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宋神宗很为难，终于陷入一个怪圈
王安石与司马光是两面大旗，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我们再看一看同期其他大臣对于变法的一些议论：
元老大臣富弼说：臣闻朝廷内外的事，渐有变更，这一定是由于小人向陛下进献邪说。大抵小人只喜欢动作生事，以便在其中有所企图。如果朝廷保持平静，那么凡事都有常法，小人能指望什么呢？希望陛下深入考察这种情况，不要让自己后悔！
宋神宗神色变得庄重，说：今日得爱卿十分正确的议论，可谓金玉之言。
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人是不是反对变法，而更应该分析他为什么反对变法。同样，我们也不能光看一个人是不是赞成变法，而更应该分析他为什么赞成变法。
富弼是反对变法的，而且非常坚决，以至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说：“枭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王雱非常聪明有才，《宋史》上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而且更重要的是“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也就是说在变法的问题上，王雱对他老爹王安石多所引导。王雱最佩服的人是商鞅，“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是个狠角色。可惜死的早，只活了33岁。王安石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改革的志气也消磨了不少。
富弼反对变法的原因跟司马光很相似，最怕小人由此“动作生事”。小人一般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天下不变，只要一乱，一变，就可以从“不作为”转而“乱作为”。富弼也是人事问题上的悲观论者。苏轼的弟弟苏辙上奏疏说：
所谓使财政富裕，不是求取钱财而有所增加，而是除去有害于财的事而已。有害于财的事有三项：
一是冗官（多余无事的官员）
二是冗兵（多余无事的士兵）
三是冗费（不应支出的费用）
这是北宋有名的“三冗”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苏澈首先提出来的，上述司马光对“国用不足”的分析也完全是同一个意思。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比苏轼大30岁）早就说过：
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
这个话说得很严重。虽然朝廷感觉钱很不够用，但是下面的老百姓已经被收括的精疲力尽了；国家军队虽然很少打胜仗，但是不打仗的时候却骄横不可一世（所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制度也越变越坏，越来越复杂，因循苟且成为一时之风气。最后欧阳修下了一个结论“不异五代之时”。
欧阳修是文坛领袖，又是大历史学家。一部《二十四史》，跟欧阳修有关的就有二部，一是《新唐书》、一是《新五代史》，其中《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的个人专著。
欧阳修认为北宋当时的朝局“不异五代之时”，而“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小分裂的时代，皇帝多如牛毛，忽起忽灭，政局一直处在“习惯性流产”的漩涡之中。总共50年时间，却有5个朝代，13个皇帝，8个姓。
为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冗兵”问题，可以看几个数据：
约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当时北宋帝国有军队118万人。每年巨额军费开支占国家收入项目的比例分别为：
¢ 钱：30％
¢ 绢帛：102％
¢ 粮：80％
¢ 草：80％
按照现在的说法，北宋为了与辽帝国、西夏帝国抗衡，已经深隐军备竞赛的泥淖。军费开支使帝国财政不堪重负，这是宋神宗迫切变法的现实原因。这还仅仅是“冗兵”一项，再加上“冗官”、“冗费”，北宋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再看苏轼，明确反对变法。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责求实际）。……
至于人才，则有一定的天份，把他们放到政事上，有没有才干自然就显现出来。现在进士日夜研究经传子史，贯通驰骋，可称渊博，至于面对实际政事，何曾用上一二！……
苏轼的意思，变法不变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人才，以及如何选拔、任用人才。如果“人”的问题解决了，国家财政问题自然就能扭转，不仅财政问题，其它一切问题都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苏轼的提法有一些理想化的色彩，把经济改革的问题转化为人力资源问题，这一点他跟司马光、富弼比较一致，但根本的差异在于苏轼对人的问题“乐观”，他相信“人”的问题可以得到改善；而司马光、富弼对人的问题“悲观”，司马光认为借变法之机“吏缘为奸”、富弼认为借变法之机“小人生事”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方面的力量很大，大到足以让变法完全失败的程度。
苏轼的奏书打动了宋神宗。
宋神宗当天召见苏轼，对他说：现在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
苏轼说：陛下求治天下太急，听人献言太广，进用人员太快。
宋神宗吃惊地说：爱卿这三句话，朕一定仔细思考。
苏轼虽然说了三条意见，实际上只是一条：求治太急。“听人献言太广、进用人员太快”都是“求治太急”的表现形式。
有许多大臣批评宋神宗“求治太急”。司马光是一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是一个。范纯仁针对宋神宗急于求得天下大治，多次接见疏远小臣咨询朝政的情况，进言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求治太急”是一个时间问题，也就是说宋神宗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尺度内处理变法的问题。在自然界，时间的规定性属于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24小时；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是一年，365天。就人来说，也有许多硬性的时间规律，比如十月怀胎；再比如人的寿命，大概没有超过150岁的，超过100岁也很难。古代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劳民伤财，现代人吃各种真真假假的保健品，但人的寿命还是有一个上限。就人事来说，也有各式各样的时间规定性，比如要写出一部《红楼梦》，别的不说，单就时间来看，恐怕没有十年，数十年不足以成事。如果有人说三个月就写出了一部《红楼梦》式的作品，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他。
对北宋帝国来说，变法要在怎样的一个时间尺度内展开，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时间尺度的问题将在蝴蝶模型“战略决策”这一部分详细讨论，对蝴蝶模型来说，时间尺度的判定是制定战略决策的首要前提。）规划的时间越长，就可以越从容，比如前三年先行人事改革，后面再来搞经济改革；但时间长，变数也多，潜移默化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一种内在机制与结构的精密把握，需要完整的、切实有效的变革策略，需要既考虑制度，又考虑人事，这都是高难动作。而且，对于人事改革，北宋帝国普遍没有信心，因为王安石变法前约20多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已经搞过，结果以失败告终。当时，富弼、韩琦都是改革派，现在，他们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成了所谓的保守派。
目前看起来，宋神宗、王安石像是“速成派”，或者说是“激进派”。两个人工作勤奋，全力以赴，不知疲倦，雷厉风行。他们对变法的时间尺度似乎没有清晰的意识，而代之以糊涂、抽象的“越快越好”。
宋神宗把咨询面扩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按古代制度来说，必须是相当高级别的官员才能面见圣谕，但就像范纯仁所说的那样，疏远小臣现在也开始享受皇帝亲自接见的荣宠，也成了最高决策者的顾问和智囊。
宋神宗之所以这样做，像是接受了儒家的教诲，儒家对“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向津津乐道。法家就不是这样，商鞅对秦孝公说“成大事者不谋与众”，“民不可虑始，而可乐成”。我相信，宋神宗之所以充分扩大咨询面，原因在于他心里没有底。普通的经验，假如你已经打定主意做某一件事，你是不会到处去东问西问的，因为你已经打定了主意，你没有疑问，所以也就不需要去问任何人。
宋神宗越是扩大咨询面，越是听到更多不同的意见，就越是心里没有底，就越是要去咨询更多的人。宋神宗陷入了一个怪圈。弄到最后，王安石正式开始变法以后，不要说民间，就是帝国中枢的朝廷，根本就没能统一思想，而是改革派与守旧派，更糟糕的还有改革派内部也纷争不休。
纷争的时间长了，必然的规律是方方面面开始堕落，堕落的标志就是从“理念之争”转向“人事之争”。一到“人事之争”这个层次，就把“君子”、“小人”的标签到处乱贴，渐至无所不为，最后让参战各方差不多全部堕落为真正的小人。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人最吃香呢？
“变色龙”最吃香，宋徽宗（赵佶）的太师蔡京就是一条纯种变色龙。纯种变色龙不管变法不变法，也不管谁是谁非，这些问题对蔡京来说，都很幼稚，而且幼稚的可怕。蔡京只有一条原则：谁得势就依附谁。
“纯种变色龙”蔡京与“艺术天才”宋徽宗的君臣相得，是一种可怕的政治组合。王安石变法后57年（1126年），北宋首都开封城破，宋徽宗成了金帝国的俘虏。那个时候，就不是“国用不足”的问题了，金兵围开封，城中粮荒，一只老鼠也价值数百钱。第二年，宋徽宗及其皇族及其后宫嫔妃共三千多人被金兵押往遥远的东北。
蔡京不在这支倒霉的俘虏队伍中，他拚命向南逃，他的意思是想逃到海南岛去。幸亏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不然，蔡京一定会乘国际航班逃到美国去。蔡京逃啊逃啊，终于没能逃到海南岛，半路上在长沙死掉了。 |!---page split---|
六、王安石与司马光渐行渐远……
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来是好朋友，但随着变法的脚步越来越近，两人也渐行渐远，终至水火不容。王安石变法的前一年（1068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宋神宗御前公开发生争论：
王安石说：国家用度不足，并不是当前紧急的事务。
司马光说：国家用度不足确实是当前的急务，王安石说的不对。
王安石说：国家用度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任用善于理财的人而已。
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增加赋税来刮尽民财。百姓因此穷而为盗，这不是国家的福份。
王安石说：不对，这样的人不能称为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不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能使国家用度充足。
司马光说：天地之间所生产的财货百物，只有那么多数量，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加赋税而使国家用度充足，不过是想方设法来暗夺民利，其害处比增加赋税还要严重。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言论，司马迁加以记载，只能说明司马迁不懂事理。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御前争论不止，多年的友谊也宣告破裂。
王安石变法的宗旨跟商鞅变法一样，都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有一个中心思想：“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根本否认这种可能性，并且对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经济改革作了全盘否定，甚至骂了司马迁，指责其“不明事理”，原因是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桑弘羊的改革。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包括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均输。盐、铁官营、酒类专卖这些都好理解，就是实行国家垄断，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均输”按照柏杨的解释，就是物资调节。由政府收购农民多余的产出，贱买贵卖，使巨商大贾无法操纵市场获利。柏杨同时评价说：“一个重农的政府，终于承认商业的功能，而兼干商人的勾当。”这些措施当然都能增加国家收入，而且还有削弱地方诸候国经济实力的作用，这是隐含的政治目的，桑弘羊对汉武帝说的很清楚。因此，司马光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好像有点说不通。
问题的焦点在于“不加赋而国用足”终究有没有这个可能？
按现代经济眼光来说，当然完全有这个可能。王安石变法的许多制度设计，也是围绕着这种可能展开的：
¢ 农田水利法：通过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从而保证灌溉，当然既可以增加可耕地面积，也可以提高农种物产量；
¢ 方田均税法：清丈出大量隐瞒的土地，当然可以增加政府税收；
¢ 青苗法：作为政府发放的一种小额贷款，给农民生产、生活资金，解除民间富商的高利贷盘剥，当然农民可以增加产出，农民有了收入，政府才有税源，当然政府发放青苗贷款，也有不低的利息收入；
¢ 免役法：改原来农民按户到官府服差役（差役法）为官府出钱雇佣人充役。其目的是让农民从劳役中解放出来，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时间，当然也可以多打粮；
¢ 均输法：由国家直接对经济加以干预，稳定物价，互通物资之有无，贱买贵卖，当然也可以增加国家收入。
因此，司马光说“天地之间所生产的财货百物，只有那么多数量”是不对的，早在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改革就可以增加天地之间财货百物的数量。兴修水利，保证农民不耽误农时，青黄不接的时候以贷款的形式给农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可以起到“尽地力”，增加产出的作用。
司马光又说“不加赋税而使国家用度充足，不过是想方设法来暗夺民利”，那么上述种种“富国之法”究竟有没有“暗夺民利”呢？
¢ 农田水利法属基础设施建设，不存在这种情况；
¢ 方田清税法，清丈出大量隐瞒的土地，这些隐瞒的土地应该属于地方上的巨商大贾，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兼并土地，又有能力交通官府，逃避税收，升斗小民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因此，也不存在暗夺民利的情况；
¢ 青苗法的情况较为复杂。原来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只好在民间借高利贷，现在则可以向政府贷款，政府是收取利息的，但政府收取的利息比高利贷要低得多。因此，青苗法侵夺的应该不是“民利”，而是发放高利贷的巨商大贾的利益。相当于银行向农民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从而把民间地下钱庄挤垮。青苗法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强行夺取民利，就是“强制贷款”。不幸的是，“强制贷款”的现象还是普遍发生了。
¢ 免役法是“以钱代役”，其目的是保证农民不误农时。但农民种地，土地产出并不能与劳动力投入成正比。同样一亩地，农民甲勤劳，每天在地里劳动八小时；农民乙懒惰，每天在地里劳动四小时，这并不能保证农民甲比农民乙多打一倍的粮食。对农业产量影响最大的不可控因素还是老天，农民是靠天吃饭。现在“以钱代役”，假如碰到荒年，农民的对田地的时间投入就不会有合适的回报，农民就要破产。不幸的是，王安石变法之后，老天并不帮忙。
¢ 均输法跟方田清税法一样，侵夺的是巨商大贾投机倒把的利益，对升斗小民应该无所损害。
从以上情况分析，至少从政策制定的初衷来看，并没有埋伏“暗夺民利”的潜在目的。从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青苗法和免役法的确有可能导致民不聊生，尤其在老天不帮忙的情况下（天灾），又尤其在像吕惠卿等改“自愿请贷”为“强制贷款”的情况下（人祸）。
总之，司马光讲的“暗夺民利”的情况的确是发生了。司马光虽然不能预知“天灾”，但他对“人祸”的估计是充分的。
变法遇到了挫折，足以给反对派提供口实，而宋神宗也开始动摇。
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年（1070年），已经被王安石贬出京城的老臣韩琦，上书宋神宗力言青苗法之弊。宋神宗说：韩琦是真正的忠臣，虽在外为官，也不忘王室。朕起初以为青苗法可以“利民”，没想到竟然“害民”如此！
节选自作者新著《蝴蝶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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