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十八大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之后，即将召开的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注定备受万众瞩目——其不仅关乎明年经济的具体布局，更是未来5年甚至10年经济发展的方向指引。 尽管，相对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近期或隐或明的两件事，仍明确释放出新一轮改革的积极信号：其一，在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的“定调会”上，除了支持7.5%的增速外，部分人士甚至建议调低至7%，以便于更好地“调结构”；其二，近期，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履新后的首次考察地点，选定为广东，而今年恰逢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极具深化改革的象征意味。 不能回避，在上世纪90年代陆续推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房改、教改、医改，并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其后的改革开放，整体仍停留于上述技术层面改革，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某种程度上却处于止步状态，而且，部分技术层面的改革，在实际结果的评估上，甚至存在局部倒退的迹象。
这种原本旨在深化、实际却有停滞之迹象的技术层面改革，我们可以通过2003年分别挂牌成立的发改委、国资委和银监会，其后的实践路径和真实结果，进行客观评判：发改委肩负“发展改革”之重任，其核心职能本应为宏观经济调控，但在实践中，我们却无奈地发现，在对宏观经济调控之外，发改委却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度，明显弱化了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国资委的挂牌成立，原本是深化国企改革、强化国企治理的必要举措，但令人遗憾的是，自国资委成立之后，国企扩张却日趋明显，政策资源过于向国企倾斜，已经造成有违市场法则的不公；当然，银监会的挂牌成立，客观上加强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但如果我们跳出思维的框框，更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商业银行国有主导的权属特征以及利差垄断的盈利模式，近10年来依然没有本质改变。 停留于技术层面改革而严重缺乏结构性改革的破题，在造成经济增长空间收窄的同时，更会引发更广泛的社会矛盾。之于经济增长空间收窄而言，在人口红利已面临消失之际，我国当下经济结构的转型，却仍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上述由经济增长和社会矛盾所构成的双重困境，事实已不容我们回避和彷徨，对已然形成的双重困境进行破题，我们唯有推动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尽管这种破题意味着提高经济增长短期下行的容忍度，因为这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代价，尽管还意味着必须彻底打破仅限于技术层面改革的思维天花板，如此才能真正从更深层次可持续地释放“制度红利”。 固然，我们不应提倡突变式的改革，因为这会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但不变或跬步式改革，更与改革开放之初衷相违。在改革开放已逾30多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已有20年之当下，可以说，在总结和纠偏既往改革的基础上，通过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相结合，及时推进新一轮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即使改革力度相对过大，即使部分改革会存在争议，但其本质仍可谓是渐变式的改革。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决策层所传递出的“调结构”信息，令我们对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充满信心，而在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将履新后的考察首站选定广东，则更令我们对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