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测算显示，中国今年全年贸易顺差规模将在1～10月1802.3亿美元基础上继续攀升400亿美元，将超过2200亿美元，创三年来最高纪录。分析人士表示，这一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尤为紧迫，应采取多项措施扩大国内消费，加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中国数十年来对于对外贸易顺差或者说出超的追求，与欧洲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当然，对于一个长期将商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权来说，说他们受到重商主义影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多少有些讽刺。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显然不是有意学习并实行重商主义。中国政府对于外贸出超和顺差的极度追捧，来自现实需要的考量。有趣的是这种对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不自觉地与重商主义殊途同归。这种对现实的考量，前期来自对出口创汇积累外汇的饥渴，后期则来自对拉动GDP增幅的迷信和依赖。 中共新政权建立后，外汇储备一直非常紧张。据说，1974年4月，中国派出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联合国代表团，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收集美元，竟然只找出了38000美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外汇压力可见一斑。中国外汇储备非常紧张，因此，在那个拒绝开放，敌视商业和贸易的时代，出口创汇却难以置信地成为一项非常严肃、必须优先保障的政治任务。有人说，“文革”期间只有两样东西未停止正常运转，第一是卫星的研制，第二就是广交会的举办。1967年4月13日，中国政治经济的非常时期，广州的“武斗”正处于高潮，但为了保证广交会不受冲击，毛主席亲自签发《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周恩来亲赴广州，连续开了四天会议，终于说通造反派把展馆里贴的封条拆掉了，让广交会如期开幕。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保证和增加外汇储备。 这是非常时期的出口饥渴症。为了创汇，那时的对外出口是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甚至在国内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对外出口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作出让步，迎合西方消费者。如1966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改革问题的通知》规定，对于“出口商品，除了有明显的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以外，目前一般不要变动；以后的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要。对改革以后的新商品，外贸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向外推销，打开国外销路”。这就是说，为了出口创汇，国内绷得极紧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之弦不得不有所松动，毕竟创汇也是重要的政治任务。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很快出现井喷式增长，当年外汇奇缺的现状得到改变，很快出现外汇储备过剩现象。这种形势下，应该调整外贸政策，放缓出口步伐。但是，在历史的惯性促动下，曾经的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出口的思维和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出口的目的，由当初的追求创汇，变成了拉动GDP增幅。今天，拉动GDP增长的所谓三驾马车中，外贸出口有时甚至是一枝独秀，中国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出口依赖症。 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遗余力做出口，其不良后果已经非常明显。出口依赖，贸易顺差，必然造成大量外汇占款，必须大量发行人民币，最终引起通货膨胀；为了鼓励出口而实行的出口退税和其他补贴，不管是将税收退给了企业，还是被骗税集团骗取，其后果是，外贸出口对于国家财政并无贡献，免税退税实际上补贴了国外消费者；尤为不可思议的是，为了出口，在商品质量和质量监管方面上也实行双重标准，外销商品高标准，严监管，而供国内消费的商品假冒伪劣充斥而不被重视，国内外消费者被区别对待，形成对国内消费者的歧视。 显然，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出口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