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全球贸易增长引擎也向东转移。据美联社报道，中国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抢走美国维持一个世纪的全球最大贸易国的头衔。然而规模增长的背后，中国获得的贸易利益是否也随着增长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话题。 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是全球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为70个。然而仅仅五年时间，中国便超过美国成为众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国是124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则为76个，尽管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进口国，但中国正在迎头赶上。不过，增长繁荣的背后却是利益分配的巨大不平衡。 近十余年，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拉动，尤其在出口商品与顺差中，外资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1年跨国公司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出口的比重为18.3%，2002年提高到46.5%（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55.3%），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当年法国的这一比重为15.7%，美国为14.9%，日本为9.5%，印度仅为3.5%。 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贸规模与贸易顺差是被跨国公司的进出口所放大，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进出口与顺差，中国的实际进出口与贸易顺差将足足减少一半以上。以2008年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商品出口总额为14285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达790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5.3%。
高额顺差背后是资本与劳动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平衡。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 中国目前的资本/劳动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世界银行基于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发现，中国工业企业2005年平均净资产回报率超过15%，私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达到19%，外资企业为22%，均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高收益利润缘何而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1998年到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中国一直存在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相应成本。 30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一个重要条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价格、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主要由利率管制、资本管制、信贷控制、汇率水平所影响）、土地价格、能源与环境成本所存在的相对扭曲是中国国际顺差扩张的根本原因。 从发展趋势看，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资本收益率都会出现变化，这使得中国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 更重要的是权力分配的失衡，作为最大需求方几乎没有“定价权”。就需求衡量，中国多种大宗商品需求量位居全球首位。入世十年来，中国大宗商品需求量的逐年上升，众多品种大宗商品需求量位居全球首位。 根据长城咨询对大宗商品中25种品种的调查，其中有19种品种消费量全球第一，中国大宗商品总消费量约占全球总消费量的18.7%。其中，中国消费量占全球比重超过40%的有8个，包括铁矿石68%、稀土67%、煤炭48%、精炼铜41%、原铝41%、棉花40%等，作为全球主要矿产资源的最大需求方之一，中国虽然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没有掌握贸易资源商品的“定价权”。 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中国付出了更多的外汇用于进口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贸易条件也趋于恶化。 中国未来必须通过要素价格的逐步市场化定价，使劳动力成本与资源、环境成本真实反映到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从而使企业盈余向劳动等要素转移，扭转中国“低要素、低成本、高回报”的全球价值洼地的不平衡格局。 只有进一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品牌创新，提高贸易增长的质量，中国才能够做真正有含金量的全球贸易“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