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翻船”二次创业
其实，祥和的衰败2004年末就已露出苗头。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公司慢慢陷入了负债经营的局面，为了筹集资金，胡云火甚至借了高利贷。
2002年，壶镇镇政府在该镇郊区设立锦绣工业园区，“目的是想将在镇中心区域的有污染的企业搬离，”而祥和实业作为冷轧钢带项目，也在政府劝说搬离之列。作为对祥和实业的支持和补偿，政府允诺以1400万元收储祥和公司在保安亭的老厂房的用地。
不过，当时的胡云火搬离之心并不坚决。
“重新建造厂房和购买新设备，起码需要投入2000万元，资金不够。”位于祥和实业锦绣厂区隔壁的三盛公司董事长陶永亮，与胡云火有着相当广泛的接触。在胡云火陷入资金困难期间，陶永亮曾先后借给他197万元。
“这些钱我现在一分都没拿回来，但是我也没去告他，”按照陶永亮的分析，造成之后胡云火“给自己加压”的扩张举动，一个重大的原因源于对市场的误判。
“2002年—2004年间，国内的钢带需求非常大。壶镇的一些企业进入之后，每吨毛利达到1000元之多，”然而，“看到好的市场，并不说明就可以放胆进入。”陶永亮认为，当胡云火看到市场需求再启动项目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晚了，这就注定会把企业拖入旋涡。
不过，彼时的胡云火并不这样想。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胡云火决定上马新项目。
2005年，祥和公司与壶镇镇政府草签保安亭厂房收储意向书，并以6万/亩的价格向三盛公司买下40亩土地，花费1000余万元购买3条铸钢生产线、2条冷轧钢带和4条制管生产线。
“投资新厂房的2000多万元都是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云火的非法集资（吸储）之路，自那时起。
当然，任何形式的“自我加压”冒险，都有其险中求胜的概率。换言之，如果按照胡云火的进程安排，祥和实业也并非毫无机会。然而，因为资金问题导致了新厂房开工被迫拖延七八个月，让胡云火越陷越深。
“原先胡云火预计土地收储协议能够在4-5个月内履行，但他没想到，2005年底，因壶镇镇政府换届，致使收储一事毫无进展。”陶永亮回忆起胡云火那时的苦闷状态。“他对我说，‘这不是叫我去死吗！’”
新厂房无法如期竣工，但员工的工资照样要发，600多人的工资也给祥和实业造成了巨大的包袱。
“没活可干，那么多人领工资，记得云火那次抱怨‘5万元刚借来，一天就没了。’”胡师傅现在仍然留守在贤母西路厂房，“现在是政府发工资给我们。”
然而，胡云火硬是靠着良好的业界口碑和亲和的为人，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完成了锦绣厂房的建设。“不容易啊，176个人都肯给他钱，足以说明他的为人。”陶永亮还认为，按照他的估计，债权人一定不只176人，“像我这样没有去登记的也很多。”
2006年初，锦绣厂房投入生产，但此时的市场已经不再是胡云火当初所看到的。由于市场竞争过于激烈，价格战爆发，钢带毛利从每吨千元跌到了100元，祥和实业的市场销路一直未能打开，企业始终处于亏损。
此时的胡云火异常忙碌，忙着筹钱。2003年至2006年，胡云火和其妻程冬菊等以5%-10%的月利息借款额已达到了6773余万元。“我估算借款也就只有6000万吧，包括最终法院界定的8000多万元，都是利息滚上去的。”陶永亮说。
身陷囹圄后的“追问”
“天晴送伞，天雨收伞”。祥和实业的窘境让放贷的银行很是不安。
2006年3月份，祥和实业在一家国有控股银行的500万元贷款到期，胡云火筹集资金还贷，但并未能得到续贷。一个月后，公司在杭州一家商业银行的700万元贷款到期，胡云火也未能续贷。这两笔贷款的被截断，直接导致了胡云火连环借贷链的断裂。而最先感受到这一危机的，是祥和实业的员工们。
“2006年年初，工资就发不出了，200来个人的工资差不多50来万元，都没发。”胡师傅告诉记者，还有一些员工参与集资，把钱借给胡云火的，也逐渐拿不到利息了。“祥和的情况我们也看到的，云火每天都忙着筹钱解决问题，他有钱一定会发工资的。”
胡云火也在竭力想办法。2006年5月18日前夜，他找到壶镇镇政府的一个领导，询问保安亭厂房土地收储一事的进展情况，但此行让他彻底丧失了希望。坊间推测，也就是那一夜，令胡云火坚定了逃离之心。
2006年5月18日，胡云火最后一次出现在贤母西路厂房。“很匆忙的，又出去了，”祥和实业一位原来的高管告诉记者，第二天，第三天，胡云火和他的二儿子胡正弟的手机便打不通了。
此时，公司内部已经感到事情隐隐有些不妙。“公司所有职工的手机都是由公司代缴话费的，5月23日那天全部被莫名其妙地停了机。” “老板胡云火一家人跑了！”这一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公司所有职工中间传开。
“壶镇镇供电局的人员过来拉闸，企业就停产了。”上述原祥和实业高管告诉记者，自从胡云火一家失踪的消息传开后，祥和实业就陷入了混乱的局面。一周之后，壶镇镇政府组成工作组，开始处理各种善后工作。
2006年6月8日，公安机关在壶镇将胡正弟抓获。同年6月28日，公安机关又在贵州将胡云火和程冬菊、项妃抓获。
“从抓获到审判，时间间隔了一年多，主要是涉案数额巨大，审核时间比较长，”缙云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一位民警这样告诉记者。
也有人认为，当地不少人对胡云火一案的同情，曾一度让执法部门稍感压力。
“今年两会期间，我们县政协的一百来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政府，希望可以对胡云火的案子从轻处理，”陶永亮认为，胡云火的犯罪行为，并非出于个人私利，而是为企业。“借来的钱他没有一分留给自己花。”后来，在案件庭审中，这一也被被告律师作为从轻量刑的理由之一。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当地一位企业家总结胡云火案例时认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是造成企业高利借贷的主要原因。“如果这里的中小企业融资方便，谁愿意去借高利贷啊。这样下去，可能第二个、第三个胡云火都会出来了。”
采访临近结束，这位企业家反问：“一门心思搞企业的人，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在他眼里，胡云火是一个“相当努力”的企业家。
“我们经常一起去杭州出差，住旅馆他找最便宜的，吃饭只点两个菜；虽然他烟抽的厉害，但硬中华都是给别人抽，他自己都是抽差的烟。”话毕，该企业家不再言语，垂首沉默足有半分钟之久。
胡云火案固然有多重因素造成，他真的委屈吗？恐怕那些以高利借贷给他的人更感到委屈。但有那么多人为他感到可惜，确实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