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廖沫沙、吴晗：三家村遗墨 ——廖沫沙、吴晗与汾酒文化 在汾酒博物馆收藏有这样一幅题字： 汾酒世所珍，芳香扑鼻闻。 水纯工艺巧，争说杏花村。 录吴晗同志诗，赠杏花村酒厂 廖沫沙1983年夏末 吴晗、廖沫沙，是中国当代史上人人皆知的人物。 历史把这两个人物紧紧地扯在一起，源于1961年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开办的《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吴南星的这些杂文紧密联系现实，敏锐地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 其中吴晗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09年生，1931年以数学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才华出众，1937年，年仅28岁的吴晗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5年吴晗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主席著作。1949年北平解放，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北京市副市长等职。 廖沫沙则是现代著名作家、杂文家，代表作有《鹿马传》、《分阴集》、《廖沫沙文集》等。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晗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出的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吴晗、邓拓先后死于文革中。 吴晗生前，曾经访问杏花村，并留下了“汾酒世所珍”的诗句。1983年，廖沫沙也来到了杏花村，听酒厂的人介绍说吴晗曾经去过，并提过诗，但题字在文革中烧毁了。于是，廖沫沙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录写了吴晗的这首诗。 万兆元、祖岳嵘：松鹰的秘密 ——万兆元、祖岳嵘与汾酒文化 汾酒博物馆藏有一幅《松鹰图》，一看便知与画鹰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很有渊源。画的题款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军旅书法家李铎的手笔。画的作者有两位，一为万兆元，一为祖岳嵘。 这两位画家的名头，即便是在书画界，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仔细一查，原来很有些来头，值得一表。 万兆元（1932—1998），祖籍山东，北京中国画研究院画家，是我国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丈夫，国画大师郭风惠、李苦禅的弟子。万兆元最早的老师是郭风惠先生。郭老是1919年即任教于北京艺专的著名美术教育家，教过李苦禅、王雪涛等。郭老很喜欢万兆元，后来把他介绍给半师半友、情同手足的国画家李苦禅，于是他又成了李苦禅门下弟子。 万兆元的作品，深得郭风惠、李苦禅真传。他画的水仙、荷花、虾、松鹰，都有很高的品位。特别是松鹰，深得苦禅三昧。 《松鹰图》的另一位作者也是个人物。祖岳嵘，1919年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8军参谋长，八个样板戏之一的《奇袭白虎团》就取材于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亲自指挥的一场战役，祖岳嵘时任主攻部队的副师长。他同时也是一位儒将，诗、书、画、琴、京剧均有涉猎，自得其乐。 不知是什么渊源，万兆元跟祖岳嵘合作过不少画作，祖岳嵘与李铎也合作过书画作品。但是，这三位合璧的作品很少见。抚画思之，不由感叹山西汾酒的无穷魅力，汾酒文化蕴含的故事也太多了，永远说不完。
熊伯齐：诗书画印君子风 ——熊伯齐与汾酒文化 熊伯齐是当代少有的诗、书、画、印皆擅的艺术家，而且在书法领域又是楷书、行草、篆隶都很出色。他又名光汉，号容生，四川井研县人，1944年3月生于成都。有三个代表性的头衔：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联牡丹书画艺术委员会副会长。作品入展全国历届书法篆刻展及其他重大国内国际展，并多次任评委。 与张大千齐名的大画家于非闇对熊伯齐影响很大。1955年熊伯齐随父母迁家到北京。熊伯齐从小喜欢画画，很喜欢临摹中国的工笔画大家于非闇的画作。1959年于非闇去世后，熊伯齐去北海画舫斋参观了于非闇遗作展，感到非常震撼，决定一心一意学习中国画。因为中国画上题字、印章是不能少的，如果自己画的画还要找别人题字的话，有些说不过去，于是熊伯齐就干脆题字、篆刻全部自己干。于非闇是学宋徽宗的，写瘦金体，所以熊伯齐也认真学习瘦金体，后来成为当代“瘦金第一人”。刻印也是，他找来许多石头，一有时间就刻上几刀，渐渐地在篆刻方面也有了些名气。本来，熊伯齐搞书法、篆刻都是为画画服务的，但没承想自己反而在书法、篆刻方面成了名。 1971年，熊伯齐经朋友介绍，开始跟荣宝斋的徐之谦老先生学篆刻。1973年正式到了荣宝斋，篆刻成了他的专业。经过不断地钻研，熊伯齐的篆刻以雍容大雅、凝重朴茂之印风颇为海内外篆刻界所瞩目，成为当代印坛的表率。 除了楷书“瘦金体”，熊伯齐的书法还以篆书及行草见长。他的篆书既得纵横飞动之韵致，又具端严雄健之气象。其行草用笔洒脱散逸，少作连绵缠绕之态，驾轻就熟而极守法度，通篇洋溢着文质彬彬、潇洒自如的君子之风。 对于绘画、书法和篆刻之间的关系，熊伯齐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篆刻虽由刀石完成，但其文字书写仍需笔墨，故古人有‘印从书出’之说。中国画也如此。传统的绘画与书法所用的工具都是毛笔。古代的文化学习都是从写毛笔字开始的，日常书写亦基于用毛笔，所以古人有熟练的毛笔使用习惯。当用同样的工具来作画时，这种习惯也会下意识地带到绘画中去，故有‘书画同源’之说。” 熊伯齐留给杏花村汾酒厂的作品是两幅行书，其一内容是唐代诗人许浑的一首五律，其二是熊先生写给杏花村的一首无言诗：“促织鸣幽草，来尝竹叶青。杏花村月色，朗朗送深情。”书风洋洋洒洒，不激不厉，君子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