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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思维特别强调供给面的重要性，所以又称为“供给面经济学”。此一学说最早可溯源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制造”是创造经济繁荣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学说可归结于著名的萨伊法则，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进而达成市场均衡。 此一主张到了1929年美国经济发生大萧条的时候就被现实给推翻，继之而起的新经济思潮旗舵手凯因斯转而主张“需求会创造自己的供给”，强调利用公共投资与国家力量来创造就业以解决当时需求不足的问题。 到了19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现“停滞性通膨”的现象。以美国为例，当时高税率的累进税制与国家的巨额支出就被指责为罪魁祸首，也因此酝酿出以傅利曼为核心的货币学派，主张以限缩政府职能与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方式来对付通货膨胀。 货币学派的主张到了英国撒切尔夫人与美国里根总统主政的1980年代有了实现政策主张的舞台，且更加入了“解除管制”、私有化与推崇市场机制等元素，形成新自由主义运动，使得供给面经济学再度抬头。此时的供给面经济学主张过高的税率不利于资本积累与投资，不但伤害了经济繁荣，也破坏了政府税收的能力。在里根的政策诠释中演变成大举对富人及企业减税，取消资本利得税，同时军费支出与贸易赤字高居不下，导致庞大的双赤字。 在所谓“里根经济学”的背后，实际上是“供应学派”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础。虽然当时支持“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并不占多数，但早在70年代，便有一些经济学家推行“供应学派”的经济理论，“供应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裘得·万尼斯基在１９７５年命名。除了裘得·万尼斯基外，罗伯特·蒙代尔和亚瑟·拉弗尔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是著名加拿大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亚瑟·拉弗尔是美国经济学家、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团成员。顾名思义，与凯恩斯传统“需求”经济理论相反，“供应学派”强调的是，“供应”与“需求”关系中的“供应”一边，即“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 里根是演员出身。虽然在大学里学过经济学，却从来没有戴上过经济学家的桂冠。 许多人猜想，里根和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其背后一定是有顶级经济学家在谋篇布局、出谋划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至少有七、八位名震遐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健在，然而里根却未曾启用或重用其中任何一位，包括与里根经济哲学如出一辙的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这位受到里根冷落的大师后来不甘寂寞，跑到北京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大受欢迎和热捧）。 那么，里根靠谁振兴经济？ 考察一下里根的经济团队，其成员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那些有着丰富的政府经济工作经验的技术官僚；二是那些曾经长期在跨国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企业家。 出人意料，这里边没有一位来自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经济学家！ 这就是说，没有一位美国大牌经济学家是做过里根的智囊的！就连里根比较欣赏的“供给学派”，实际上也是几位年轻人自发地捣鼓“拉弗曲线”给弄出来的。 里根上台他的计划的领军幕僚是罗伯茨，传奇人物确实拉佛和他的画在餐布上的拉佛曲线。据说罗布次成为白宫顾问后，并没有很快说服里根。说服里根远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供应学派理论要困难。罗伯茨在郁闷中遇上了同学拉佛。 阿瑟·拉弗生，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研究院教授，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曾担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经济学家。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拉弗还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时，就预言里根会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中获胜，他的同学对此颇为怀疑，但事实证明拉弗是对的。经过拉弗的努力，拉弗成为里根的“莫逆好友”，这对日后供给学派理论成为“里根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里根政府时期，他是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 拉弗之所以引人注目，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提出的描述税收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曲线——“拉弗曲线”，尽管这一曲线最初是画在华盛顿饭店餐巾纸上的，但由于其对税收政策影响经济的解释更形象、更形式化，从而确立了“拉弗曲线”作为供给学派思想精髓的地位。 1974年的一天，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和一些著名记者及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拿来一张餐巾并在上面画了一幅类似倾斜的抛物线的图，向在座的人说明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总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曲线问世二十多年来，并没有多少国家的实践证明拉弗的这一假设，但经济学家们大都相信：税收会造成社会总经济福利的减少，过高的税率带给政府的很可能不是税收增加的美好前景。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把税收造成的总福利的减少称为税收的“无谓损失”。 拉弗曲线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所以减税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减少，于是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又不用担心会减少政府收入。如果税率为零，意味着人们可以获得生产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就为零。这样，政府对生产没有妨碍作用，生产即可达到最大化。但是，由于税率为零，政府的收益也为零，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如果税率为100%，政府的收益仍为零，这是因为由于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征税，他们就不愿意再工作了。生产中断，自然没有什么可供100%的税，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归至零。在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是随税率增加而增加的，而一旦税率再增加而越过转折点，政府的税收将随税率进一步增加而减少。换句话说，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所以减税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减少，于是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又不用担心会减少政府收入。 “拉弗曲线”所论问题非常古老，而且前人多有类似阐述。中国古典名著《管子》就说：“取民有度”，把制定适当的税收标准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政策。历史巨著《史记》中司马迁提出了“善因论”的经济思想，他说：对于普通百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是说，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和听任人们进行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不要横加干预，在某些方面进行诱导和教化，鼓励或告诫人们应该或不应该参与哪些经济活动，必要时进行一定的调节和限制，“与民争利”是最不好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农工商等经济活动是“衣食之源”，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从事经济活动，就扩大了衣食之源，“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如果个人的经济活动受到了限制或阻碍，衣食之源就会萎缩，既不会利家也不会富国。这里所说的实际就是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社会力量和外资前来投资兴办实业，以扩大税基，增加税源，增强政府的财力，加快经济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拉弗曲线时，认为当时美国的边际税率（约50%）已经超过了限度，处在曲线向下的一边，所以他主张政府减税。但很多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税率已经达到这种极端水平，而里根对拉弗曲线有切身体会，40年代里根还是演员时，他在每年完成4部电影后便不再工作而选择度假，因为继续工作所得收入的绝大部分将用于交税。当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他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经济虽然增长了，但政府税收却下降了，这造成了里根时代的巨额财政赤字。同一时期的瑞典，边际税率高达80%，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其处在拉弗曲线错误的一边，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瑞典政府的税收收入。 所以被戏称为“餐桌曲线”。这个理论得到同来赴宴的《华尔街日报》副主编、综合经济分析公司总经理贾德·万尼斯基极大的赞赏，他利用记者身份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很快“减税主张”便博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最终被里根政府所采纳，从此其影响遍及欧美大陆。 在一家小饭店，拉佛在餐布上给罗伯茨画了一个倒U型曲线，竖轴是税收，横轴是税率。曲线表明，当税率很低或很高时，税收都是比较低的。只有合理税赋才能提高税收。美国当时在最高点右边，税率过高。 曲线很快说服了里根。1周后罗伯茨就制定了全面减税计划。综合减税水平达到33%，为美国建国以来最大力度。短期的减税带来了巨大财政赤字，加上冷战投入巨大，一直到里根离任，美国政府的赤字依然居高不下。不过美国人的痛苦指数大幅度下降，经济强劲增长，一举扭转了70年代的滞胀。西方保守主义获得巨大成功，直接带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 上世纪８０年代，“供应学派”能够得势主要归因于两方面，一是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在７０年代的失败，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国政坛上得势，“供应学派”下的减税的经济政策正好顺应里根低税收的价值观和理念。里根的伟大就在于他能用极通俗的话，并富有感情地将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传达给美国大众，即减少税收、刺激经济、创造就业，通过经济和财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税收，同时增加大众的财富。当时，美国的多数选民接受了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是因为支持里根的选民在理念和直觉上对里根经济政策有了认同。 为了终结通货膨胀而紧缩货币的供应，使美国经济在1981年7月开始急剧的衰退，并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衰退几乎打破了大萧条的纪录。然而，美国经济在历经1981年－1982年的衰退后，于1983年开始了戏剧性的茁壮复苏，这波经济成长还继续维持了好几年，直到里根任期结束前都还未停止，成为美国史上为期最久的经济扩张，原本高涨的失业率于1984年中旬已经降回了1981年早期的数字，并且在接下来几年里也持续下降。 里根政府主张减税帮助了经济的复苏、制造了更多工作机会，最终将使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税收，从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超过1万亿美元。而里根政府新的军事战略增加了大量军事预算，则导致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 看一看里根之前的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吧：平庸、短见、无能、懦弱……把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搞得衰弱病态、民怨沸腾…… 是里根让美国重新走上了中兴之路！“巫毒经济学”一词乃是198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时，当时里根的竞争对手布什所创，用来指涉里根经济学的主张说为富人与企业减税会带来经济繁荣与税收的增加乃子虚乌有、邪魔歪道。 但讽刺的是，实行“巫毒经济学”最彻底的是布什的儿子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这段期间（2000-2008年）。全球市场、金融解禁、富人与跨国企业当道的结果不仅导致美国经济崩溃，也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与危机，无以数计的人失去工作与毕生的储蓄，为“巫毒经济学”的效力做了最佳脚注。 供应学派税收理论同凯恩斯主义的税收理论相比，有三个明显的变化，即由强调刺激需求改变为强调刺激供给；由强调实行“收入再分配”，改变为强调鼓励生产、工作效率和扩大收入差距，由强调政府干预改变为强调运用市场机制。 供应学派的税收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点：（1）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理论。其依据是拉弗提出的著名的“拉弗曲线”。这条曲线的简明含义是，在税率和税收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当税率为100％的时候，企业没有任何利益，税收就成为乌有；相反，如果税率为0，政府收入难以保持，自然使政府陷于瘫痪。因此，在这条曲线上一定有一个最佳税率点，这个点表示的税率可以取得最大的税人和预期的最佳的国民生产总值。 （2）降低累进税率与边际税率。在70年代初，供应学派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根本问题是税收制度。主要原因是由于所得税的高累进税率制度和“税率结构”不合理，也就是对富人征税适用的税率太高，税负太重。 供应学派认为，实行高累进税率制度，富人税负繁重，有许多坏处，如影响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其实，增加税负，对富人的消费开支没有多大影响，主要是影响富人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促使地下经济发展，由于税率进入“拉弗曲线”所称的“禁区”，迫使一些企业和职工不断逃入税金避难所，进入不纳税的地下经济的行列，增加逃税现象；其弊端还有“经济转移”，即资本外逃和人材外流，这和为了增加收入显然背道而驰。 所以供应学派竭力主张降低税率，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因为，边际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对人们创造新增收入积极性的伤害也越大。供应学派认为，降低边际税率不是简单的“收入回流”，而是会同时带来刺激收入增加的因素。因此，要想向富人多征税，就要先降低富人的税率，要想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要先向纳税者减税而不是增税。因为降低税率意味着更好的刺激、更好的刺激意味着更高的储蓄率、更多的资本形成、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更大增长。 税负轻重对人们消费与投资、休闲与工作的决策影响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用“相对价格理论”来说明的。相对价格理论是供应学派减税主张的重要理论基础。它认为，消费与投资、休闲与工作都是有代价的，都有一定的价格。税收负担也是一种代价、一种价格。在一定条件下，税收负担“价格”的高低，决定消费与投资、休闲与工作价格的高低，从而影响人们对消费。投资、休闲与工作的决策。相对价格理论的提出，为供应学派的减税政策主张，提供了经济上的依据。既然税率越高，闲暇的代价就越小，工作报酬就越低，自然高税率就会鼓励闲暇、打击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样，既然税率越高，消费的代价就越小，投资的报酬率就越低，自然高税率就会鼓励消费、打击人们的投资积极性。因此，在劳动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对较高报酬的反映“弹性”较大时，减税的“自偿”能力也越大，这时，减税不仅可以把闲暇的时间和闲暇的资金转化为生产要素，而且税收收入也不会减少。 减少政府干预和税收减免。供应学派虽然十分推崇J·B·萨伊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但并不一般地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对某些税收项目实行减免，实际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因为它不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而是握有减免税权力部门主观意志的体现。减免税的规模越大，越会使税基缩小，越会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越会增加纳税人对税负不公平的担心。而且有些税收减免还常常是只能刺激需求，不能刺激供给。所以供应学派主张应该用减少减免税的办法换取降低税率，用低税率去刺激投资、储蓄和工作的积极性。供应学派的理论主张对整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里根被罗伯茨称为“供应学派的第一位总统”。但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供应学派的政策作用结果会使美国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贫富悬殊在以空前的速度加深，这在政治上“已埋下灾难的种子”。 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调节经济的指挥权掌握在总统手里。但总统未必是经济专家，要使如此庞大复杂的美国经济运转好，就要有一批熟悉经济、足智多谋的能人为总统出谋划策，这就是总统经济智囊的由来。名总统轮流执政。他们在各自的周围都团结了一批经济智囊，参与经济决策。这些决策有些符合客观要求，对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些违背客观要求，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