008年棒球比赛就要从奥运会中取消，MLB大联盟依旧不为所动——在奥运会期间，他们的联赛一直就没有停。 五棵松棒球场上的音乐DJ在播放《带我去棒球场》那首歌，旁边就是篮球馆。按照原本的设计，它的外墙应该是一面巨大的电视墙，但为了节约成本更改了设计，外墙看上去像一层灰色的帷幕。那里即将开战的就是美国和阿根廷的半决赛，熟悉篮球的人能准确说出阿根廷有哪4个队员在NBA打球，我只知道中国队里有4个队员和NBA有关系。美国队的老K教练说，“以往我们总以为自己在教全世界如何打篮球，现在我们不这么想了，我们从其他球队身上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老K教练这番话应该刊登在美国那本《外交政策》杂志上。 外国媒体报道说，篮球早已超过乒乓球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从年轻一代看，这说法并无不妥，但电视收视率统计表明，最受中国观众喜欢的项目是女子排球，其次才是中国男篮的比赛。对中国观众来说，女排意味着艰辛的血汗和最初的荣耀，以至于现在这球队一旦没能取得好成绩，就要谈论所谓的“老女排精神”。那种精神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哪个队员出来说明，倒是男篮的姚明不停地煽情:“我们把手放在一起，我们共同用肩膀扛起这支球队。”姚明来自于充满竞争又强调娱乐的NBA，他的宣言似乎比那个“女排精神”更符合现在的口味。当年女排姑娘们经受“魔鬼训练”取得好成绩，如今这样的故事还在不断重复，一个体育代表队就是“军团”的作战部队，他们要去拿金牌，每支队伍都在拼搏，以至于中国体操男队在拿了冠军之后，主管领导潸然泪下:我们欠了全国人民的一笔债，现在还上了。这说法让我感叹:我们对金牌的重视，已经妨碍我们用欣赏的眼光去看比赛了。
我前面坐着一对美国男女，女子体型略胖，一杯一杯地喝啤酒，随着音乐扭动大屁股，男子则不停站起来挥动星条旗鼓动观众。他喊“美国”，观众就喊“加油”，如此喊两次之后，那男子忽然来一句:“我不听你。”然后继续加油。我想了半天才明白，这位老兄的中文词不达意，“我不听你”的意思是“你们声音太小，我听不见你”。每有棒球被打飞出界，DJ就播出玻璃窗破碎或狗叫的声音。我上初中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我们去器材室，拿出球棒给我们看:“我们中学原来是棒球传统校，后来就不教大家打棒球了，因为球太贵，打棒球很费球，球一飞出去就找不回来了，一个球要4毛钱。”他把学校里仅存的几个棒球给我们看，我们掂量着那个落满尘土的棒球，挥舞了一下球棒，离开了那间呛人的体育器材仓库。再后来，我大学实习，在北京一所中学教语文，那所中学在日本有个友好学校，人家派出学校棒球队来访问，这边倒也有一支棒球队应付，我在操场的双杠上看中日这两所中学的棒球比赛，实在是被打得惨不忍睹。更奇怪的是，这样一场比赛，居然没几个观众——十几岁的小姑娘围在球场边给场上的小伙子加油，这该是多漂亮的画面，可惜，所有的女学生都回家写作业去了，没人看球。 2005年全运会在广州举行，有9000名运动员参加，从人数上看规模不小，但几乎所有比赛的看台都空荡荡的。这让我疑惑，我们真的喜欢体育吗？如果大家并不那么喜欢体育，又是什么东西在供养着如此庞大的体育系统？对全运会的批评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而全运会依旧能办下去，那些在国际赛场上已经退役的老将还会为地方争取名次，那些复杂的金牌计算方法让观众摸不着头脑，那些既无市场前景、又无群众基础的项目还是会塞到全运会中，以求进一步与奥运接轨。我以前总觉得没什么人喜欢体育，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觉得奥运会的门票并不难买到，但真到这次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发现，观众对奥运会的兴趣太大了。五棵松球场坐在我旁边的姑娘一直认真地看着比赛进行到第8局，古巴队一记漂亮的本垒打又拿下3分，那姑娘疑惑地问:这球也出界了呀？ 资本主义的美国队一直落后于革命的古巴，那对美国男女一共喝下12杯啤酒。小伙子把啤酒杯放到看台上的垃圾箱里，然后说:“中国人做得好，在美国看棒球就没有垃圾箱，所有人都乱扔垃圾。”观众们忙着和这对男女合影，不断有小学生过来和那胖女子用英语聊天，这真是享受比赛，享受奥运会。16年前激发我要看这场对决的是国家对抗，等我真正看到这场球，却像一次野餐会一样轻松愉快。那个美国男子穿着一件T恤，上面的头像是牙买加的音乐大师鲍勃·马利（Bob Marley），我相信，要是有个小伙子看了博尔特在“鸟巢”表演的100米，他未必会去跑步，但肯定会去找雷鬼乐听，从网上下载一首《No Women No Cry》，奥运会本来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东西。 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英国报纸横挑鼻子竖挑眼，说奥运会奖牌背面有一段廊柱是罗马竞技场的，而不是希腊的神庙。其实，这段廊柱自1928年就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奖牌上了，根本不是什么新鲜设计。但奥运临近，总要有新鲜话题来讨论，于是有希腊报纸老板出来发话，罗马竞技场是血腥残忍的，违背奥运会的理念;也有报纸说，反正那是古老文明，只要奥运会能和古老文明联系上就可以。澳大利亚人对这段廊柱也不是那么乐意，他们在设计奖牌的时候就想过，要用悉尼歌剧院的侧影来取代这段柱子，但他们的方案并没有获得奥委会的批准。 过了4年，雅典奥运会举办时，奖牌设计终于发生了变化，那段廊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飞翔的人影，在雅典娜体育场的上空。这个体育场在1896年举办了第1届现代奥运会，希腊奥运会时重新整修，成为马拉松比赛的终点。如今，这个飞行的人影和雅典娜体育场还保留在北京奥运的奖牌之上。中国设计奥运奖牌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要用长城做中国元素的标识。但奥运会给北京留下了很多标志性很强的建筑，不论“鸟巢”还是“水立方”，拿出个侧影来都能让人一眼就认出来。英国《金融时报》建筑评论家埃德·希思科特（Edwin Heathcote）说，“鸟巢”“也许是古罗马大竞技场之后建造的最具创意、最为美丽和特别的体育馆”。 2007年，在危地马拉，国际奥委会决定谁来主办2014年冬奥会时，俄罗斯、韩国、奥地利的政府首脑都到现场做了最后的陈述。在索契获得主办权后，罗格先生放出话来，他说今后考虑要谢绝国家首脑来做最后陈述。这也许是奥运会一次巧妙的修正，奥运会已越来越商业化了，而且越来越成为国家商业、国家经营的一个棋子。普京许诺向冬奥会做巨大的投资，并邀请韩国企业参与基础建设，这样的大手笔也许是萨马兰奇最喜欢的事。但罗格好像并不喜欢奥运会的主办权越来越被大国的经济热情左右，他极力鼓吹的“青年奥运会”将在新加坡举行。 在比赛之前，“水立方”和“鸟巢”都被当成死的建筑被讨论，但在伟大的比赛之后，这两个地方被菲尔普斯和博尔特“画龙点睛”，他们无疑是北京奥运会最伟大的运动员。但我还注意到一个伟大的观众，那就是科比。这家伙应该是来参加奥运会的1万多名运动员里商业价值最高的，也是除自己项目外观看其他比赛最多的一个。他不只一次去看了游泳和田径比赛，在工体巴西足球队和阿根廷足球队之间的半决赛，他也在场。尽管足球比赛在奥运会上算不得一流，但巴西碰阿根廷什么时候都是一流。以NBA的比赛频率，科比安排奥运会期间的训练与商业活动并不太难。在“鸟巢”的足球决赛，他看完阿根廷队的进球再赶回去训练。这小子到处看，但他作为观众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对伟大比赛的期待和尊重。 当然，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把这次奥运会大半比赛忘掉，即便中国选手获得金牌的镜头反复在电视上出现，你也未必能把51块金牌选手的名字说出一半。但可以肯定的是，家门口的这场奥运会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更多的运动员。 在奥运会开始之前，路透社报道德国选手丘索维金娜，为了孩子治疗白血病，她26岁复出，33岁出征北京奥运。看到这故事时我激动了一下，但转眼就忘了。北京奥运会有那么多伟大的运动员，女子体操里有那么多美少女，这位老将未必能有获胜的机会。她原本是苏联选手，后来代表乌兹别克参赛，因为乌兹别克的医疗体系不让她满意，她移民德国。 女子跳马比赛，程菲的失误固然让人遗憾，但丘索维金娜获得银牌的表演也相当精彩。她谈到下届奥运会:“到那时候我将37岁。我仍然热爱体操运动，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如果有机会，我会实现自己的第6次奥运梦想。”她说，“我并没有感觉自己已经33岁了，我感觉我还是18岁！”这几句话还真没落到悲情故事的俗套里去，日常生活的艰辛困苦大家都不难想见，但真正热爱一样东西是什么感觉，却未必说得出来。 德国举重选手马蒂亚斯·施泰纳在领奖台上手持金牌、鲜花和妻子的照片，这一幕我看上去是奥运会上最感人的画面。这才叫“伤离别”，这个德国胖子让我铭记，在国家荣誉这样虚妄的概念之外，还有更永远的爱与亲情。还有一个让我敬佩的英雄是英国选手丽贝卡·罗梅罗，这个美女4年前在雅典奥运会上拿到四人双桨赛艇的银牌，回英国改练自行车，这回北京奥运会拿到了3公里追逐赛的金牌。奥运会历史上有选手既参加过游泳又打过水球，既玩过拳击又去滑雪，但夏季奥运会上，只有东德运动员罗丝塔·克劳泽（Roswitha Krause）在1968年拿过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银牌，1972年为东德拿到了手球铜牌。 要按照古希腊的风俗，一个人拿了冠军可以写首诗赞美他，卫冕一次冠军还可以写诗赞美他，拿3次冠军呢，还写诗，但写的就是讽刺诗了。古希腊人喜欢业余精神，什么东西玩得差不多了就歇了，拿3次冠军多烦人啊，这叫“心为形役”。所以像罗梅罗这样，玩一个差不多就玩别的，在体育越来越专业的趋势下，还能保持点儿业余精神，实在不容易。当然，这样说可不是瞧不上那些总拿冠军的传奇英雄，每个运动员背后都会有一个艰辛的故事，我们不仅能看到赛场上的一幕幕传奇，也能在赛场外见识更多的奥运英雄。德国皮划艇女选手费舍尔，此次是担当德国电视一台的解说来到北京。她从1980年起参加过5届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缺席），一共获得8枚金牌。她看着她的侄女在顺义水上中心拿到了四人皮艇的金牌。在她旁边就是另一个传奇，给BBC担任解说的英国选手雷德格雷夫，这家伙在奥运会上拿到过5枚赛艇金牌。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曾经被广泛批评，因为它过于商业化，它在奥运主赛场外建立了奥林匹克公园，请各路赞助商入住。北京奥运会共有各种类别的赞助商64家，其中啤酒赞助商就有3家，有关官员解释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中国市场太大了”。围绕北京奥运会有各种批评，但从来没有人指责它过于商业化。4月份一期《纽约客》杂志，有个长篇报道是说李阳的疯狂英语，作者开头先描述了一番培训班的状况，李阳站在讲台上，带着下面的学员喊，我——要——给——你——测——体温，李阳是英语培训中的“猫王”。他正在给医生做培训，这些医生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医疗工作。该文章说，李阳每天教学员们念10个单词，一个月教一个短文，这样就能不停培训不停赚钱，疯狂英语的秘密就是“怎么让学员交钱再交钱再交钱”。8月份一期《纽约客》杂志，有个长篇报道说郎朗在中国的角色——中国不能老是劳苦大众世界工厂的形象，也会玩高雅的东西，所以需要郎朗。这个钢琴家很能赚钱，他和万宝龙等奢侈品牌签下合同，他的偶像是“老虎”伍兹，他把自己的名字注册为商标。李阳和郎朗都不是运动员，但他们的成功与这个国家的诉求相吻合。 也没有人再批评中国的举国体制，没有谁对中国拿走51枚金牌感到意外。自2001年拿到奥运会主办权后，我们就开动体育机器，2004年在雅典收获32枚金牌是初步的成果。女曲的外籍教练在中国已经执教9年，皮划艇的外籍教练、篮球的外籍教练都是在雅典之前就开始在中国工作。此次奥运会英国占据奖牌榜第4名的位置，也在于他们的举国体制和奥运主办权的效益。在1996年奥运会上，英国只拿到一枚金牌，体育大臣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辛苦训练的田径选手，所得到的奖金要比一个在酒吧里玩飞镖的胖子少那么多。 UK Sports开展了“领奖台”计划，自行车、赛艇等优势项目每年都能得到500万到2000万英镑的资金。北京奥运会，英国终于战胜澳大利亚，《泰晤士报》呼吁布朗政府不要压缩对金牌项目的投入，英国拿到的金牌数是100年来最多的。 在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我看见了伦敦的双层巴士，看见贝克汉姆，也看到了丽安娜·刘易斯（Leona Lewis）和吉米·佩奇（Jimmy Page）的表演。这一次坐在我前面是一对夫妻，男人是英国人，女子是中国人，他们抱着的婴儿身上裹着一面米字旗。英国报纸曾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筹办工作略带嘲讽地说，难道我们国家的未来就寄托在那16天无聊的比赛上吗？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后，他们又有评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伦敦人会弄一个什么样的开幕式呢？罗格主席在闭幕式上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全场响起掌声。我相信这个判断没错，并且早在半年前就获得了这种自豪感。当时我在东京湾，看见东京为申办2016年预留下一块填海造田圈出来的地，那块地太小了，根本就不可能造出和北京相提并论的场馆。而日本也早已经放弃“争取体育大国”的体育体制，体育投资逐渐集中于他们更喜欢的棒球、柔道、游泳、乒乓球等项目上。 20年前，苏联在汉城奥运会上拿到50枚以上的金牌，4年之后，他们以“独联体”的名义在巴塞罗那维护住了自己的霸主地位。每次奥运会之后，我有个强迫症似的毛病，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国家的奖牌数再加一遍，这样做毫无意义。4年前，塞黑还拿到过奥运会水球的银牌，前几天，塞尔维亚和黑山则争夺北京奥运会的水球铜牌。经过24年参加奥运会的历史，经过这24年各种体育比赛的教育，我们破除了许多“神话”。我们不再把奥运会当成“国家竞技场”，尽管奥运会必然会带动爱国主义情绪;我们不再把体育看成神圣与高尚的舞台，那里有兴奋剂、潜规则;我们也并不觉得奥运会必然是一次体育知识的普及，我们也并不相信体育原本纯洁，最近才被弄得越来越商业化。每一次冬奥会，每一次夏奥会，我们都会在一个以前未能染指的领域拿到冠军，各种“零的突破”让我们熟悉了更多的体育项目，不论该项目是否有足够的运动人口。 在这架了不起的体育机器之上，足球是个让人费解的谜团。一位在美国教授东亚历史的学者说，中国足球只有在法治确立在中国后才会发展。他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特约文章，哀叹中国足球的现状，“如果中国人继续为足球着迷，他们最终会要求一些戏剧性的、政治性的或法治的事情。由体育而起，然后会转到更大的事情上”。 作为一个球迷，我觉得这位教授的话实在可笑，他似乎不能理解中国足球提供给我们的那种荒诞感，并由荒诞感而来的喜剧性。那些希望用16天的比赛就能改变中国的评论，并不理解我们更细微的渴望。当我走进“鸟巢”看一场足球赛的时候，我希望身边能有乐于助人的志愿者而不是面无表情的武警坐在看台两溜儿，或者那里能举办一场摇滚音乐会，随着大家疯狂去吧。每个人都有观看体育的方式，纯欣赏的、锦标主义的、民族情绪的、世界性的，没有哪一种方式是绝对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学会了一种更好的对待体育、对待奥运的态度，我们也就有可能学会一种更好的对待世界的态度。 某一天，我和朋友在饭馆里吃饭，说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要中国申办2022年世界杯，“要是能在中国举办一次世界杯，那就更好玩了”。朋友回答:“2022年？我们都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