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娃哈哈与达能的“婚变”中,从舆论的反映来看,已经从当初几乎向娃哈哈的一边倒转向了客观的反思,出现了置疑宗庆后个人行为的倾向。如果这种总体感觉不错的话,那么宗庆后在这场纷争公开化之后的表现则难免有令人遗憾之处。王浩先生认为宗庆后有几大败笔,例如“宣传攻势有些无序,没有策略,主攻方向不明确,只是简单的把达能的所有‘罪状’公开,这种散乱的攻击方式造成达能方面可以从诸多‘罪状’中轻易选择自己有利的方面进行反击,弄得宗庆后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愚以为,宗庆后真正的败笔当是6月7日宗庆后致法国达能集团董事长里布的公开信。
这封信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局外人大多是从这封信开始才关注娃哈哈与达能纷争的,因而可以把它看作娃哈哈的宣言;如果说这封信是公开论战的开始,那么它应当对以后的过招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作为个人对个人的信件,其内容应当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而在当时,它除了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之外,并不见得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形象。此后人们发现,宗庆后越来越失去了代表民族气节说话的底气,表示“我要重定规则”。
所谓文如其人,这封“公开信”明显带有个人意气的成分,体现了宗庆后个人意志的盛气。如果这封信能够更多的体现集体的智慧,或者作为一个文案由咨询师策划,效果也许会好得多。正因为如此,我倡议“重写”宗庆后“公开信”,请各位文案高手、咨询大师以及专家学者一展才学,拿出一个漂亮的文稿,让那些自命不凡、说一不二的大老板比较一下孰高孰低,看一看尊重人才与否的差距。
当然,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与狼共舞”的反思。在娃哈哈与达能的“婚变”中,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假如你置身于矛盾的焦点,你将如何应对,如何做得更好?娃哈哈与达能的“婚变”尚处于现在进行时,结局尚有诸多变数,如果以后的纷争走向能被你对宗庆后“公开信”的“重写”所言中,那就是对你最好的奖赏。
这封“公开信”不是一般的应景文章,即便“重写”也不能不设身处地地考虑当事人的处境。比如:“公开信”发布时机的选择,想达到一个什么具体的目的,辞职有没有实质意义,基本的态势是主动还是被动,宗庆后个人的私利如何表述,娃哈哈与达能还有没有共同利益等等,各种限制条件必须予以考虑。当然,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必受到原信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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