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当今的中国，政府和公众对环境宣传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它随着政治浪潮而波动。克里斯蒂娜8226;拉尔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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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我在北京和地质学家杨勇聊天。我们去年四月在四川第一次见面。他长着浓密的黑发，胡子有一两天没刮了，穿着一件黑夹克、一件灰毛衣和黑色牛仔裤。尽管外表不修边幅，但他的研究却极富冒险性。他的眼神显得很悲伤，而不是桀骜不驯。“我不是和政府唱反调，”他解释说，一边掐灭当晚第六或第七支香烟，“我想要的只是事实。”
在杨勇的宾馆房间里，我们弯腰看着他笔记本电脑里的幻灯片，是关于2007年初的那次旅行。（杨勇花了好几个星期，和其他五位研究者一起沿着长江西行，江水从水变成了冰，一直到达地图上没有标注的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地区。）照片很多，有他的SUV陷进冰里的，有拿着茶壶往冻住的发动机水箱上倒热水的，有沿途的藏族牧民送他们肉和奶的。
接着杨勇打开了一张表格。表格里，一边是他在自己研究基础上，对长江水量的一系列估计数字，另一边则是来自黄河水利委员会(YRCC)的官方估计。政府数据应该是保密的，但杨勇通过朋友以及在政府工作的旧同事的关系弄了出来。
杨勇发现，官方数字经常“很离谱”。在长江的一段，政府计划每年调水800到900亿立方米。然而，杨勇经过对水电站30年的报告进行研究，发现这段长江的年平均水量只有700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在枯水期，政府希望的调水量要超过长江的总水量。况且，任何一个合理的工程计划都不会打算抽光所有的河水，因为包括上海在内的下游地区还要依靠长江来进行工农业生产和水力发电。
对南水北调工程最后一段的可行性提出质疑的不止杨勇一个人。2006年，50多位四川的科学家共同写了一本书——《南水北调工程西线备忘录》。这本书里收录的科学论文和报告提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包括高海拔的建设、地震的稳定性、长江的污染、气候变化（随着青藏冰川的融解，长江水量可能减少）和潜在的流量减少。这会导致下游数以百计的水电站关门，也许还会引发千百万人的断电。据一位前政府研究者的话说，就连在水利部(MWR)内部也存在争议。
那么，为什么官方的规划都这么莫名其妙地乐观呢？由于杨勇曾经在煤炭工业部当过官方研究者，他认为自己对于这些数字的产生能够摸到些门道。“政府会设置一个目标，然后研究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说这个目标可行。每个人都只说好听的话，并努力找到数据来支持它。”他耸了耸肩说，“这种做研究的方式不太科学。”
杨勇说，他曾经问过黄河水利委员会他们的数字是怎么得来的，但是办事人员拒绝回应。“他们只是强调不会有什么问题，”杨勇说。无论谁的数字是对的，杨勇最担心的还是没有到位的独立体制，无法断定这样一个巨大的改造性工程是否会奏效。
然而，消息灵通人士都说，许多既得利益者都有理由希望建设向前推进。这种官僚主义还蔓延到各省，他们创造出成百上千的头衔和编制来推动工程进展。五大国有银行在工程里有巨大的投资，它们期待着到用户交水费时就能回收贷款。有两个公司在工程的早期阶段都拿下了几十亿美元合约，它们还渴望得到更多。然而，2003年法律里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估却仍然没有进行，关于工程的真正审慎决战还不可见。
长期的信息不可靠性渗透了环保系统各个方面，从水源管理到污染控制。比如，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的部门协调员赵建平博士告诉我，对于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15%的目标，他深表怀疑。他说，看了官方计划，北京对风能潜力的强调还是比较现实的，但是关于生物质潜力的讨论，在他看来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你都是先进行分析，再设立目标，”他说，“但是在中国，你则是先设立目标，再进行研究，并制定政策来实现目标。”
类似的，能源基金会（一个研究中心，主要国际捐助者的合作伙伴）的副主席杨富强告诉我，北京正在努力抑制煤炭消费。为了监控进展，中央政府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报告来掌握新煤矿的数字，但是这些地方官员交上来的数据经常是错误的，有的是因为缺乏准确信息，有时则是为了迎合中央。
“可靠数据的收集是一个主要挑战，”杨富强说。根本没有独立的看门人来核实官方统计，因此官方数据的屡屡出错就没什么可惊奇的了。2003年，北京对以往的煤炭年消费量数字进行检验，发现2000年的估计竟然少算了5千万吨，“这个失误实在太大了，”杨富强说。
乐观主义者说，中国最需要的是对官员进行更多的技术培训，这样就可以保证地方当权者更好地计算煤矿数量，地方的律师和法官也能理解新环境法律的细微之处。中国的确需要这些。但是，其他人已经想到，还需要进行更深刻的改变。
有一个人对杨勇的研究进行了资助，这就是余晓钢博士，他是非营利组织“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创办者。同是，余晓钢也是迄今中国环保史上最辉煌业绩的创造者。2004年，他带头反对一个怒江水坝项目，该项目计划在这条中国最后的原始大河上修建一系列水坝。（环保活动家和科学家们提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水坝将对当地人民和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温家宝总理亲自叫停了该项目，等待进行一个新的环境影响评估。
当我拜访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在云南西部的办公室时，余晓钢说他的成功只是暂时的，这让我大吃一惊。“随时都会有另一个水坝规划，随时都会有新的出资者。”他解释说。他希望在计划起草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可靠的程序来吸纳公众和专家的意见，而不是等到推土机已经整装待发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改变体制，”余晓钢说。资深环保主义者文博也告诉我：“要改善中国的环境，我认为必须改变政治体制。”
在美国，创建现代环境机制的公众和政治势头是被科学家瑞切尔·卡森的工作激发起来的。当年，她对常识和指导杀虫剂使用的官方政策提出质疑。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地标性的环境法律，此后，独立的环境律师们保证这些法令肯定能够得到贯彻，一旦政府无法落实诸如净水法案和濒危物种法案之类的法律，就会遭到起诉。
只要美国政府拖拉停步，独立科学家和记者们就会揭露白宫的无能，推动政府行动。每个实现环境治理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除外）的做法都是一样的，都得到了民间团体和新闻自由的帮助。
在那些政府无法控制污染的国家，环境危机有时有助于激发更广泛的政治变革。20年前，许多东欧人都在压抑的统治下认命地生活。但是，到了1986年4月26日，情况出现了变化。乌克兰（在前苏联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它所发出的辐射远远大于一颗原子弹。
在下风头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围绕核反应堆的骚乱和政府的守口如瓶（一开始国有媒体拒绝报道这场灾难）引发了第一次群众反政府游行。
中国领导人当然知道这些历史上的近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SAIS)的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蓝普顿阐释了中国的困境：“中国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们知道必须有效地落实环境政策，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些团体会打开政治自由化的闸门。”
在中国滞留期间，我常常问自己北京的试验能否成功。有限的公众参与能帮助扭转环境毁灭吗？
也许，中国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再次略去环境整治中的明显矛盾，就像当年化解资社之争那样。也许，烟雾弥漫的城市、日益紧缺的供水和农民对污染的抗议能逼着党接受更深入的政治开放。也许环保活动者们自身会呼吁政治开放。无论情况如何，结果都将是划时代的。如果中国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20年之内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会达到所有经合组织（OECD）国家总量的两倍。中国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
作者简介：克里斯蒂娜·拉尔森，《华盛顿月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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