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组织变革在中国历史语汇里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变法”，跟变法相对的是“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西汉作为一个新兴的全国大一统的王朝，其立法至少就有上述四个方面。因此，古典语汇中的“法”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讲的法律，而应该理解成“文化+制度”的一个综合体。这个界定非常重要，它能使我们在变法的问题上保持一种必要的宽广视野。西方的研究方法一向倾向于把复杂的问题分解割裂开来，从而把问题局部化，如果把组织变革仅仅理解为制度变革（“改制”），就会衍生出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死结。
王安石变法的特殊气质
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具有非常特殊的气质。
第一，王安石变法开始的时候（1069年），北宋王朝立国整整110年，按现在的说法已经是一个百年品牌了，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它遭遇到不能回避的困难，这种困难的“表象”是国家财政趋于崩溃。《易经》有言“穷则变，变则通”，因此变法至少外因已经成熟。顺便说一句，“穷”不是指没有钱，而是指走投无路（“穷”的反义词是“达”）。由此推论，王安石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第二，王安石变法具有非常强烈的思辨气息。变法的中心人物都是彪炳史册的文化巨人，王安石是经学大师、文坛领袖；司马光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余如苏东坡兄弟、程颢、张载、富弼、韩琦、文彦博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些人观念成熟、词锋犀利、操守严谨，有能力就任何观点说服你，因此王安石变法是被讨论最深切的，如果“真理越辩越明”是正确的，那么王安石变法也可以说是一场“真理大讨论”。
第三，观察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进程，似乎有一种潜在的强硬逻辑：基于种种良好愿望开始的变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越来越走向反面。这种逻辑以及其实现的路径让人难以忽视。
第四，变法领袖王安石与反对变法的领袖司马光个人道德操守都没有问题，这就排除了因私利或个人恩怨推行变法或反对变法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难得，如果私心暗中作怪，那么他们的言论就是二元分裂的，就当不得真。
第五，王安石变法中的人事问题非常引人注目，其中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变法领导层（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二是变法执行层（各级官吏），三是广大老百姓。王安石变法使我相信剥离人事问题来谈组织变革是狭隘的、简陋的，“法”作为“文化+制度”的一个综合体，与人事密不可分。
越演越烈的北宋财政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直接起因是北宋财政越来越困难，这让宋神宗非常烦恼。变法开始的那一年，宋神宗只有22岁，刚好是现在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的年龄。同年，变法的一些中心人物，王安石48岁，司马光50岁，吕惠卿37岁，苏轼32岁，苏辙30岁；还有一些年纪更大的前朝元老，富弼65岁，韩琦61岁，文彦博62岁。
变法前一年宋神宗对文彦博说：“当今管理财政是最紧急的事务，养兵守备边防，国库不可不丰盈，大臣应当共同留意节约用度。”从这一段话看，当时财政困乏非常严重，而宋神宗没有主张，能想到的办法只是“节流”。隔了一个月，宋神宗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故，用的是什么治道？”此一问，可以看出宋神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自己接手的北宋这一大摊子，在列祖列宗手上大体承平，宋神宗有点担心自己顶不住了。
王安石为此专门写了一个奏章，其中提到：“仰赖不是夷狄（指辽和西夏）昌盛的时期，又没有连年水灾、旱灾的忧患，所以天下承平超过了百年，虽说是人事，也是由于上天的保佑。但是陛下不能不知道：天助之不可常，人事之不可急于求成，则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吹响了变法的号角。对于财政问题，王安石说：“本朝财政管理大抵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虽然俭朴节约而百姓并不富裕，虽然勤勉忧劳而国家并不强盛。”也就是说光靠节流是不行的，必须开源，开源的办法就是立刻实施财经改革。至于如何进行财经改革，王安石认为国家所以困乏，原因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财办法。而且自古以来的治世，没有哪一个会在经济问题上伤脑筋，经济问题是小儿科，我王安石一变法，就会迎刃而解。
北宋的财政问题是积年顽症。苏辙在奏书中说：“所谓使财政富裕，不是求取钱财而有所增加，而是除去有害于财的事而已。有害于财的事有三项：一是冗官（多余无事的官员）；二是冗兵（多余无事的士兵）；三是冗费（不应支出的费用）。”这就是北宋有名的“三冗”问题。为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冗兵问题，可以看几个数据：约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当时北宋有军队118万人。每年巨额军费开支占国家岁入的比例分别为：钱，30％；绢帛，102％；粮，80％；草，80％。按照现在的说法，北宋为了与辽、西夏抗衡，已深陷军备竞赛的泥淖。这还仅仅是冗兵一项，再加上冗官、冗费，北宋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他反对的只是“王安石式的变法”
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看问题的角度与王安石不同。约在王安石变法前八年（1061年），司马光在奏疏中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而当时的弊端是“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望而授任。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望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这一段话反映的情况我们很熟悉，就是用人不问能力，只管论资排辈，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慢慢熬，年龄大了，工龄长了，不分贤愚，统一评职称、加工资。改革必须先从人事方面着手，而且唯有人事改革才是根本性的改革，这是司马光变法的基本思想。从这种观念出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安石主张的单纯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变法前，宋神宗经常召见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司马光一定会趁机向宋神宗传达自己的理念。以至于有一次宋神宗问司马光：“汉王朝常守萧何法，不变可乎？”宋神宗这样问，显然能看出他拿不定主意，跟改革派接触多了，就觉得变法势在必行；跟保守派接触多了，就会觉得变法疑虑重重。前面说过，宋神宗只有22岁，他的年龄、学识、政治经验，都决定了他很难做出抉择。就司马光来说，王安石变法是力争“朝夕之益”，宋神宗跟着王安石的想法走，那么在宋神宗是“求治太急”，在王安石则是“蛮干”。
对当前紧迫的财政问题，司马光也自有主张。这种主张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分析，司马光说：“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也就是说，国家用度太多，而且这些用度有许多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方面包括皇帝的赏赐没有节制；皇室经过100多年的繁洐，人口众多，就像以前的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太多，企业养不起了；当官的多，负责实际事务的少，享受待遇的多；军队则是能打仗的少，但编制繁，吃空饷的多。
二是如何解决“国用不足”。司马光说：“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之不丰哉！”这是司马光最基本的经济思想，综合了传统儒家学说“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同时也包含着司马光对北宋国体的一种根本判断：北宋不能支撑大规模的变法。为什么？因为“吏缘为奸”，各级官吏会借变法之机“生事”，从而使变法在执行层次扭曲变形。
因此，与其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如说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悲观论者。他对人事问题的透彻理解，使他对变法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即使变法的目的再好，但变法最终要靠广大官吏去实施，而官吏会对变法的初衷加以扭曲。司马光的预见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比他最大胆的想象还要严重得多。对人事复杂性的担忧使司马光对任何激进的改革都采取谨慎的态度，他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实在担心，北宋虽然是一座四面风雨的“破屋子”，但像王安石这样蛮干，恐怕破屋子就要倒了。
谁敢说司马光的担忧不是基于真知灼见呢？事实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都程度不同的持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元老大臣富弼对宋神宗说：“大抵小人只喜欢动作生事，以便有所渔利。如果朝廷保持安静，那么凡事都有常法，小人能指望什么呢？”小人一般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天下不变，只要一乱、一变，就可以从“不作为”转而“乱作为”。富弼也是人事问题上的悲观论者。|!---page split---|
从理念之争到人事之争的全面堕落
王安石变法的复杂性跟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很有关系，两个人都是犟脾气，王安石的外号“拗相公”，司马光的外号“司马牛”，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主。王安石更有意思，他个人的卫生习惯一塌糊涂，基本上达到几个月不洗脸、不洗衣服的程度。
司马光对人事问题的真知灼见，丝毫没有引起王安石的警觉。相反，王安石自信满满，他也不想积极争取朝中大佬的支持。当时宋神宗信用他，他手上有权，于是对各方反对变法的人施以无情的打击。《宋史》记载吕公著、韩维是帮助他建立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是向朝廷推荐他的人，这些人的想法现在跟不上形势，王安石全都加以排斥。弄到后来，不要说民间，就是帝国中枢的朝廷，根本就没能统一思想，而是改革派与守旧派，更糟糕的还有改革派内部也纷争不休。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君臣组合也非常特别。王安石有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毫无顾忌的。王安石如此个性，时间长了，宋神宗难免没有想法。后来随着变法的深入，分歧越来越大，王安石就一再要求辞职，如此明确地没有官瘾，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给宋神宗面子，更严重地说，甚至有点看不起宋神宗。
如果王安石仅仅是一个文人，或者仅仅是一个经学家，孤傲一点、个性强一点，甚至怪僻一点，都无伤大雅；问题是王安石现在是宰相，是变法的实际领导者，他理应做到群策群力，但现在他很孤独，只能在内信用自己的儿子王雱为“谋主”，在外信用心怀叵测的吕惠卿等人做“执行”。
王雱聪明有才，《宋史》上说“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王雱最佩服的人是商鞅，“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是个狠角色。他曾经放出话来：“枭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可惜王雱死得早，只活了33岁。王安石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改革的志气也消磨了不少。
吕惠卿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大将，比王安石小11岁，王安石对他非常欣赏，提拔他，重用他。当时朝野许多人吹捧王安石是孔子，吕惠卿是颜子（颜回）。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惠卿最终把“自愿请贷”改为“强制发放”，而且有硬性指标，老百姓不想贷也不行，最后必然是“上下骚动”。另外，吕惠卿的个人操守也大有问题，他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发展到后来“凡可以害王安石者无不为”、“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原因是他想取王安石而代之。吕惠卿个人欲望大发作，在他看来，仕途和权力比变法重要得多，这就不能不使变法走向人事纷争的漩涡。
王安石既然不能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最终也就不能光大他的事业。事实上，朝廷反对王安石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不惜以命抗争。反对王安石的人基本上有一条共通的理由，就是王安石做一个翰林学士可以，但做宰相不行。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不仅对王安石成立，对司马光也成立。司马光后来做宰相，但很快去世了，因此其为相的政绩不太好评价，但就其上台之后，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全部推翻的“牛”劲来说，也不是“顺四时，理阴阳”的宰相气度。
王安石变法很快进入了沼泽地。王安石在变法的第六年罢了相。第七年春天，又复相，熬到秋天，再罢相。王安石从此永远离开了朝廷，回到南京半山园，孤独自守，大约十年之后，终于病死在南京。
王安石变法经历了漫长的“一波三折”，先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后来高太后（宋神宗的皇太后）任用司马光把法又变了回来；宋哲宗（幼年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又开始继续王安石变法的道路。“法”不是煎饼，可以正过来烙，再反过来烙，烙多了就有一股焦糊味。白寿彝《中国通史》评价说：“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弱。”
纷争的时间长了，方方面面开始集体堕落，堕落的标志就是从理念之争转向人事之争。一到人事之争这个层次，就把君子、小人的标签到处乱贴，渐至无所不为，最后让参战各方差不多全部堕落为真正的小人。
王安石变法后57年（1126年），北宋首都开封城破，宋徽宗成了金帝国的俘虏。那个时候，就不是“国用不足”的问题了，金兵围开封，城中粮荒，一只老鼠也价值数百钱。第二年，宋徽宗及其皇族及其后宫嫔妃共3000多人被金兵押往遥远的东北黄龙府。北宋成了南宋，这是宋帝国的奇耻大辱。作为南宋政府，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为帝国巨变找到一种说辞，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王安石头上。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流毒四海”、“祸乱极矣”，又说王安石“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要把王安石打入十八层地狱，要把北宋灭亡的帐算到王安石头上。种种身后事，恐怕是王安石当初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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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组织创新的四项原则
1、 只有法家人物才有可能担当变法的领导者
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都是儒家人物。儒家学说重在“守成”，而不是“开创”。事实上，儒家人物坚定地相信，只有遥远的尧、舜、禹、文王、周公的时代才是理想社会，儒家的使命（以及儒家占主导地位之后的国家使命）不过是回到从前。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因此不管具体领导变法的儒家人物道德如何高尚，用心如何纯良，但企图变法成功一律是缘木求鱼，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儒家人物领导变法最终成功的案例。灭了西汉的新朝皇帝王莽是个儒生，在新朝短短的15年时间里大肆改革，但看上去更像是一出闹剧。
在中国历史上，变法有一个特别的思想源泉，就是法家。法家在组织管理和变革中一直处于担当大任的主体地位，变法的光荣都属于法家人物，比如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的管仲、奠定秦统一中国基石的商鞅。法家既有一流的政治家，也有一流的理论家。韩非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强调“法、术、势”综合运用。在韩非以前，“重法”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用术”的代表人物是申不害，“重势”则以慎到为代表。韩非加以融合，廓清三者的结构，以法为本，“抱法”、“处势”、“用术”三者融为一体，建立起法家学说的精密体系。因此，只有法家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为大规模的组织变革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变法需要霹雳手段，需要不计个人安危的勇猛精进，这与儒家的“温良恭俭让”都是背道而驰的。西方没有“法家”这样的专门名词，但谁敢说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不是一个法家人物呢。
2、 变法涉及到具体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制度
把“人”和“法”隔裂开来只能是一种实验室里的假设。制度的确立和变革其地板和开花板都是人。当准备实施大规模的组织变革时，如果对变法领导层、变法执行层、变法民众层的个性、人性拿捏不准，这种变法最大的可能只是对组织的扰动，比不变法还要坏。如果撇开王安石、宋神宗、司马光的个性、阅历、学养、价值观念来谈王安石变法，比如用一种纯经济分析的视角、或者阶级斗争的视角，都会极大地偏离历史真相。
通用的杰克·韦尔奇有一个著名的“数一数二原则”，据说下属向韦尔奇提请重大项目时，韦尔奇一定要面谈，而且面谈的时候一定要凝视对方的眼睛，如果对方的眼睛中不能闪现出激情、野性的光芒，最好的方案也通不过。在王安石变法的案例中，从年龄、学识、政治经验来说，变法的最高领导人宋神宗事实上属于弱势群体，他“看”不透王安石、司马光，当然更加“看”不透儒家与法家的本质分野。
3、 变法不是克隆标杆组织的制度
变法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现实感”。别人穿着得体的衣服，不一定适合你。不能为了清晰地把握一种形势、一种状态、一个过程、一个人就人为地加以“简单化”。简单化是一种暴力，因为它扼杀了组织个性，最终也扼杀了变法真相。
有许多组织用标杆法引领变革。标杆法源于一种“不恰当”的横向对比，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组织纵向演进的线索。标杆法过分地关注别人，往往缺乏一种内生的逻辑和动力。如果没有内生逻辑和动力的呼应，虽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爱华网)穷的”，但标杆法引领的变革还是没有成功的希望。在中国智慧中，反对过分关注竞争对手有一个极端的说法——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典出《庄子》，值得引述如下：
据传，周宣王爱好斗鸡，有名的斗鸡专家纪子受命饲养斗鸡。十天后，宣王问：“训练好了吗？”纪子说：“还不行，它一看见别的鸡，或听到别的鸡叫，就跃跃欲试。”又过了十天，宣王又问，纪子说：“还不行，心神还相当活跃，火气还没有消退。”再过十天，宣王有点等不及了。纪子说：“现在差不多了，骄气没有了，心神安定了，虽然别的鸡叫，它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不论遇见什么情况，它都不动、不惊，看起来像木鸡一样，只有这样才算训练到家了。”宣王前去察看斗鸡，果然不为外界的光亮、声音所动，可是它的精神凝聚在内，别的斗鸡不敢应战，看见它就走开了。
从这种观念出发，专讲军事斗争的《孙子兵法》也就有可能为人诟病，比如唐甄在《潜书》中说：“《孙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是的，对组织管理和变革来说，“养体”是第一位的，“除疾”以向标杆靠拢只能居于从属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是一句广告辞，但我还是非常欣赏埃森哲的口号：“超越自我51%，超越对手49%”。
4、 变法的最终目标是成就“壁虎形组织”
壁虎型组织是我设想的一种理想的组织形态。打一个比方，假如组织都是顺着一堵垂直的墙往上爬，在爬的过程中，免不了风吹草动，甚至狂风大作，某些组织就会跌落下来，哪怕它已经爬到相当的高度；而另一类组织则像壁虎一样，壁虎的脚上有吸盘，吸盘提供了壁虎和墙壁之间的“粘性”，因此壁虎型组织就不容易滑落，即使滑落，也不会垂直下降，壁虎有能力止住下滑的步履。吴晓波《大败局》中的组织都不是壁虎型组织，而看可口可乐、索尼的企业史，它们却能在巨大的风浪中继续攀爬，虽然也有脚步打滑的时候。
按中国历史语汇，组织粘性最终来源于“教化与风俗”，现在的管理学语汇则模糊的称之为“文化”。教化与风俗有种种表征，现在的管理学家要去看麦当劳的卫生间，中国古代儒家到一个诸侯国调研的时候则关注“礼乐”（礼仪和音乐）。孟子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的比喻很有力量，风吹过草原，草当然低头哈腰。不过，在一个组织中，很多时候小人之德才是“风”，潜规则会像地火一样迅速蔓延，新进员工虽然进门的时候像根洁白的“葱”，可要不了几天，身上就沾满了黑乎乎的“酱”。
毛主席1941年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一是学风、二是党风（干部作风）、三是文风，并且各有明确的纠偏目标，学风要反对主观主义倾向，党风要反对宗派主义倾向，文风要反对党八股。主观主义就会固执己见，听不见别人的意见，最后必然拍脑袋做决策。宗派主义讲究的不是“对事负责制”，而是跟哪一个领导，是谁的人。八股文导致文山会海，刀笔吏大行其道，官样文章满天飞，但真知卓见、创新、正义却越来越稀薄。在任何一级组织中，恐怕没有一个领导人敢说，自己的组织内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八股文这三种弊端，差别只在于程度轻重而已。
公元219年，历时200多年的东汉王朝即将走到尽头，司马光作了一个综述：“教化，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俗吏却不加重视；风俗，是天下的大事，而庸君却对此疏忽。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知道它们的益处之大，功效之远。”
（本文原载《销售与市场·战略版》2008年6月号）
丁千城先生，南京钧衡品牌与战略咨询机构首席顾问，致力于“通过中国历史系统研究组织成长战略”，专著《蝶图腾：中国式公司成长战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销售与市场》战略版“历史与战略”专栏作家。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1000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