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济南市政府办公楼，被网上盛传是“全世界仅次于五角大楼的第二大单体建筑，建筑面积达37万平方米，有40余部电梯，内部装饰豪华，造价高达40亿元。”而济南市一位政府官员介绍，建造龙奥大厦“没有花政府的一分钱”，是把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市里的房产处置后置换的。
政府兴建豪华办公大楼，二三十年来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无论你到哪个城市走走，所见的最豪华体面气派的建筑，无不是政府的楼堂馆所。只是像济南市这样，要在造价数十亿元的大楼上悬挂“为人民服务”牌匾，实在是太荒诞了。 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济南市政府大楼的气派，济南市政府官员的解释，也值得细究。让我们权且相信这个辩解。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明造价数十亿元的办公大楼是合理正当的。 确实有不少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分散在城市不同街区，拥有大量分散的房产，将这些房产出售，所得一定是巨额的数字，可以置换价值数十亿元的新房产。但问题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办公房产，不是政府部门的私产，它是国有资产，将它出售所得的资金仍然是国有资产，这些钱应该上缴国库，列入预算，由国家的主人，即人大代表大会作出决定。 现在，按照济南市政府官员的说法，是济南市政府将分散办公的职能部门的房产出售后，将所得的巨额资金，用于置换豪华办公楼。表面看起来，这样确实并未多花财政资金。可问题是，出售房产所得是如此之巨，拿这些钱置换的办公楼是如此豪华，那么，这是正当的吗？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捉襟见肘的困难局面下，为什么不将其中一部分拿出用于民生支出？显然，即使济南市确实是用其他房产置换的办公大楼，并未多花财政资金，也不能减轻奢侈浪费靡费公帑之罪责。 我们的地方政府对于豪华体面气派的办公大楼太过热衷了，热衷的程度，甚至连古代帝王时期的地方政府，也只能瞠乎其后，不能望其项背。 我们知道，古代帝王都热衷于以举国之力修建豪华宫殿陵寝之类。当然，这种做法无不加速王朝的垮台步伐。鉴于此，古代思想家多反对帝王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如先秦时期的《易内传》就用灾异来警告大兴土木的君主：“人君奢侈，多饰宫室，其时旱，其灾火”；“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上不俭，下不节，炎火并作烧君室。”认为君主在宫室方面太过奢侈，就会引起旱灾或大火，将宫室烧毁以示警。 在中国古代，皇帝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殿，几乎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古代思想家设计的这种天人感应、上天示警的说法，就有根本收敛。但与今天大不一样的是，古代地方政府的官署或衙门，却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气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古代中国官场就形成一个不成文规矩：“官不修衙”。地方政府的官衙不但谈不上豪华，而且往往十分破败。比如宋朝的苏轼在1072年担任杭州通判的时候，看到杭州的衙门“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过了十多年后的1089年他担任杭州知州的时候，衙门的屋宇仍然是那样的破旧：“见使宅栖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并未有所改观，如明朝时专门给当官的人写的做官秘籍之类的书如《新官规范》就提醒新上任的官员说“衙门不可过于修饰，但取门户牢固，墙壁坚完”。官场甚至流传说，一个官员如果过于修缮官衙，他就有可能被钉在这个职位上不能升迁。 按照今天的学者郭建先生的解释，古代“官不修衙”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没有经费。原来，古代官衙一旦建成，很长时间就不会有修建或维修的经费。如要修建或维修，要么从上面申请，要么从百姓中征税。向上申请会给上级留下靡费公帑的印象，影响考成，而向老百姓征税则会得罪地方社会，影响“舆情”因而影响仕途。可见，没有钱这样的硬约束，是官不修衙的根本原因。 与古代“官不修衙”相比，今天的地方政府对于豪华衙门的热衷一浪高过一浪。究其原因，是现在的地方政府掌握了远比古代官府巨大的财权。地方政府既掌控财政收入，还管理巨额国有资产，对于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国有资产，地方政府都大权独揽，绕过人大自行决定支出方向。在政府自行决定的支出方向中，建立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既能给在其中办公的官员们提供舒适的在职享受，更能以豪华之建筑，体现权力之威风，同时，在巨额投入的建设中，免不了还有各种工程贿赂之类，以饱权贵私囊。有此种种好处，修建豪华官衙就成为地方政府的不二之选。这只能说明，与古代相比，今天地方政府的权力比起古代地方政府来，更大，甚至更失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