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早在1993年，中国政府对黄金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允许外资参与低品位、难选冶金矿的开发。但外资矿业在中国没有取得太好的成果。但在近年，由于国际市场黄金价格持续攀升，国内市场对黄金的巨大需求，又刺激了外资矿业卷土重来。贵州、云南、辽宁等多个储量过百吨的特大型金矿山均被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外资矿业公司控股圈占。
中国黄金工业是否对外资过度开放了？
有关专家认为，黄金储备是金融安全的重要防线，黄金开采大量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将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中国有必要调整特殊资源的管理政策，以保证相关产业的效益最大化。
然而，对于黄金工业的一些关键性政策方面，决策层面仍存在争议，其中就包括是否应该对外资开放黄金开采市场。
视点1：当前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把本国货币与石油、黄金等稀缺资源紧密捆绑，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世界，拥有主动权和话语权。
又一家外资黄金巨头加入了四川的“淘金”队伍。日前，全球第三大黄金公司南非安格鲁阿山帝黄金有限公司与四川省地矿局在成都签署协议，计划未来五年投入约两亿元人民币（外方将在5年勘查合作期中分年度投入资金约2600万美元）在四川平武地区进行风险勘探，寻找金矿。这将是继四川省地矿局与世界500强企业南非英美资源集团子公司英铂公司签定中南铂镍矿资源风险勘探合同后，中国和南非在四川的又一重要合作项目。非是世界上贵金属勘探和开采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安格鲁阿山帝又是南非矿产业的龙头，通过与他们的合作将可大大提升四川的黄金勘探开发技术。
据了解，因为四川是目前世界主要寻找铂矿、金矿等贵金属的热点地区之一。而四川省地矿局又是四川矿产勘探的主体，并且在川从事矿藏方面的勘探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安格鲁阿山帝借道地矿局入川将可在了解本地实际情况上占有优势。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曾有一波国外矿业公司勘探热，但没有取得什么太好的成果。进入21世纪，随着黄金价格和其他有色金属价格的不断攀升，大批国外矿业公司进入中国。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到中国开矿的外资企业就有近百家。这些企业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南非、英国以及北美一些国家。
由于种种原因，贵州、云南、辽宁等多个储量过百吨的特大型金矿山，均被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外资企业控股圈占。中方在资源“贱卖”的同时，矿山开发与地方社区发展、安全环保等各种矛盾也在凸显。据悉，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烂泥沟金矿、辽宁营口市盖县的猫岭金矿、云南东川播卡金矿，这三大金矿目前已探明储量均超过100吨，远景储量分别为150吨、300吨、400吨，被国土资源部称为“世界级金矿”。现三大金矿分别为澳大利亚的澳华黄金、加拿大的曼德罗矿业公司、加拿大的西南资源公司掌控，外方控股比例分别高达85%、79%、90%。据介绍，这三大金矿被外资控股的方式比较相似，多是中方相关地质勘查部门以采矿许可证和勘查许可证等为合作条件出资，对方以资金出资。如云南播卡金矿是加拿大西南资源公司与核工业西南地质209大队合作，在昆明成立中外合作企业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投资总额401万美元，注册资金301万美元，209地质大队以矿权为条件入股，西南资源公司以301万美元为条件。
辽宁猫岭金矿，由加拿大曼德罗矿业公司于1999年与辽宁省地矿局下属的爱地公司签约，组建了合资公司辽宁天利矿业有限公司。辽宁地矿局以勘探开采权入股占21%股份，曼德罗则以资金入股占79%股份。
烂泥沟金矿是贵州省地矿局于1978年发现的一座特大型金矿。2003年成立的中外合作企业贵州锦丰矿业有限公司，中方以“全部有效勘探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以及地质勘查和矿山生产所取得的成果、享有的各种权益”等。作为合作条件，占“合营公司”15%的股份；澳方则以可行性研究和项目开发所需的全部资金作为出资，占合营公司85%的股份。
除此之外，外资矿业公司在云南、青海、辽宁、湖南等地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主角也是初级矿业公司。
据称，加拿大的AFCAN公司间接控制了青海滩涧山金矿，它通过其全资子公司TJS有限公司持有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85%的股份，中方合作方为青海海西州大柴旦金矿和青海第一地质勘查大队。该金矿项目第二期也已开工，建设规模为年处理矿石80万吨，年产黄金3吨多。
陕西煎茶岭镍金矿有外资企业澳华黄金的背景，煎茶岭镍金矿一期金矿位于略阳县何家岩镇西渠沟村，建设规模为年采选矿石30万吨，年产黄金3吨多，该矿的储量高达52吨。
专家认为，当前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把本国货币与石油、黄金等稀缺资源紧密捆绑，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世界，拥有主动权和话语权。储量高达数百吨的黄金矿山被外资低价掌控，其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和投资增长价值落入外资手中，不仅不利于我地方经济发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视点2：中国多年实行矿产勘查和生产脱节的管理体制，造成矿山企业“资源无偿占有”的思维习惯，缺乏资源成本观念，是造成资源贱卖的直接原因。
中国是世界第四大黄金生产国。早在20年前，就已有外国淘金者进入中国。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黄金产业的采矿和冶炼都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控制，禁止外资进入。
2000年9月28日，国土资源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六部门颁布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非油气资源探矿权、采矿权市场，允许外商独资进行勘查，允许外商购买国有企业的探矿权、采矿权，并可以依法转让。此后不久，国务院制定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云南、四川、陕西等重要西部矿业省份，还制定了具体的甚至是更为优惠的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地方法规。同时，我国黄金产业的“十五”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到，要引进外资开发国内黄金资源。
随着中国加入WTO，黄金生产与流通领域对外资的限制进一步放宽，但开采办矿仍然局限于“低品位、难选冶”的金矿，同时仍然禁止外商设立独资黄金矿产企业。
尽管有不少限制，但外资依然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与这一系列政策对应的背景是，中国的黄金需求非常强劲。去年中国的黄金消费增长了12.8%，达到234吨，而国内黄金生产能力却只有212吨。
相对国际水平而言，中国目前黄金开采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在中国目前的1200多个金矿中，年生产能力在500公斤以上的只有100个。中国约三分之二的金矿的硫和砷的含量都很高，国内的小型生产商缺乏高效冶炼的规模和工具，传统的焙烧法造成了巨大的污染。
对很多金矿企业来讲，尽管守着金矿，但过的却是穷日子。目前，全国黄金矿山企业约1300余户，年产金能力约200吨，但从业人员却高达35万人，人均年产金能力还不到18两。
由于历史的原因，同一个矿产区可能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而分成了若干个小的矿产企业。80%以上为不足100吨矿石/日产量规模的小型企业。即使走在全国黄金行业前列的山东招金集团公司，其最大的金矿年产金也不足4吨，更多的矿山年产量不足吨金。与国外金矿相比，在规模和产量上不及它们的一个零头。如南非的安格鲁公司年产黄金225吨，比我国全国的黄金产量还要高。
在开采设备和技术方面，中国仍然处于粗放型经营阶段。中国金矿平均开采的水平是地下400-500米，最深也就是700米左右，而南非大部分矿井的开采深度达到地下4000-5000米。据了解，南非的金矿品位通常是我国金矿的3-4倍，勘探设备和开采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page split---|
由于长期的粗放型开采，中国金矿不可避免地存在损耗大、成本高的现象。据统计，中国金矿产金的成本是每克60元，是南非金矿企业的1.5-2倍。但很多矿区跟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即使在金价较高的情况下，大多数矿山也只能取得微利。一些边际矿山和老矿山，由于开采设备和技术陈旧，经营更加困难，而且还暴露了诸多隐患，如安全生产等。
从目前中国的金矿保有储量看，大部分已被生产占用，受开采深度、地温、地压、提升等因素影响，利用现有技术和设备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生产成本逐年攀升。一些重点产金区和老企业的资源优势已经失去，资源质量普遍下降，资源危机日趋严重。招金集团总经理路东尚认为，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势必出现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企业关闭、产量下滑、效益下降、行业萎缩。
有关专家坦言，贵州、云南、辽宁等地多个储量过百吨的特大型金矿山，在合资中没有很好地计算黄金矿山本身的经济价值和投资预期增长价值，被外资低价控股，有“资源贱卖”之嫌。而中国多年实行矿产勘查和生产脱节的管理体制，造成矿山企业“资源无偿占有”的思维习惯，缺乏资源成本观念，是造成资源贱卖的直接原因。专家认为，在国家对矿(爱华网)业缺少统一管理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地区争相降低引资门槛进行金矿等矿产资源开发，忽略资源成本、淡化当地百姓的长期受益等问题，可能会引发矿地矛盾尖锐、资源枯竭、环境恢复困难等问题，影响当地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得不偿失。
视点3：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高价购买石油、铁矿石等紧缺资源，另一方面却将自身得天独厚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大量地贱价出口，此举既让人不可思议，更令人痛心疾首。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开的信息，2003年外资对中国地勘业投入达14.5亿元，共取得探矿权74宗，采矿权148宗，分别占全国总数的0.9%、0.4%。虽然还是小头，但这些外资矿业公司找到的金矿让人心跳。
据报道，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烂泥沟金矿、辽宁营口市盖县的猫岭金矿、云南东川播卡金矿，这三大金矿目前已探明储量均超过100吨，远景储量分别为150吨、300吨、400吨，被国土资源部称为“世界级金矿”。三大金矿分别为澳大利亚的澳华黄金、加拿大的曼德罗矿业公司、加拿大的西南资源公司掌控，外方控股比例分别高达85%、79%、90%。专家认为，鉴于资源紧缺、黄金投资属性增强的趋势，外资圈占中国主要金矿山将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中国有必要调整特殊资源的管理政策，以保证相关产业的效益最大化。
然而，中国的外资黄金政策尚不明朗。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已着手组织制定《黄金工业产业发展政策》，该政策是国家规范黄金行业的一个准则，对行业的发展、布局、准入条件、发展目标、环保要求以及对资源和资金利用政策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是直至今日，该政策一直未见公布。
2007年10月，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低品位、难选冶金矿的开采、选矿以及冶炼等贵金属资源开发项目已悄然退出。这一动向被分析为国家更加注意黄金工业的产业安全，是限制外资进入黄金工业的一个信号。此举表明中国政府对黄金等稀缺或不可再生资源不再鼓励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最早制定于1995年，是中国规范外商投资、引导进口操作性很强的一部法规，外商在中国投资企业的设立及税收政策均以此为基础。
与2004年的版本相比，新修订目录中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重要矿产资源项目中被删掉的还有铜、铅、锌矿、铝矿的勘探、开采；煤炭及伴生资源的勘探、开发；以及硫、磷、钾等化学矿的开采、选矿。同时，外商在西部地区的低品位、难选冶金矿冶炼，铜、铅、锌、铝矿等的勘探开采可享独资待遇，在新修订目录中也被取消。
中国对黄金矿山的管理曾经十分严格，黄金由央行实行统购统销，1988年成立国家黄金管理局，并将金矿资源列为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实行有计划的开采，未经国家黄金管理局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采。在1993年至2003年国务院的多次机构改革中，黄金的管理由特定矿种逐步向普通矿种过渡。尤其在低品位、难选冶金矿的开发上，2004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不仅鼓励外商合资、合作开采、选矿，在西部地区还可独资冶炼金矿，并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这种对资源开发的过度优惠和鼓励政策，已造成一定后患。贵州、云南等多个储量过百吨的特大型金矿山，在被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外资企业低价控股后，与地方在利益分配、社区发展、安全环保等各种矛盾凸显。
近年在中国，关于提高资源危机意识，限制黄金矿山的勘查和开采等呼声不断。早在两年前，黔西南州政府、全国人大代表等，就黄金生产企业成为税负极低、环境污染严重的暴利企业等问题多方反映。事实上，发达国家均对本国矿业企业采取“逼出国门”的政策，以保护本国珍贵而稀缺的矿产资源。专家坦言，在中国矿业政策不配套的情况下，对黄金等稀缺矿产资源应采取限制和保护政策。
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不能离开各类自然资源，世界历史上的每一场大规模战争，亦无一例外地牵涉到资源的争夺，尤其是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各类重要的工业资源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志在必得的战略资源。
近年来，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高价购买石油、铁矿石等紧缺资源，另一方面却将自身得天独厚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大量地贱价出口，此举既让人不可思议，更令人痛心疾首。因此，尽快对中国各类战略矿产资源实施国家管制并建立战略矿产资源战略储备机制，是一个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及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此前，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类似取消出口退税、实行出口配额等限制措施，但这种监管力度远为不足，必须雷厉风行地尽快对各类战略矿产资源的现行产业布局加以全面性的、结构性的调整和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