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胶片定格在十六大以来的这五年时,我们欣喜地发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民分享与持续转型的全新时代。
十七大:全民分享与持续转型
文/赵 晓 柳 阳
作者简介: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柳阳,北京科技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
从断裂到新的桥接
进入新的千年以来,对改革和发展方向的质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内部人主导”型的改革叠加上“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改革利益的分享变成为少数人的盛宴,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却未得到相应的收益。关于中国改革前途与路径的“共识”一度断裂。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方式也面临质疑。经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的中国却日益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恶化、贫富悬殊加大、高增长与高失业共存等种种困局。近年来中国城市中穷人增加了80万,相当一部分百姓不仅没有感到更幸福,反而感觉到了更大的生活压力。显然,我国长期以来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无法再适应社会与国家的长期和谐发展。
断裂的改革与发展共识需要修复,这一切在十六大之后的五年间由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实现了。
2002年2月24日,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改革开始向着深化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纵深迈进。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6年3月,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表示要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整个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单纯的经济改革转移到综合配套的整体改革上来。与之相对应,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重庆相继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还成为了全国首个统筹城乡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的构想,超越了纯粹意义上的“民生主义”,而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发展纳入到统一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中,从而将国家发展推向了更加深刻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昭示着一个大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
大发展与大泡沫
十六大以来的四年间,国民经济增长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好的时期之一。2003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4%,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9.7%的增长率高出0.7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世界第六位上升至第四,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2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大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大流动的时代。在十六大以来的五年间,中国的要素流动已经摆脱了原有的出口商品劳动力进口资金和技术的局面,“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对外投资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06年对外经济合作合同金额达到71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57亿美元,分别比2002年增长300.5%和148.7%。
流动性增强也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难度的加大,以及各种经济摩擦的增多,这对于正在走民族复兴之路的中国来说更加意味深长。
新千年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到一个资金流量异常放大流动性显著过剩的时期,国际资本不断涌入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断推动金融市场价格上涨。2004年到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到2006年已达10663亿美元。大幅增加的外汇储备直接增大了央行对冲的成本支出,使得国内流动性过剩趋势日益加剧。同时,长期国际收支失衡还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预期骤增,从而推动国内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持续上升。
从世界各国成长的经验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本币都会升值一倍以上,而以人民币目前的渐进升值速度,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鉴于身处大发展时代的中国是当前全球基本面良好、货币风险又小的经济体中最优秀的,理所当然将成为全球热钱最热衷投资的地方。
当资产价格对其基本价值持续偏离时往往预示着泡沫的产生。这样,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将难以避免地生成自己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甚至于也可能成为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泡沫。
大风险大挑战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正在将中国引向大发展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也充满了风险与挑战。
长期的制度性路径依赖并不可能在短期内扭转,阻碍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痼疾也非一天之内就能根除,我国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代价依然很大。电力和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分别从1990年代初的0.5和0.8左右升高到2003年和2004的1.5左右。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未达到“十一五”规划设定的年均目标。
在这个时代,旧的顽疾尚未根除,新的风险却在滋生,并且二者“交叉感染”所引致的风险更为严重。
贸易的迅猛发展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强烈的国际摩擦,而且摩擦数量不断增多,摩擦的形式也早已脱离了单纯的商品贸易领域,进而扩大到制度甚至文化层面。仅仅2004年一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就多达49起。近年来,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技术贸易壁垒、劳工标准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乃至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摩擦层出不穷而且愈演愈烈。近几个月来,从“双反调查”到“玩具召回”,“中国制造”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责难。
在宏观调控领域,固有的改革与发展不到位的问题加上由人民币汇率问题带来的国内本币升值及预期已经让资产流动之火熊熊燃烧,国际热钱大量流入,国内股市房市持续升温,国家宏观调控压力骤然加大。在房地产领域出现的宏观调控与房价涨跌背离的现象,更是引发了一场对固有的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调控思想的反思。
摩擦与流动问题使我们引发的思考远不止宏观调控。开放和崛起的中国正在走向国际深海,由此引发的摩擦和困惑只是表象,潜藏在其后的是更深层次的矛盾乃至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经历的泡沫破灭使得日本经济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失落。《金融战败》一书的作者吉川元忠曾经感叹,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财富损失几乎与二战中日本战败的损失相当。
民生与福利
这是一个崛起的时代、发展的时代、流动的时代、泡沫的时代、摩擦的时代、竞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注定了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今世界各国都将发展作为本国生存进步的第一要义,国与国的竞争早已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竞争,而已延伸到制度、文明、民生等层面。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的发展模式,然而无论是传统的西方主流发展模式,还是以新加坡等国主张的“亚洲价值观”,和以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以自由看待发展”,都不约而同地把民生看作为发展的真谛。
高度关注民生的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时代,人本思想正在深入人心,内部人主导型的改革在向社会参与型的改革迈进,社会经济也在加快和谐发展的脚步,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的举措正在让国民切实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一个惠及全民的福利时代也正在到来。
民富则国强,对于走在民族自强之路上的中国来说,改革和发展虽然前路漫漫但前景光明;对于走向国际深水的中国来说,藏富于民对于抵御外部风不断增强的风险也极具战略意义;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而言,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