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众既需要企业提供的产品，但同时也要求有环境的保障；企业需要的是利润，而政府需要的则是社会舆论和各利益者的平衡，当三者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往往给企业决策带来艰难的选择。
危险的平台
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是壳牌公司的一个可移动的石油存储装置，装载浮标高137米，重达14500吨，价值10亿多美元。该平台位于苏格兰附近的北海地区，它包括整个布伦特油田的储油罐和运载设施。
北海布伦特油田开采出来的原油首先储存在这些巨大的储油罐中，然后再拖运到设得兰群岛的萨洛姆石油终端进行冶炼加工，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担当着储运的重任。
但是，当连接布伦特地区和萨洛姆之间的海底输油管道竣工后，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仅仅作为临时的储存容器。
在每年一次的例行安全检修时，壳牌公司技术人员发现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的两个油罐有裂痕，储油罐是密封的，可是里面却装满了海水。
虽说储油罐对于壳牌公司海洋石油开采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但是由于这些储罐内在以前的运输过程中已经沉淀了大量的淤泥和残油，裂隙扩大会导致这些污染物外泄，而这将对北海的海洋环境带来影响，因此，此事还是引起了壳牌公司高管的重视。
公司花了三年的时间和上百万美元的巨资，派出了专业的维修人员针对平台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报告认为，受洋流和飓风的影响，裂痕存在扩大的可能；而整个维修要花费1.5亿美元，耗时两到三年。
即使是这样，维修好的平台在使用上也处于“不经济”的困境，没有人愿意使用改装后的储油平台，另外，平台拖到新的地点花费也不小。
这个报告促使壳牌公司的高管决定放弃这个储油平台。
艰难选择
这样，壳牌公司就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处理这个废弃的储油设施。
由于原油外泄会导致环境污染，这使得壳牌公司必须考虑处理整个平台系统的安全问题。由于该平台已经处于备用状态，这样在对待石油平台的处理方案中安全（包括人员安全和环境安全）和成本便成为决策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专家提出了三套解决方案，一种是就地拆卸，另一种是海滨拆卸，还有一种是深海处理。
选择就地处理的方案，就是在平台目前位置直接拆卸，这种方式无疑成本是最低的，但是却无法解决储油罐内容积物的污染问题，原油会造成当地的环境污染和渔业损失。
还有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是选择垂直拆卸还是水平拆卸？这些都关系到整体成本，并且拆卸还有其他的风险，比如平台有可能在拆卸过程中直接沉入海底；技术上的难题，海洋作业工作人员的安全等，这些问题公司都考虑到了。
由于就地拆卸污染问题无法解决，考虑到公司的形象，公司高管认为这会导致其他社会团体的攻击，因此放弃了这个想法。
第二套方案是海滨拆卸。
海滨拆卸就是将储油罐拖行到一个安全的海滨地点进行拆卸，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污染可以控制，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克服。
海滨拆卸需要19艘潜艇和着陆设备，还包括在海里维修储油罐、把平台转动到水平位置、拖动平台、把零件搬运到货船上、卸货和处理废料等。所有这一切都存在危及工人安全的问题。而海滨卸货则存在造成环境污染的威胁，因为在拆卸过程中，灾难可能随时发生。法庭诉讼、罚款和清理环境的费用会使成本更高。
剩下的就只有选择深海处理的方案了。
国际法允许进行深海废物处理。在欧洲，核废料的处理方式就是采取深海掩埋，这种方式相对比较成熟。并且对环境危胁较小，成本又不高，从技术上也比实施海滨拆卸容易得多。
壳牌公司的具体方案是用输油管从储油罐中抽出原油，再把储油罐灌满海水，把里面污染的海水用泵抽到另一个油罐中密封，然后再把这个油罐沉入海底。
对沉没地点的选择也是经过再三考虑后确定的。根据方案，需要把平台沉到距离海岸线240公里处2000米深的海底，沉入位置的海底几乎没有海洋生物，淤泥中的溶解类盐会稀释原油的污染物，这样污染物的影响范围可以限制在平台沉落地点的几百米之内。
意外的干涉
壳牌公司向英国和挪威政府汇报了这个计划，并附带了介绍这项计划的分析，请求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在获得准许后，壳牌公司就该项目对媒体作了一份公开声明。
但是，出乎意料，外界对此事的反应令公司高管感到非常震惊。
在获得挪威和英国政府批准后一周，壳牌公司的人员便开始了对废弃平台的处理工作，他们首先要将平台内残存的原油抽出来以防止污染扩大。正当这件事情紧锣密鼓进行中的时候，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出现在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的处理现场。
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乘坐直升飞机降落到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上，他们身穿鲜艳的服装，在风高浪急的平台甲板上面对媒体的摄像机向全世界发出他们的抗议，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强硬姿态，强烈谴责这次深海倾倒是对环境的破坏。
抗议持续了整整两天时间，一时间，原先冷冷清清的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到处是媒体的摄像机，平台事件被媒体连篇累牍地传播到各地，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化了。
面对绿色和平组织，壳牌公司负责媒体协调的人员试图同他们进行沟通，并提供了壳牌公司对此次处理计划的专家评估意见，以及政府的批准许可。
但是沟通的结果却令壳牌公司的高管感觉沮丧。
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对壳牌公司提供的资料进行了深度调研分析，他们发现了壳牌公司在处理平台的分析报告中的一些漏洞，比如掩盖了一些不良后果；低估了污染物的有毒性；平台上的存货数量不准确；公司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存在错误等。
抓住这些把柄，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在媒体上公开曝光时，声称壳牌公司的计划是“对环境不负责任的”，并将壳牌推向了一个无视公众环境的企业典型。
愤怒的壳牌
这一说辞令壳牌公司的高层大为恼怒，他们感觉极度的委屈：
公司花了三年的时间和上百万美元的巨资对这个处理方案进行了评估，已经充分考虑了环境保护问题；另外，至少在确定深海解决方案之前，他们没有采纳成本最低的就地拆卸的处理方法，此种方法无疑发生石油泄漏的风险是最大的，并且一旦泄漏，要控制污染的扩散几乎不可能，而海滨处理风险就小一些。
在壳牌公司针对绿色和平组织引发的抵制深海处理平台事件的讨论会上，部分高管认为这次危机是短暂的，公司执行董事海因茨·罗瑟蒙德发言认为公众的愤怒是“空前的”，但是也不过是“象征性的”。另外虽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曝光，但是英国和挪威政府官方对深海处理方案并未叫停，因此一致认为不必对原计划进行更改。
并且，在情绪的支配下，壳牌公司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声明做出反抗，并对该方案进行了辩解，试图影响舆论的方向。显然，壳牌公司对于社会舆论支持深海处理方法过于乐观了。
这种对抗正中绿色和平组织人员的下怀，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社会影响力，而不是公司的分析报告。对绿色和平组织而言，平台事件代表了工业化社会处理废料的典型方法——单方面考虑企业的利润和成本，毫不顾忌企业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在激烈的舆论冲突中，事件被人为地拔高了：
欧洲各大报纸的标题都把壳牌公司称为“对环境不负责任的公司”，消费者开始联合抵制壳牌公司的产品，在德国，人们同壳牌公司的员工发生了暴力冲突，并对他们提出了警告。
虽然事态扩大了，但是仍然没有引起壳牌高管对此事件的基本态度。
甚至，壳牌公司不顾公众反对的呼声，再次争取英国政府的许可，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于是，消费者的联合抵制再度升级，声誉的损失开始影响到壳牌公司的品牌形象。
媒体也使出浑身招数挖掘壳牌公司的“丑闻”，他们注意到，壳牌公司还隐瞒了部分事实，公司声称会产生30吨的淤泥，而实际上却有75吨；新闻界认为，绿色和平组织发现问题是合理的，因为壳牌公司捏造了事实。
公众的大声疾呼令壳牌公司大为震惊。虽然关于这个储油装置的负面报道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公司高管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和公众对埃克森·瓦尔德斯事件的愤怒，以及其他石油泄漏事件联系在一起。
（注：埃克森·瓦尔德斯事件，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1989年3月23日埃克森·瓦尔德斯油轮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与冰山相撞，导致大约3千万加仑原油泄漏。
由于事故发生地位置偏远，只有直升机和小船能够接近，这使得人们很难处理污染事件。阿拉斯加州沿岸几百公里长的海岸线遭到严重污染，并且由于事故发生地是三文鱼、海獭、海豹和海鸟栖息地，事故发生后，数以万计的动物立即死亡，大约1万渔民和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渔场和相关设施被迫关闭，鲑鱼和鲱鱼资源近于灭绝，几十家企业破产或濒于倒闭。当一年后原油泄漏的迹象已经很不明显的时候,原油泄漏的影响仍然继续存在。
受害者根据埃克森公司自己报告的每年平均盈利50亿美元的财务状况，集体向联邦法庭提出了诉讼，要求肇事者支付总值1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赔款和带有惩戒性质的罚款。）
谁之过错？
事实上，更令壳牌公司感觉沮丧的是企业对环保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这从他们处理平台的决策思维中可以体现，但是为什么公众会对此事件如此敏感，这让壳牌公司的高管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在深海进行废弃物倾倒处理是合法的，这使壳牌公司高管相信自己的行为品行是一贯正直、守法的，也是对公众负责任的；他们已经向英国和挪威政府征求了意见，并得到了他们对深海倾倒计划的支持；公司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符合法律要求的方案，并且他们也考虑到了成本、拆卸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的危险性以及倾倒地点的安全等问题。
壳牌公司还广泛征求了各方利害关系人以及股东的意见，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虽然比其他公司好得多，但是社会舆论的结果却是一边倒。
显然，最初选择与媒体对抗的决策是失败的。
壳牌公司在绿色和平组织宣布对其公布的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毒性分析和整体结构严重失真的情况下，还在坚持自己的计划。就在他们准备把平台沉入海底的前几天，公司高管才发现，这个计划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因为事件愈演愈烈，曾经支持这一计划的政府也改变了立场；除挪威和英国之外，所有的欧盟国家都支持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
一份递交英国议会的抗议材料让壳牌公司的官员意识到事件背后的真正动机，因为公众担心壳牌公司的深海处理方式会导致其他公司纷纷效仿，这将对深海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
显然，如果公司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做丝毫妥协，行使合法权利把平台沉入到海底，公司能否继续获得“经营许可证”都值得怀疑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壳牌公司立刻停顿了所有工作，但万万没有想到取消深海处理平台计划更是一场灾难。
在壳牌公司宣布“鉴于环保因素否决深海处理方案”的当天，绿色和平组织和媒体一片沸腾，他们认为这是自己干涉的胜利，而非企业主动的让步与保护环境的责任心使然，这更让壳牌公司背负上舆论的骂名，因为大家看到的只是壳牌不得不屈服于由绿色和平组织人员所激起的公愤，公司被迫放弃了处理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的计划，而绝对不是出于社会意识的责任感。
决策的陷阱
是什么原因导致壳牌公司的决策失败了呢？公司花了巨资对这个处理方案进行了评估，但是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首先是决策的目标导向不明确。
壳牌公司需要的是一个处理废弃储油平台的方法，一个同时能够满足节省成本的要求和环境安全要求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管理者的思维集中到了要把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这样一个目标上，这使得壳牌公司的领导忽视了潜在的反对因素，同样也影响了专家的解决方案——更关心成本，只考虑到了处理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环境保护。
公司会议记录表明，公司高管们忽视了社会公认的准则，在如何处理储油装置和处置成本时，壳牌公司只考虑经济因素，而对其他因素——例如企业声誉、深海处理对生态造成的长期危害以及加强管制——视而不见（尽管壳牌公司也有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但是也处于次要的位置），这使得他们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对自身行为不负责任的印象。如果能够考虑到这些，公司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另一方面，壳牌公司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决策会因埃克森公司和他们的劣迹而夭折。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其他石油公司效仿带来的连锁反应，没有对自己的处理方案进行深入的研究。尽管全世界所有的公司似乎都可以随意向深海倾倒垃圾，但只会导致人们更多地关注这样的大型石油公司。如果考虑到公众对此事的反应，以及以后的处理方式和持续性影响造成的长期损失，他们就不会这样想了。
绿色和平组织的声音就是这些观点的代表，而正是这个声音让壳牌公司的要求失去了落脚之地，使他们所做的一切分析和协商都白费了功夫。
如果公司高管能够为处理方案确定一个更清晰明确的目标的话，例如，寻找一个既能让股东接受，同时又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方法，他们就会考虑其他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越忙越乱
除了决策思维的漂移因素外，壳牌公司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还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实际上，壳牌公司根本没有必要急着做出处理决策。布伦特·斯帕尔石油平台在老地方也很安全，在公众为处理方法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完全可以让他留在原地等待处理。但是公司高管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想尽快处理问题，草率行动使决策者很难发现隐藏的关注点，很难对相互冲突的各种关注点加以协调。在压力作用下的管理者根本无法让自己停下来认真思考，或者考虑更为长远的问题。
灾难发生的时候，公司也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直到引起公愤的时候才开始关注。而此时公众已经对公司漠视环境问题的态度感到愤怒。
这个事件还涉及到了道德问题：壳牌公司故意捏造虚假数据，对报告进行删节，断章取义地公布了其中一部分。他们为了使处理计划得以实施，掩盖了自己的真正动机。
而有些事情在开始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实际上，公众一直对石油公司缺乏责任感而心存不满，石油公司利用周期性的价格波动操纵市场、石油泄漏事件、打着合法旗号拖延环境清理等做法已经让人们感到难以接受，而壳牌公司的官员却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壳牌公司过去的口碑一直不错，绝对不同于其他公司，因此认为公众会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们也相信自己会制订出对社会和公众负责的决策。
本来公司需要的是一个经济的处理方法，这种急功近利的态度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陷阱，而他们的行为一旦给公众留下不负责任的印象，等待他们的就只能是更严格、更不利的法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