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七、王安石在人事上越来越孤独
司马光对人事问题的重视，丝毫没有引起王安石的注意。相反，王安石自信满满，他也并不想积极争取朝中大佬对变法的支持。王安石的自信甚至自满，从他的诗中可以一见端倪。
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
——《咏石榴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咏梅花》
王安石很有一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在变法初期，王安石几乎把各方面的人全部开罪了。那时，宋神宗信用他，他手上有权，于是对这些朝中大佬施以无情的打击。
苏轼对宋神宗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王安石知道后很不高兴。宋神宗欣赏才华横溢的苏轼（32岁），想重用他。王安石直截了当地说：苏轼与臣所学和议论都不同，可以任用他做别的事。于是任命苏轼为开封府官员，打算用具体行政事务困扰他，没想到苏轼还真有两把刷子，决断实际事务精细快捷，反而弄得名声越来越响了。
同一年，苏轼的弟弟苏辙（30岁）本来在王安石手下任职，实际参与变法，但他与改革派大将吕惠卿搞不来。王安石又大为恼火，想给苏辙加一个罪名，幸亏有人及时阻止了。苏辙自己识相，请求调动工作。宋神宗看到苏辙请求另用的申请，就问王安石：“苏辙与苏轼相比怎么样？看他们兄弟俩的学问好像挺相似。”王安石说：“苏轼兄弟大都以察人是非之语，借机加以箝制，再运用手段进行分化拉拢为能事。”宋神宗听了有点恼火，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苏轼兄弟的言行应该跟得上形势，为什么反而吃不开呢？”
从王安石处分苏轼兄弟的情形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他为人处事的几个特点：
第一，王安石看人不能一分为二，好就是全好，坏就是全坏；
第二，王安石不能容忍任何跟自己相左的意见，哪怕这个人是皇帝也不行；
第三，王安石做事直截了当，从来不会也不屑于拐弯抹角，像“以迂为直”这样的方法或手段，王安石根本不会留意。只要反对变法，管他天王老子、恩公朋友，一律坚决加以清除；
第四，王安石对顶头上司宋神宗也没有丝毫的察颜观色。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毫无顾忌的。这一点跟商鞅不同，商鞅对秦孝公是很顾忌的，商鞅通过“适应”秦孝公，进而“转化”秦孝公，借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功业；或者说，商鞅知道运用“柔性”的力量，王安石则一硬到底，不管不顾的。王安石如此“蛮干”，时间长了，宋神宗难免对王安石没有想法。清朝光绪皇帝写过一首题为《宋神宗》诗，其中有两句说：“神宗本是英明主，安石原非侧媚臣。”王安石岂止不是“侧媚臣”，他对宋神宗真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后来宋神宗的理念跟王安石分岐越来越大，王安石就一再要求辞职，他并不贪恋宰相的官位。如此明确地没有“官瘾”，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给宋神宗面子，更严重地说，甚至有点看不起宋神宗。王安石的潜台词是，要么按我的理念做，要么老子辞职。王安石在变法的第六年终于罢了相。第七年春天，又复相，熬到秋天，再罢相。王安石从此永远离开了朝廷，回到南京半山园，孤独自守，大约十年之后，终于病死在南京。
王安石罢相后整整半个世纪，北宋成了南宋，首都从河南开封迁到浙江杭州，两个皇帝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俘虏到遥远的东北（黄龙府），这是宋帝国的奇耻大辱。连女诗人李清照都要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南京、杭州及太湖流域都属于江东地区。
作为南宋政府，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为“帝国巨变”找到一种说辞，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王安石头上。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流毒四海”，要把王安石打入十八层地狱。不过朱熹对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若，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荆公就是王安石。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宋神宗有两个年号，前面是熙宁（共10年），后面是元丰（共8年）。整个元丰年间，王安石一直孤守南京。
朱熹的用词，如果王安石地下有知，一定不会同意。什么叫“伎俩”？王安石心气这样高，匡时济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何等光明磊落；“得君行道”，何等意气风发，但朱熹把这一切庸俗化为“伎俩”。朱熹对宋神宗的分析，倒一点没冤枉他。宋神宗改革的出发点就是为朝廷敛财，经王安石变法后，朝廷财力大增，因此对宋神宗来说，变法无疑是成功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宋神宗求利得利，自可大欢喜。到了元丰年间，刺头儿“拗相公”王安石滚到南京去了，宋神宗现在身边环绕着一帮小人、庸人，“左右趋承”，这日子过得爽啊！
王安石注定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以经济改革为主的王安石变法与汉武帝时桑弘羊的财政改革就实际效果来说，有很大的相似性，都为朝廷或者说为皇帝捞到了大量的钱财。
但桑弘羊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的商人。
王安石是什么人？那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经学大师、文坛宗师。
按儒家标准，桑弘羊就是搞到天上去，也是一个“小人”；而王安石当然认为自己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洋溢着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但是现在，王安石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得君行道”，但是最后自己却成了另一个桑弘羊（王安石有一万个理由看不起他），甚至连桑弘羊都不如。西汉武帝是盛世，而自已身处的北宋却一直“积贫”（经济）、“积弱”（军事），喘不过气来。汉武帝时有卫青、霍去病，气吞万里如虎，北方匈奴闻风丧胆；而北宋政府，每年还要“赏赐”北方的辽国、西夏国许多金银财帛，借以换取可耻的和平。
苏轼兄弟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还很年轻，算不上是大人物。变法的第二年（1070年）王安石给司马光写了一封有名的信《答司马谏议书》。之所以写这封信，是由于司马光已经来了好几封信，要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这封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王安石比司马光小2岁，王安石是南方江西人，司马光是北方山西人。两个人都是大才子，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也有多年的友谊，甚至同样赞成变法，只是最终在怎么变法的问题上分道扬镳，水火不容。王安石做宰相，紧锣密鼓推行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带着几个人躲在洛阳，撰写伟大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有论者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乃是另一种参与现实政治的方式。
王安石为了变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四面树敌。《宋史》上说：“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吕公著、韩维是帮助他建立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是向朝廷推荐他的人，这些人按官场的说法，应该都是“恩主”，是理应效忠的对象，但现在他们的想法跟不上形势，脑筋转不过弯来，王安石一点不讲情面，全都加以排斥。
《宋史》上特别指出：起初，王安石未知名于朝廷，以韩、吕为巨室，想借以取重。乃深与韩绛、韩维兄弟及吕公著交往，三人想尽办法称扬他，王安石才开始名声大振。这都不是虚言，比如韩维推荐王安石就不遗余力。宋神宗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韩维就在他身边任记室参军，每当宋神宗称赞韩维的言论，韩维都要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见解。到宋神宗当了太子，任命韩维为太子庶子，韩维又推荐王安石来代替自己。总之，只要一有机会，韩维就在宋神宗面前为王安石做广告，宋神宗因此看重王安石。王安石为了变法，终于排斥韩维等人，看起来就很有一点过河拆桥的意思了。
富弼、韩琦为官的资历比王安石深的多，范仲淹“庆历新政”（1043年），富弼、韩琦已经是改革派重臣，而王安石刚刚于前一年考中进士（22岁）。王安石曾经是富弼、韩琦的老下级，但这些老家伙，现在跟不上形势，王安石一点不买帐，照样排斥。
上述王安石排斥的所有人，用儒家标准来衡量，都堪称“君子”，都有直道而行的气魄。王安石的个性决定他不能团结人，也听不进任何意见。这样，就使他在人事上越来越陷于孤立，变法的所有制度设计也不能没有缺憾，变法思想也根本谈不上统一。如果王安石仅仅是一个文人，或者仅仅是一个经学家，孤傲一点、个性强一点，都无伤大雅；问题是王安石现在是宰相，是变法的实际领导者，他理应做到群策群力，但现在他很“孤独”，只能在内信用自己的儿子王雱为“谋主”，在外信用心怀叵测的吕惠卿等人去做“执行”。
王安石既然不能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最终也就不能发扬光大他的事业。事实上，朝廷内反对王安石的人越来越多，话也说的越来越难听。
唐介（59岁）说王安石不可重用，宋神宗问：“爱卿！你是说王安石文学方面不可任用呢？还是经术方面不可任用呢？还是吏事方面不可任用呢？”
唐介说：“王安石勤奋好学，但拘泥古事，议论迂阔，假如让他治理政事，恐怕多有变更。”
唐介也是一个犟头，以敢说话使人畏忌。宋神宗称道他是先朝的正直之臣，故而重用他，王安石则处处箝制他。两人多次公开争论，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唐介气得要命，背上长了一个疮死掉了。
宋神宗曾经询问侍读孙固（53岁）：“王安石可否担任宰相？”
孙固回答说：“王安石文学品行很高，处在侍从的位置就可以了。宰相自有宰相的气度，王安石偏激、狭隘，缺少宽容。一定要求得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都是合适的人选。”
宋神宗同样的话问了四次，孙固都是同样地回答，没有任何改变。
王安石变法的同一年，御史中丞吕诲（55岁）上奏书论王安石十大过失，可算是对王安石的系统批判。吕诲说：“王安石表面上显得质朴无华，内心暗藏机巧狡诈，骄傲而轻慢皇上，阴险而有害政事。”这是论点，下面列举十件事作为论据。其中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说王安石在迩英阁给宋神宗讲课，要求坐着讲，吕诲认为这是要委屈皇上的尊贵，而博取老师的尊严，不识上下礼仪，不遵守君臣名分；另一件事则关于唐介之死，认为王安石卖弄威福，欺压同僚；又一件事说王安石“名为商讨财利，其实动摇天下”。吕诲最后加以总结：
臣诚恐陛下欣赏王安石的才辩，长久倚助于他，大奸当道，许多小人并进，则贤者都离去，祸乱由此发生。
况且王安石本来没有长远的谋略，只是热衷改变制度，标新立异，用动听的言辞掩饰谬误，骗上欺下。害天下苍生的，必定是此人！如果久在朝廷，国家就不会有安静之理。
虽然，此事最终以吕诲去职而告终，但足见朝中诸大臣反王安石的声势之盛。平心而论，吕诲的奏书也不是绝无可采之处。“小人并进”中的“小人”如果是指吕惠卿，就没有错，只是当时的王安石正把吕惠卿当成宝贝疙瘩。“王安石本来没有长远的谋略”，这个话也对，至少部分是对的。考察变法实施的情形，变法的步伐的确太快了，快得有点失控。变法没有时间表，不讲策略，不考虑执行层面必须会出现的偏差，看起来就好像是在跟反对派赌气似的。中国古话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现在看起来，秀才变法，情形也差不多。 |!---page split---|
八、王安石与司马光都只能做到“行方”，不能做到“思圆”
看王安石变法这一段历史，有两个鲜明的印象：
一是宋朝皇帝对知识分子足够尊重，不仅不杀他们，而且在内心深处把他们当成老师。这些文化名人如果落在隋炀帝杨广手里，或者汉高帝刘邦手里，其命运必然大为叵测；
二是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实际当上了宰相，比如王安石、司马光，有的并没有当上宰相，但一律给人一种“业余宰相”的感觉。本书前文曾经说过，唐朝大诗人李白就是有名的“业余宰相”，当然北宋朝儒家知识分子的“业余程度”要比李白好很多。李白只是一个诗人，而且是浪漫主义诗人，带几分“仙气”。北宋知识分子多文学大师、史学大师、哲学大师，但不管是什么大师，宰相实际上别有人选。把他们跟中国历史上的名相管仲、萧何、诸葛亮相比，他们在宰相这个职位上的表现差得太多。虽然王安石多少还有点看不起诸葛亮，但作为宰相来说，王安石比诸葛亮差远了。
反对王安石当宰相的人，基本上有一条共通的理由，就是王安石做一个翰林学士，做皇帝的顾问非常合适，但做处理实际政治的宰相，尤其是领导变革的宰相，则不行。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不仅对王安石成立，对司马光也成立。司马光后来当了宰相，但很快去世了，因此司马光当宰相的政绩不太好评价，但就其上台之后，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全部推翻的“牛”劲、偏执劲来说，也不是能够“顺四时，理阴阳”（西汉宰相陈平语）的宰相气度。至于苏轼这些人，更不是做宰相的料。
王安石变法经历了一波三折，先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后来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尊为皇太后、宋哲宗尊为太皇太后）任用司马光（元佑时期）把法又变了回来；宋哲宗（名赵煦，幼年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又开始继续王安石变法的道路。“法”不是煎饼，可以正过来烙，再反过来烙，烙多了，就有一股“焦糊味”。《中国通史》评价说：“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佑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弱。”
《普华永道论变革型领导力》揭示了组织变革的五种悖论：
¡ 积极的变革需要稳定的基础
¡ 构建关注个人的企业
¡ 致力于企业文化的变革，既要单刀直入，又要以迂为直
¡ 真正的授权需要强有力的领导
¡ 不破不立
能够把握悖论，把握矛盾，是“思圆”的重要标志。拿“思圆”跟“行方”对比，“思圆”更难；当然，“行方”也大不易，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场。如果不以“行方”作为底子，“思圆”只是一种圆滑，一种小机灵；如果不以“思圆”作为底子，“行方”只是一种偏执——“一根筋”，对组织福祉就不能发挥大的功效。
王安石、司马光，有那样高的才能，又有那样高的道德声望，他们都真正做到了“德才兼备”，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实在有限，这就非常可惜！他们，还有北宋的包公、明朝的海瑞，都足以明垂青史，让后人学习，但他们的现实功业也都同样微薄。
“行方”有一种让人感动的力量。“行方”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尺度上展开，王安石、司马光是一个层次；包公、海瑞是另一个层次；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中的主人公则是最普通人的层次。
其实，中国人应该比西方人更容易理解什么叫悖论。悖论不就是阴阳平衡的一种浅近的形式吗？西汉陈平说宰相的职责是“理阴阳，顺四时”，“理阴阳”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阴阳平衡，而“思圆”则是领导人心志模式的基础。
可以用太极图来解释普华永道揭示的五种悖论。比如第二个悖论：构建关注个人的企业。企业是一个整体，是“林”（宏观）；企业的员工是个体，是“树”（微观），“构建关注个人的企业”也等同于强调“见树又见林”，企业家既要看到整个企业，又要关注企业中的个人。
关注个人有一个极端的视角，就是文学。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每一个人都是无限丰富的个体。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对白。女主角简对罗彻斯特说：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会使你难于离开我！就象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站在上帝面前！
我觉得，只有在文学层次上关注个人，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消费者、员工、或者竞争对手。爱情、亲情、友情、同事之情都是强烈的感情，收拾人心在某种程度上也等于谈情说爱，刚到狭北的毛泽东写给张学良的信跟“情书”也差不了多少。
可以把“见树”（关注个人）看作是阳，“见林”（关注企业）看作是阴，在每一个汗毛孔都洋溢着天才的太极图中，阴阳本来就是动态平衡的，而且两条阴阳鱼的眼睛更表示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西方人没有太极图，因此普华永道用“陀螺”来对悖论作象征性的解释，是多么肤浅啊！倒是书中引用的丹麦哲学家索伦·凯尔伽德的话有点意思，他说：“悖论是思想者热情的源泉，没有悖论的思想就像没有感觉的爱人，是毫无价值的平庸之人。”
“阴阳平衡”的思想是最核心的中国智慧，也是中国人所讲“道”的精华。
主要参考书目：
1.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5年8月
2.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
3.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
4. 《中国人史纲》，柏杨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
5. 《宋朝诸臣奏议》，[宋]赵汝愚编，上海古藉出版社
6. 《普华永道论变革型领导力》，普华永道变革整合小组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9月
7. 《帝国政界往事》，李亚平著，北京出版社，2004-9-1
节选自作者新著《蝴蝶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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