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汶川地震捐款
这是地震时期的一篇文章。当时发在报纸上,没敢往博客上发。因为当时正好赶上那几个倒霉蛋——恰恰还是我欣赏的倒霉蛋——正被骂的一塌糊涂。思前想后,我想严打时期能躲则躲吧。但是反过来看,经历过洗礼之后,以后可能还要经历这样的洗礼,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看待企业公民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旧文重发,共勉吧。
抗震救灾到今天,中国人度过了一个最艰难的时期,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在电视机前一次次流泪之后,需要平复心情,用理性和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工作,而且,还有一天会近乎残忍地投入平淡生活,就像历史上的那些大灾难过后人们的选择一样。
一次大难,可以给我们很多感触,也给我们很多警示和建议。比如,每次遭遇社会公共危机,我们可能都会面对捐助。但是,目前来看,围绕着援助的前前后后,都有很多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作为一个商业媒体,我认为在这次全民捐助中遇到的一些突出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1 “绑架”捐款者不可取。 此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很多企业积极捐赠财物。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发出质疑:某某某为什么没有捐钱?某某某为什么捐的那么少?这次大家看到,很多企业先后几次捐款,除了首次捐款是对灾区情况判断不明的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网民舆论的压力。 老贾在上周的专栏中曾经谈到做好事请留名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有的人就是不愿意留名的,还有人是捐了钱却不为人知的。这种情况下,网民群情激愤的猜测与辱骂,对匿名捐款者而言是一种莫大的伤害。大灾面前当然是一次展示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时机,但我们更应该把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周期放长,否则就陷入了“做一次贼,永远都是贼”的悖论。 “绑架式”捐款不仅会把爱心捐助演变成“攀比式”捐款,也是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一种透支和伤害。如果一个企业因为捐款而破产,是对自己、对股东、对所有员工和员工家属、对当地经济环境、也是对受捐助者的极端不负责任,这绝不是我们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愿意看到的。 2有心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应该积极建立公开透明的、完善的社会责任运作机制和体系,以便完美地行使企业责任,树立受人尊敬的企业公民形象。 此次企业捐助中,我们看到有的企业反应特别快,在第一时间捐助款项,虽然事后统计并非最多,但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评价;有的企业虽然捐助总额多,却由于反应迟缓,公开信息不透明,结果被情绪激动的网民所不理解。还有的企业尽管在做法上符合国际惯例,也很有水准,却显然不适合中国民众目前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因此也没有获得较好的评价。 企业捐助不仅不能不留名,而且应该大大留名。这就要求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运作机制,以便让投资者、用户和民众了解资金去向,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如果不透明,不公开,难免会引发猜测与质疑。 这个社会责任运作体系不仅要结合企业实际,要征得股东与员工支持,更要研究国情和适合国情。否则,就算贡献力量再大,难免会事倍功半。 3 捐款渠道和捐款运作方式应该透明,而且,信息化和互联网应该发挥更大的力量。 SARS促进了我国疾控领域信息化的建设与完善,此次抗震救灾的捐款总额也创(爱华网)下一个记录,我们看到,有很多个公益组织和捐助机构都在积极募集社会援助。但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是,也有很多人表示希望把捐助直接传递给灾区,更有人为了保障捐助能够落实而亲自驱车到第一线,这都充分说明我国的社会捐助体系正在经受不透明的考验。社会公共危机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与此对应,作为化解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渠道,捐助机构提升自身的透明性和诚信度,也势在必行。在这些方面,借助互联网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相信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更加公开、透明、可信赖的社会公共救助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是为了更好的集中全社会力量化解公共危机,也是对捐助人、捐助企业的工艺举动的负责任。 社会公益是一项公众事业,透明是其必要的特征。我们拿出去的是透明的钱,希望看到的是透明的渠道,取得是透明的效果。这是对受救助者的负责,更是对捐助者的负责。让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