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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德国一个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男孩，像赛巴斯提安8226;哈夫纳写的那样，他立即被所有抗衡中最大的一次所耗尽并排除在外，然后又被它完全不可预测的结果击得粉碎。西格蒙德8226;沃伯格比这位柏林人年长5岁，但仍不到参军的年龄。像哈夫纳一样，他作为旁观者体验了这场战争，他“贪婪地阅读有关战争的消息……带着得意和担忧跟踪战事的发展”。像许多德军被困在本国战线内一样，他慢慢才意识到他的国家不仅可能是错误的一方，而且还可能被打败。
从某种程度上，今天回头看，这似乎对我几乎是疯狂的（他后来回忆），我们以为德国的事业是值得赢的事业，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敌人那边甚至可能有一丁点的正义。那时，我主要的担心是，我年仅12岁，没机会参军、为国家打仗。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在“祖国的祭坛”上献出我的生命更好的了。
简而言之，他对他的国家的爱是“盲目的”。他“确信德方是正确的”。“我在学校插上德国国旗，和同学们一样，认为鲁登道夫（将军）和冯8226;兴登堡（陆军元帅）太棒了。”家族年长的成员，包括他父亲和他的叔叔艾比8226;M，则没有那么确定。部分原因是战争直接影响了家族和家族企业。1914年8月3日，弗里茨8226;沃伯格的嫂子从伦敦来汉堡探亲，但由于英国宣战，不得不乘下一班轮船回去。沃伯格家族与他们在英国的亲戚中断联系超过4年之久，就像他们从1917年春天与美国的亲戚中断联系一样。保罗8226;沃伯格在1917年5月写道：“我两个兄弟还在德国……现在自然是尽全力报效他们的国家，就如同我报效我的国家一样……就像美国内战时，兄弟必须打兄弟，每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军人的职责。”另外，战争使汉堡的经济跌入谷底。单单与英国的贸易就占汉堡对外贸易的1/4，由于北海被封锁，双边贸易终止。商船遭受严重打击，外国投资消失，战争合同相对很少选择汉堡。西格蒙德的叔叔马克斯—早在1912年就担心战争的可能—尽他所能，为德国的战争努力作融资上的贡献，尤其为从瑞典进口重要战略物资进行贷款谈判。不过，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银行倚赖帝国的程度是危险的。“万一德国战败，”他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说：“万一德国帝国银行无法履行对我们的义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媒体登出“讣告”：“M8226;M8226;沃伯格公司在履约方面暂停支付。”
马克斯8226;沃伯格不能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卷资产阶级德国的“发烧”的爱国主义。举例而言，他在1916年期间，一再主张假设德国在东线胜利，应在拉脱维亚和库尔兰所在的波罗的海领地建立德国殖民地。直到1918年5月，他还在预见，向另一方征收高达10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但由于海上封锁，德国经济处于不利局面，这使他对德国战胜西方强敌感到更加不确定。关于德国取胜的可能性有越来越多的悲观情绪，这解释了马克斯参与为德国赢得新盟友（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的努力，以及他主张与英格兰单独讲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反对解除潜艇作战的禁令，这在汉堡商界是独一无二的。该禁令阻止德国潜艇袭击中立国船只，理由是，无论袭击给英国的食物供给造成多大影响，与美国交恶的风险都太过严重。他在1917年1月写道：“如果我们与美国交战，我们将面对一个在道德、金融和经济上如此强大的敌人，我们的未来将没有希望，我坚信是这样的。”然而，潜艇作战的禁令被再次解除，仅仅两个月后，美国向德国宣战。为了安心起见，俄国垮台以及在东线的军事胜利，给那些反对谈判的人新的动力。事实上，1918年3月公布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挫败了马克斯（受政府委任）试图与美国大使在荷兰举行秘密会谈，商讨比利时战后地位的努力。但是，马克斯8226;沃伯格认为这个在东线的胜利将被证明是虚幻的。他谴责与俄国媾和是“路人皆知的吞并，并且以提供民族自决权做幌子太过明显”，他逐渐倾向支持停战的作家，比如马丁8226;厚勃姆和沃尔瑟8226;舒金。
马克斯在巴德乌拉赫的侄子也许会受到他的影响。西格蒙德8226;沃伯格后来回忆说：“当所谓潜艇作战不受限制的问题出现时，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我逐渐成为反对它的一员，而且非常激进。”他对这个话题是如此充满激情，以至于当政府执意解除禁令时，他“哭了好几天，两个多月都处于绝望的状态”。他也正确地意识到：“这个决定将意味着德国战败，因为它将导致美国参战。”在这段内心混乱的时期，他转向更愿意参与政治的新兴作家：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8226;韦伯、神学家厄恩斯特8226;特尔慈、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8226;梅尼克，还有托马斯8226;曼、赫尔曼8226;黑塞和（也许是最重要的）奥地利人斯蒂芬8226;茨威格，所有这些人以他们不同的方式质问战争的合理性。像许多因战败前景受到创伤的德国人一样，他也阅读奥斯瓦尔德8226;斯宾格勒撰写的具有黑暗启示性质的《西方的没落》，但随着战争以屈辱结束，他思想的基本方向“从完全狭隘的日耳曼民族主义，逐渐转向一种国际视角，在那以前，国际视角对我完全是陌生的。”他后来写道：“内心经过剧烈挣扎……才摒弃残忍的沙文主义和天真的理想主义这种奇怪的混搭，它曾是我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很快，这一内心的革命将被一次世界性的革命所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