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弈论”的课堂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马斯金。他相貌平平,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上课总是空着手来,不用任何现代化的教学工具,也不带讲义和教材,他只用粉笔和黑板,公式符号似乎全在他脑子里。
我的老师马斯金
作者简介:王一江,长江商学院教授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名单一公布,我的电话和电邮就忙起来了。人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让我觉得真有意思,乐坏了。我对表示祝贺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又没得奖,你们向我祝贺,为的是哪般?
所以如此,皆因为今年的三个获奖者中,两个都与我很熟,其中一个是我念博士时的导师,一个是我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工作时的同事。我在哈佛大学念博士时的导师,埃里克·马斯金,和另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罗杰·迈尔森因为给“机制设计理论”奠定了基础,一起荣获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哈佛课堂
在“博弈论”的课堂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马斯金。马斯金并不是一个注重教学效果的老师,既没有妙语连珠的小故事,也不会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从个人魅力,领导力,感染力来讲,他都是一个平凡的老师,只有教学内容异常地严谨和精彩。
但是,我很快发现,在哈佛这样的学府里,没人在意教授上课时的语言是否风趣,是否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是否懂得搞气氛或是带领大家互动。大家更关心的是课程本身,内容的精彩与否才是大家的兴趣所在。
你应该听说过爱因斯坦的故事,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家伙也不善于给自己的学生上课,他上课时,因为枯燥乏味,学生们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学生跟他在黑板上乱写乱画,演算和发现一些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式。马斯金尽管不懂得如何谈笑风生,但他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每一个字都会非常准确。文章交上去,他会认真地帮你改。认真到什么程度?所有跟他写论文的学生都被他整篇整篇地改过英文和标点符号。
他总能带你找到一条路
马斯金非常乐意指导中国学生,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每年都会接收一两个中国学生。他曾多次赞赏中国学生的一种特殊气质——“他们不仅追求深邃的理论,也关注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而其他国家的学生大都将这两者分得很开,不会同时关注这两点。”
不过,千万别以为当马斯金的学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他的办公室汇报论文选题和进展,是学生们最紧张的时候。他会先让学生一直说,而自己不吭声。他只需要问一两个问题,就可以看出学生对这个题目准备得是否充分。
我当时论文的题目,是用博弈论来解释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时中国的投资膨胀现象,大家都感兴趣,却又无不困惑,没办法理解。我认为这是地方之间争夺资源,迫使中央就范的博弈结果,这个解释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我讲了20分钟,他没吭声。后来,他问我,你怎么证明事实就是你所说的那样?对他这个问题,我没有充分准备,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就是很容易想当然,很多东西,认为是这样,就觉得肯定是这样,从没想过要证明的。
马斯金对学生的质问是严格的和启发性的,学生们思维的脱胎换骨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现在研究工作的每个方面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马斯金的影响。我们经常听到希望一个人怎么样,要求一个人怎么样,但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来说,一个好的想法,光希望别人按这个想法去做,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分析这个人“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在“会怎样”的领域里又有很多条件和技巧,你创造什么条件,他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他的反应不理想,你就得去修正自己创造的条件,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想问题便是这种思维。
在哈佛大学,很多人说,任何想不清,想不出的问题,你去找马斯金,他总能绕着弯,拐来拐去地把它想出来,向你解释清楚。就像在杂草丛生的地带,他总能找到一条路,走出混乱,这是他的名声。
机制设计理论的运用
获得诺奖的“机制设计”理论是很复杂的,但我们可以结合身边的事,用几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和运用它。
有兄弟两人分蛋糕,要保证分得均匀。怎样才能做到呢?
至少有三种方法。一是请一个可以信赖的第三者来,为这两兄弟分。二是让两兄弟学习点优良品质。三是制定一个规则:分成两半后,切蛋糕的人后拿。第一种方法,使我们想起了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第二种方法,使我们想起了孔融让梨。第三种方法,具备其它两种方法不具备的优点,它不依赖一个第三者,因为谁知道这第三者是否可靠,是否被其中一个兄弟收买了呢?它也不依赖个人的道德品质。它的出发点,是个人有自利动机,想占便宜,怕吃亏,通过“切的人后拿”的规则,达到了把自利动机和蛋糕能均匀分配的社会效果结合起来的目的。
大家当然可以想到,类似的机制设计问题,现实生活中其实比比皆是。比如,老板或领导要做什么,员工才会敬业,有团队精神,对企业有忠诚度呀?学过机制设计的人,不会通过一味向员工宣传某种高尚的价值观,来达到这些目的。按照机制设计的思维方法,我们不妨来充分认识一下员工的自身利益,仔细考虑一下,要设计什么机制,才能诱导员工,从自利动机出发,却在行为上体现出敬业,团队精神和忠诚度。又比如,领导知道自己喜欢越权干涉下级的工作,也知道自己改不了这个坏习惯,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机制,才能防止自己随便越权干涉呢?万科的王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经常去登山,跨越南极,“眼不见为净”,就不干涉了。说来也巧,他的办法,还有两位名人也用过。一是曾国藩,他知道自己军事上不如自己的下属,为了保证不干预,每逢大战,布置好了就离开,绝不在现场等待“胜利成果”。另外一个运用这个方法的人,就是沃尔玛的第二代掌门人沃尔顿,他通过不去上班,和企业保持距离,为管理人员发挥自己的才干,提供最大的空间。
按照机制设计的理论,说国企负责人都是“保姆”,“应该”按照保姆的合同把主人的事情做好,当然也是无稽之谈。如果“应该”的事情都自然发生,我们这个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太多问题了。“应该”的事情往往没有发生,“不应该”的事情却屡屡发生,老老实实的学者,就应该从承认这个事实开始,讨论社会政策和管理问题(你看,这些学者,也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老老实实承认一个人人都看到的事实)。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几乎每人都有一个自利的“小算盘”。谈机制设计,我们就要从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小算盘”开始,分析一下,在这个或那个“机制”或者“制度”下,个人,包括国企的负责人,都会做什么,然后选择和设计一个机制,使得国企负责人在“小算盘”的驱动下,做出最符合企业、国家和社会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