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与厉以宁 吴敬琏厉以宁纵论改革三十年



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1978年到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这3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实现了迅猛的增长,带来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但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这不仅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是关系到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

  “改革开放30年成败得失”,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命题让中国经济学界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吴敬琏与厉以宁坐到了一起。

吴敬琏厉以宁纵论改革三十年

整理/本刊记者 王孟龙

成功的三个方面

  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为世界瞩目,从指标方面中国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就:

  第一个突出成就是经济的高速成长。最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吴敬琏与厉以宁 吴敬琏厉以宁纵论改革三十年
  第二个突出成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

  第三个突出成就是减贫取得的成效。联合国在2003年发布了其最新的一个减贫的统计,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中国做到的。

  正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成就,所以中国的国际地位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承认、得到了提高,这个事实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承认。

  在吴敬琏、厉以宁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眼中,改革30年来最成功的是哪三项改革呢?两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吴敬琏:

  第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这是改革的启动阶段;

  第二,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三,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厉以宁:

  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

  农村家庭承包制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这个协议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民生产,打破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多年不见的香油、花生米、鸡蛋、猪肉这些全有了,承包制就推广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成绩。

  第二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结果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股份制受到过各种责难,但中国的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开辟了道路。

  第三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民营经济的兴起在当初也是冒着各种责难发展起来的,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很多城市税收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我们的出口很多是民营企业起的作用,所以,民营经济是最重要的力量。

  吴敬琏赞同厉以宁对承包制的看法:“承包制起的作用非常大,虽然有很大的风险,但因为有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的支持,所以进行得也比较顺利,所以与其说承包制是一个改革,还不如说是回到了原来农民所喜欢的一种体制,因此我没有把它列在里面。”

  吴敬琏强调:“所有这三项我讲到最成功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遗憾的三个问题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实践,难免会有挫折和不足,对于改革30年来最遗憾的三个问题,吴敬琏、厉以宁两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厉以宁:

  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

  这两个支柱支撑着计划经济的存在和运转,而这两大支柱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导致了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

  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主要标志,但仅仅走向城乡户籍一元化,还不足以消除农民进城和加速城镇化的体制障碍。农村户籍背后的土地制度,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农村宅基地制度,需要尽快改革。

  无论是农民承包地耕地入股、农民宅基地的置换还是农民以承包地、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为贷款的抵押物,都需要法律上的明确界定。既然这些都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及早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行业垄断没有消除。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行业垄断,特别是跟行政垄断难分的这种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关注民生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当时种种原因,财政困难或者其他原因,因此推行得极慢,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现在条件好了,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是以投资带动为主,摆在我们面前的应该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关键是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调整农民的消费结构。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将使得农民的收入增加以及农民生活方式产生变化,如果加上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社会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逐渐消除,必定会引起内需的大突破。

  全世界最大的待开发市场就在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一个数量十分庞大的“待富”群体,一旦他们走上小康、富裕的道路,将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吴敬琏:

  我有一点跟厉教授是一致的,这个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是太迟缓了,这是199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而且有一些部门据我所知,很积极,但是碰到了很多阻碍,它的原因我看还不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旧体制,所以使它迟迟不能实现。

  另外两个,一个我认为就是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比如农地的产权问题,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土地地权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资产无法变成流动的资本;

  另外一个就是法制建设问题。

  因为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自主决策的,是自由的交易,如果是一个什么行政的或者其他的权力在那里支配,这个东西根本不叫市场经济。

  《物权法》搞了13年还差点黄了,《反垄断法》也搞了13年,通过了,可是里面还是留下了一些大的漏洞。所以这方面的改革进展太缓慢,就是说中共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也是1997年的事情,建设法制国家。

三个层面展望未来

  俗话说三十而立,2008年对中国改革来说应该是而立之年了,既然是新的起点,我们需要对未来有更好的展望,不同的起点有不同的解读。

  厉以宁:

  首先应该明确,停滞和倒退是没出路的,而在具体问题上,需要解决下面三个问题: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从企业方面做的,应该尽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从另一方面讲,企业应该更多地尽到自己的帮助社区,帮助贫困地区,帮助周围的那些穷人;

  对个人来说,我认为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设,因为如果是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前进过程中总有困难,总有阻力,但只要是符合正确方向的,就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就行了。

  吴敬琏: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现在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负面效果不容忽视。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中国正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这些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所致。

  所以首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改革。

  比如,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是199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之所以拖了这么久,不是财政困难的原因,而是有部门从自己的权利、利益着眼太多。所以,解决未来的问题,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而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托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从那些不该管的事情中尽快退出来,不要因为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来妨碍这个大局;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你必须管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法制环境的建立,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努力去做的事。

  对我们的企业来说,应该站在我们整个民族,甚至站在整个企业家群体的立场上去改变市场环境,支持改革,推动改革。

  对我们个人,我想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努力做好我的工作,当然也要关怀整个社会,使得我们整个社会好起来。

  吴敬琏最后指出,未来的出路在于要像十七大所讲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从市场化改革来说,要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

  “如果困扰我们的问题、发展方式的缺陷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就能够继续过去30年这样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吴敬琏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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