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
科学家多从自然灾难中寻求理论的突破，心理学者多从病人的歇斯底里状态中破译人性的真正密码。研究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精神内涵和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崩溃。在中国，每年大约有15%的企业事实上挣扎在崩溃的边缘。德隆、格林柯尔倒下的阵痛犹存。只有在崩溃的状态下，企业才能够给我们展示剖面图，会暴露在管理、技术、资本、人性等方面的所有强势和弱势的东西。
为什么许多企业家在不断地给银行、社会讲故事的过程中，就慢慢真认为自己能掌玩几十个亿了，而不知道靠负债撑起来的所谓资产并不踏实，危机正在酿就？
为什么企业家在成功的时候，被视为英雄、财神，人人景仰，但是一旦陷入危机，周围却全是敌人，像秃鹫一样，等着你倒下去？
为什么很多企业家像堂吉诃德一样，充满英雄主义与浪漫情怀，挥舞着事业的战旗，热血沸腾地倒了下去？
为什么生了病的企业不是被送到医院，而是被送到了火葬场？
为什么企业崩溃了，一定要揪出一个对崩盘负责的人，而且那个人只能是企业家？
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的企业家更多的安全感，让这个社会最活跃的生产力能够为大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范棣与王巍，两位海归博士与一线企业家，用加起来超过50年的商业经验进行了以上的追问与思索。
范王二人关注的企业崩溃，绝对是众多企业家所午夜梦回焦虑难眠的问题，他们所用的也是一种贴近企业家的平实白话，中间的案例多是亲身经历。其思考深度和市场价值不会低于那些高堂大庙中正襟危坐的学者们的鸿篇巨制，毕竟他们的直接经验多来自图书馆和无数仰慕者的虚构问题。
写给中国民营企业家：
其实你扛的这个山不是你个人的山，也不是你家族的山，而是中国未来的民族资本大山。
因为中国缺少资本，而你是创造资本的人，你就要多承担一些时代的压力。
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一批你这样的顶梁柱。但是，你崩溃了，这个山也就崩溃了。
在这个时代里，你们背负着更多的历史责任。没有办法，只能如此。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不要那么轻易地就崩溃，不要因为自己而导致整个企业崩溃。
——范棣、王巍
作者简介：范棣，美国南加州大学管理学博士，招商迪辰集团董事局主席 王巍，美国福特姆大学经济学博士，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是一个特别缺少资本的国家，特别是缺少民间资本。除了国家资本，就是外来的资本，很少民间资本。中国急需培养民间资本，或者说是培养除了西方输入资本之外的市场资本。民间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的一个很大后果，是造成中国经济瘸一条腿，不能平衡。民营企业家这些人实际上在为中国创造民间资本，而民间资本正是中国健康平稳发展的基础。
崩溃如影随行，企业家必须有所顾忌
许多企业家一旦得势，就以为自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大，自恋，无所顾忌，其实，企业营运，危机四伏，稍有疏忽，崩溃瞬间发生。
●企业家之“芙蓉姐姐”。
王巍：我在北京主持的一个论坛，严介和也参加了。我希望严比较一下他与同乡顾雏军有什么不同。他避而不答，反而自娱自乐地宣传自己的理念。他要改造国企，并提出一个新概念，称中国人自己管理的企业就叫“国企”。严介和的自信是好的，但过度自信就有问题了。他断言博士生一定不如大学生，认为所有书本上的商业理论没用。他不用正常逻辑说话，自我陶醉，自恋。很多人感到这只是一种娱乐，但是他自己却很激动。他在坛论上感谢我给他提供机会，使他发挥了新的东西，而且激励了全场观众。他一脸无辜的样子，真的非常可爱。许多人嘲笑他，其实在许多成功的企业家的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时刻的出现，都以为自己是天生奇才，感觉良好。
要有只因碰上了好骰子的心态
在中国，人人内心时常都在感慨，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忿忿不平就想到“彼可取而代之”，黄巢起义的时候也恶狠狠地要“我花开时百花杀。”我们的企业家也常有这种心态，许多时候就显得无所顾忌。
换一种心态或许能让我们平和一些。在西方是这样一种思维，一个人从穷到富，是聪明和努力的结果，是赶上了好机会。但从中产阶级到巨富，这一步就与你个人的聪明和努力没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是上帝掷骰子，一定有人会碰上了好点子。美国有2.4亿人，一定有个盖茨，一定有个巴菲特。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聪明，更努力，更有关系，而是因为上帝的骰子正好赶上他们了，躲都躲都不开。我们应有这样一种心态：你能成为巨富，是有规律的事件，一定会发生，是不是你的，就要靠缘分。
自信与过度自信
一个企业自信是必要的，但是过度自信可能就有问题。所谓过度自信，是指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短处。你没办法确认你短处的时候，你的自信就会出问题。
为什么有些企业家狂妄？因为他们的自信来自于钱，我比你有钱，我的企业比你的企业的资产总量大，所以说话口气就硬。在这里，钱代表了说话的地位，代表了话语里是否有真理，代表了成功的经验。如果我有1个亿，你有1000万的话，你肯定不如我。中国有一些企业家的视野，像一个发了小财的小农到城里逛了一圈，发现城里人不如自己有钱，就要把整个城市买下来。
比较国外那些成熟的企业家，他们更多是以知识、远大的理想以及对事业的持久坚持力作为自信的基础。真正的自信是当企业面临危机、面临崩溃的时候，一个企业家是否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出现危机以后，有的号称几十亿、上百亿的企业会瞬间崩溃。为什么？这个企业家没有信心，没有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钱没有了，企业也就没有了，这个人也就彻底地被扫除出历史舞台。
许多企业家不是不知道靠负债撑起来的所谓资产并不踏实。一开始也心虚，但是不断编造各种故事讲给银行、社会听，慢慢就已经变成幻觉了，认为自己是真有钱，真正能控制几十个亿了。大部分企业家在实际财富上，别说比索罗斯，可能比很多普通人都不如。许多财富榜上的人负债几十个亿了，但是他还豪气十足，还是非常自信。
●股份？负债？
王巍：我在中国也算是阅人无数，还真很少看到谁真正有钱。我举一个例子，北京有一个大型民营企业号称有30多亿净资产。跟我深谈了20多次，希望我去做总裁，最后到一个高级别墅里开整个集团合伙人会议，几个人非常激烈地讨论，然后跟我诚恳地谈，决定把企业12.5%的股份送给我。首先，我非常感动他们能这么看重我。然后我半开玩笑地说，我是搞财务顾问出身的，只是稍稍看了账本，就感觉你对我不太够朋友，凭什么让我在还没干活之前，先替你背12.5%的负债。大家都笑了，如释重负地结束了会议。
怎样才能解决过度自信呢？尤其是那些性格比较夸张、比较外向的人，可能就比较难。有些时候，对某些比较容易过度自信的企业家来说，需要一些强制性的安排。比如说严介和，在很多具体的公司管理方面，你就用专家来治理，专家治理比你治理好，把权力放给专家。柳传志最后能够引退幕后，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短处。可能精力不够用了，年纪毕竟大了嘛；可能对市场细节的敏感度不如年轻人了，你的反应不如年轻人了嘛。这个时候，放给别人，就是对自己短处的认识。并非表示柳传志没有自信了，反而是他自信的表现。
要有“企业离崩溃只有18个月”的观念
微软是世界上现金流最好的企业之一，账上少说也有上百亿美元的现金，也不乱投资。就是在这种财务状况下，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个思维跟中国很多企业家的思维有点不一样。他看的不是纯粹的财务问题，他看的是更深层次的危机问题。比如说，一个深层次的技术革命发生后，18个月完全可以引起一个新的潮流，从而使消费者抛弃微软的产品。一个企业家应当经常自问，我的企业距离破产还剩几个月？当大家忙于企业管理的时候，危机隐患其实早存在于你的身边。
●过度自信引发的崩溃？
范棣：香港金融风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的企业家很有名，被香港所有的老板追捧，是地产新星，《纽约时报》说他的房子是世界上最贵的房子。他有一次跟我见面，很诚心地请教我对香港地产未来走势的看法以及关于他企业的发展战略。他在问我的时候，他的公司资产是330亿，处于最顶峰。我说：如果我是你，我建议你将公司业务迅速转型，不做地产，做科技。我建议他将资产全部套现。虽然我简单地说了那些意见，但实际上我在之前做了很多的研究，但他并不知道我做了很多的研究。听了我的观点以后，他表现出很轻蔑的样子。他说，香港的地产不可能走下坡路，怎么可能走下坡路呢？他在香港二三十年打拼，香港是个风水宝地，地产大跌根本不可能。
半年以后，他的公司价值由330亿变成60亿，因为地产资产价格狂跌。到了60亿的时候，我们还有过一次坐下来进行讨论。我还是建议他变卖剩余的地产业务与资产，转做科技。他还是坚持不做。最后，地产价格继续下跌，为了偿还债务，他不得不将整个公司清盘转让，几乎全军覆没。他330亿的公司价值，不到两年就全部没有了，烟消云散。我不认为他错在什么地方，他自信是很对的，在地产行业他显然比我有经验。但是，他的短处是，他对行业特殊情况的分析能力可能不如我。
要知道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知道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就是要知道企业的止损点。止损点就是你必须罢手或者停止游戏的时刻。这个原则最重要的一点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如果向后看，你总想如何挽回过去的损失；向前看，最重要的就不是挽回损失，而是如何制止继续损失，因为损失的已经过去了。止损点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停止损失最重要的是不再计算过去已经损失了的东西。
●发现企业止损点
范棣：1990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炒期货，拿了5000美元做本金，第一个星期赚了3000美元，第二个星期倒输了1000美元，第三个星期输了4000美元。不到一个月，5000美元全部输光。后来想捞回来，就把身上仅有的5000美元储蓄又扔了进去，一个星期内就赔光了。后来，又向朋友借了15000美金，想把赔掉的本金捞回来，结果三个星期内血本无归。一共输了25000美金。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后来用了两年的时间才还掉了个人借款。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赌博也好，经营企业也罢，其实面临的风险以及降低风险的原则是很相似的，就是要懂得确定止损点。
当一个企业处于极度危机或者崩溃边缘的时候，对一个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原则是确定企业风险的止损点。也就是说，必须要清楚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间停止试图挽回损失的所有努力，而集中精力向前看。在很多的企业危机案例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现象，就是很多企业家不愿意承认已经形成的失败，总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各种门路，试图挽回过去的损失，实际效果并不如愿，绝大多数情况下则是适得其反。
●小事越界酿成的崩溃
范棣：我有一个朋友，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在银行的信用状况也非常好。在最近的一次宏观调控中，他有一笔贷款在续期的时候银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主要原因是主管贷款的那个行长是新来的，并不太了解情况，所以他提出了一些疑问，第一次审贷会未批准这个企业的贷款申请。本来通过银行正常渠道多花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企业家心里很着急，摸不透银行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就托人去做那个行长的工作，前后共有十几个人从不同的渠道跟那个行长说情。这一下子反倒使那个行长警觉了起来，内心非常反感，又搞不清企业这样做有什么背景，因而就坚决不同意这笔贷款，以致造成一个经营状况相当良好的企业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资金断流的危机。其他银行也纷纷跟着对该企业紧缩贷款，把这个企业彻底推到了停产待工的边缘。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个企业家必须懂得如何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停下来，让损失过去，不再继续纠缠在与历史的斗争中，让失败不再继续。
做企业不能太浪漫
在转型时期，民营企业家太浪漫了不行。现实中，很多不是知识分子的企业家也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着事业的战旗，热血沸腾地倒了下去。
堂吉诃德情结加速崩溃
企业家的堂吉诃德情结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幼稚导致不辨大局；第二，过度激情导致过早兴奋；第三，远大幻想导致行动冒进。患上堂吉诃德情绪的企业家会使得陷入危机的企业加速走上崩溃的通道。
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在经济转型时代，中国的企业家都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时期。企业家对事业的理想、热情、执著、有时候会给企业带来危机，使危机中的企业走向崩溃。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多数企业的崩溃正是由于企业家对事业的执著，对政治的幼稚。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顾雏军是完全为了一己私利才成为阶下囚的，也不能说唐万新是因为私欲膨胀才导致德隆崩溃的，更不能说孙大午的失败与他的个人利益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一些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失败也往往是因为事业心的情结太重。这种情结在一定条件的局限下，只能理解为是一种堂吉珂德情结。
中国企业家是肩负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这样一个历史使命的，转型的市场经济就是要追求利润，而追求利润就需要有贪婪，这是一个非常人性的感觉。企业家的道德与普通人的道德应当不一样。他创造社会财富就是道德的表现。如果同时给自己创造了财富，那是成功，而不是什么耻辱的事情。如果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不认可，那中国就不会有企业家这样一个阶层。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度，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政治，不是通行概念上的政治，不是主义。所谓的企业政治化，是一个企业承载着政治的意义，承载着官员的政治前途。
与政府博弈，押大还是押小
对于很多民企来说，经营宗旨第一条就是千万不要对抗政府。你有再大的理想，也不要放在对抗政府上。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对于民企来说的一个难题：当大政府跟小政府博弈，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那个骰子往哪儿押？是押大还是押小？
不管是商业周期也好，宏观控制也好，中央政府要控制全部局势：经济增长快了，它要压一压；有的时候慢了它要放一放。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这个责任，它没有责任管全国的经济发展，它的责任就是要在它那个地方做出政绩。我作为一个地方的首长，我要生产总值上去才能当市长、省长，我的重要依据就是地方经济要搞上去，在任期间做几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事情，能够多年看得见的事情。市政工程能不能搞好、能不能搞得漂亮，老百姓不要告我等等。这些是地方官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地方政府就跟中央政府没关系，跟所有宏观都没关系，这个自然就形成了博弈。民企就难了，两头都不能得罪。赌注是押大还是押小？骰子一旦押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不得不与政府调情
在中国，企业家做事挣钱还不够，还必须天天不断地去跟不同的管理部门调情。他必须每个都去调情，因为哪个都不敢得罪。
中国市场的秩序像什么呢？过去是靠计划指挥，现在市场经济的月亮还没有完全升起来，“日已落、月未升”，所以整个一个彷徨时期，在这个时期就没有规则。在市场经济下，是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个市场；在计划经济下，是一只全能的手；在经济转型期，是一只闲不住的手，没事老折腾，它要不断折腾，创造业绩。这只手导致企业家无所适从。所以整个社会最有生机、最有创新精神、最有建设能力的企业家，也不得不神经兮兮地整天揣摩政治天气。
企业的难处是：既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又不能远离政府。在中国，企业的第一难点是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这一点显然是国外尤其是在西方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所无法理解与体会的。能不与政府调情吗？政府的权力显然过大，而且精力十足，在与企业博弈时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于是，作为企业一方，企业家总怀着堂吉诃德的精神想搞定政府；而作为政府一方，总是扮演着严父的角色不断地管教孩子——搞定市场或者说企业。
搞定政府与搞定市场
政府和市场从本质来说都是不应该被搞定的。政府是一种管制，是一种规则，不应该是一个被“搞定”的东西。市场更是一样，它是所有经营环境的总和，你去搞定一个市场，这在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的环境里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政府和市场都能搞定，而且通过搞定市场就能搞定政府，或者相反。公共治理不完善的政府，它是可以被搞定的，可以通过利益的交换，通过利益团体的绑架，达到搞定的目的。同样，在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里，可以通过搞定政府来控制市场。
在一个可以搞定政府和搞定市场的环境中的企业家，其经营方式应当是非常特殊的。企业搞定政府是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政府搞定市场是为了获得垄断利润，远远大于正常经营的利润，甚至在破产中形成利润。不去搞定政府或搞定市场，低头拉车不看路，可能会生存不下去。因此，搞定本身就成为一门生意了。
计划经济是官文化，市场经济是商文化，两种文化的本质是冲突的。但在中国更为复杂的文化下，在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两种文化往往形成一种利益合谋，实现彼此地位的平稳过渡。
企业家危机中的孤独处境
企业家其实许多时候很悲凉。事业顺利的时候，没有敌人，或者很少敌人。大家都说你好，很多人想要认识你，好像你是英雄、财神。但是，有一天，突然传出风声，你的企业出了问题。一下子，朋友就没了。周围全是敌人，像一群秃鹫一样围着你，希望你倒下去。
企业不是友情的平台
企业家的孤独源于认识偏差，把企业视为友谊的平台，其实企业更是一个交易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说，朋友也是一个交易的圈子，而你的同事、你的下属更是一个交易的圈子。我跟着你，是因为你能给我高工资，或者给我一定的位子，一句话，你能给我带来一定的利益。当你遭难了，不能再给我那些东西的时候，对不起，我当然就走了。
●孤独体验
范棣：在过去五年里，我负责的企业工资相对比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要略微高一些。五年来，总会有几次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时候，通常是那些平时我对他不错的人的表现令人失望。不是躲避责任，就是说风凉话，要不就逃跑。起初，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比如，你对一个人非常好，培养他十几年，你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好处，从各方面讲都没有任何亏欠，但是他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会毅然离你而去。为什么呢？后来慢慢理解了。所有这些人都是因为利益交易的目的才到企业来的。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你这个企业对他的未来已经不构成价值的时候，他不看好你的未来的时候，他就不想跟你进行交易了。因为，你可能要贬值了。他不要等到你贬值的时候再走。
我们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时候，看到资本主义的商业计算剥去了温情脉脉的感情面纱，觉得很残酷。现在可以接受了。我们过去更多系于人的友谊、信任、情感和世故往来，表面上亲热，但局限在少数朋友圈中。今天，现代人的一生与其他人的交际面已经从2000多年前的几百人到1000多年前的几千人，到今天的几十万人之多。你如何能仅仅以好恶之类的道德原则来确定彼此的交往呢？应当在符合彼此利益的商业基础上来建立基本关系，如果能提升到个人友谊层面则是缘分了。
商业利益管理比人性化管理易行
我们过去太多依靠人性来维持企业关系，现在应当调整。赤裸裸的商业计算要比暧昧的人情关系更好一些。讲太多的人情，太过虚伪，大家都做不到，反而会给自己的感情造成太多伤害。归根到底，人们看的不是你的情感表达，而是你的现实效果。
●企业家就是让人骂的
王巍：企业家的心态要非常坚定，被人骂是常事。改革和创新就是企业家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创新就会破坏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秩序。你做一件事情，假设100个人受到影响的话，通常会是50人受益，50人受害。50个受益人会认为，由于社会进步，自己就该受益，也许只有5个人承认是因你而受益了。而50个受害者则一定认为，本来很好，都是因你而受害了。总之就是50个骂，5个说好的，45个无所谓。
如果你接着再改革，骂你的50个变成敌人，而50个受益人里头，25个又受害了。这样有75个骂你了，只有2个说你好。当你再做第三件事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骂你，而且在公众场合上，受益的人也跟着一块骂你。如果你狠着心接着干，连老婆、孩子都骂你。大家到处说你人不好，写检举信，突然间你发现自己已经成孤家寡人了。
当所有的人都骂你，你怎么可能那么坚强呢？最后一想，算了，我不干了。可是你掉头回转，所有骂你的人都因此就骂对了，否则你为什么放弃呢。
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现在可以理解了。所以你一旦进入轨道，只能走下去，死不回头。过了两三年，事做成了，大家终于看到了成效，形势就转变了。所有骂你的人又会来夸你。
保护危机企业是企业家一个人的事情吗？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在企业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社会首先采取拯救的方式。社会给企业的是保护，因为企业是社会经济利益的载体，大家更关心的是就业，是税收，是生活稳定，关注点不在企业家个人身上。
过度使命感
可以用北京的一个段子来形容有过度使命感的企业家做事的特点：第一，是没事找事干；第二，是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干；第三，是拿自己的事不当事干。中国的企业家许多在40到50岁，英雄主义情结很重。另外由于是在经济转换体制的情况下参与工作，又接受了西方现代的思想，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使命感变得更强烈，希望一旦做事就要做大事。比如说，一个企业家在山东起步，企业在济南，哪怕只是生产扣子、勺子什么的，也要说立足济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西方，企业家的宗旨是赚钱，譬如做房地产的企业，一定要三四年收回成本，否则就不干。而在中国，大部分企业家都想成为世界第一，先天下之忧而忧。在现实生活中，揠苗助长，赶超别人，企业家非商业性的扩张欲望极强。这种隐藏在扩张欲望下的强烈的使命感在西方企业家那里很难理解。在中国，即便是很成功的企业家内心仍然有落草为寇暂栖身的委屈感，一旦有机会非商业的东西就会占上风。所以，理解中国企业家首先要理解他们的出身和内心的真正冲动。
一个人的战斗
我们看到，保护危机企业的任务往往光荣地落到了企业家一个人身上。由于他对民族、对世界有着豪情壮志般的使命感，就拼命在危机中挣扎。社会并没有提供必要的保护，就像爬到了60层悬在半空干活，下面没有安全网兜着，吧唧摔下来就粉身碎骨。
什么是企业？企业就是一种最有效的契约关系的表达方式。但在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一个有人治传统的社会，人们的契约或交易概念淡薄。所以，我们在本能中把企业认做一个独立王国，是一个服务于既定目标的商业团体。中国企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管理者的能力，靠个性、霸气或者匪气来维持地盘。它不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走的，而是按自己管理的幅度来办企业。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体现为个人在控制企业，如果企业成功，那么大家也会归结于企业家的个人成就。企业一旦崩溃了，那就是企业家个人的崩溃。而在国外，经常是一个人出事了，企业往往转手另一个人，不会因此破产倒闭。
危机企业需要制度性保护
在中国这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对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没有一个制度性的保护，特别对于民营企业没有保护。出了问题的企业，如同人一样，生病了，需要治病，但现在的情况很可能就是直接送进火葬场了。这是多大的社会浪费呀！
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觉，好像市场经济就是让有问题的企业倒闭。其实，成熟的市场经济非常注重对危机企业的保护，实在不行，才让它倒闭。而且从危机到真正倒闭有一个制度保护，包括对所有者、股东、管理者都有一个保护的制度，保护资本的利益。一般情况是，企业主动申请破产，大家关心的是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双方利益。破产保护的核心是：先给企业一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不允许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看看能否使企业通过暂时停止支付债务而恢复正常。如果不行，再研究如何公平分配资产。
一旦企业出事，就一定要收拾企业家？
●游戏规则的兽性
范棣：我们不能回到古罗马时代。罗马人用奴隶互相残杀来取乐，两个斗杀的人里，一个人必死无疑。后来，文明进步了，斗奴隶变成了拳击运动，一个文明的比赛，不是说非要置其中一个人于死地。
王巍：“一定要抓出一个贼”其实是很残酷的。这让我想起在广西见到的吃猴脑。猴子在笼子里非常惊恐地挤成一团。厨师离猴笼大概还有三四十米时，会有一只猴子被其他的猴子扔了出来。这些猴子已经形成一个习惯，有人来了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猴子要遭难，这个时候它们抓住其中的弱者给扔出来。
崩溃之后
在西方，每年破产的企业很多，大部分是由于市场或者技术引起的：技术被淘汰了，破产；市场不行了，破产。很自然。中国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破产在很多人的头脑里等于犯罪，或者人生玩完了。
在西方，一个企业崩溃了，企业家大部分情况下只是短暂失业，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段时间后，又被别的企业请去另就高职。在中国常有的现象是：企业崩溃了，一定要揪出一个对崩盘负责的人，那个人只能是企业家。
这跟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不同有相当大的关系。在中国文化里，黑和白有时是完全对立的。企业出了事，大家希望找一个替罪羊，一定要找一个人担责任。比如说，你欠了银行的贷款，相当多银行的反应不是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双方一起努力朝共赢的方向走去，而是把注意力放到追究责任、推诿责任上。比如，是你诈骗了我啦，是你虚增了注册资本我才上当的啦，等等。企业的其他合伙人，比如供应商呢，也是这样，千方百计要证明你骗了我。如果你是民营企业，企业出了问题，企业家差不多就是罪犯了；如果是国有企业，想办法先处理董事长，查出这个人的问题，就有人承担责任了。
一定要抓出一个贼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你几乎看不到这种残酷的相互杀戮。因为大家是平等的，股东有股东的责任，企业家有企业家的责任，打工者有打工者的责任，银行有银行的责任。你没有看到谁在一味地互相推诿责任，没有看到银行在遇到不良贷款时，把注意力转到追究企业家的刑事责任方面，想尽办法证明对方是坏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好和坏往往是对立的。但是，正常的经济是很不平衡的，经济中多数一定是失败者，你得公正地看失败者，失败者也做了很多的贡献。中国人喜欢打骂孩子，通过惩罚教育孩子，结果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创造力没有了。一定要如此惩罚吗？一定要给我们的失败者盖上一个黑章吗？这样的话，企业家的压力越来越大，创造性泯灭了。这是不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足的一面？
中国的文化里不允许存在一个灰色地带。这个文化的内核是成则王侯败则贼，不认可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企业是创新的过程，有成也一定有败，这是非常正常的，是一个商业社会里市场竞争的正常过程。这里没有任何的道德评价。
而中国企业一旦出了问题，人们首先拿出道德评价这把尺子或者说是刀子。因为，本能意识里就是成则王侯败则贼，一定要抓出一个贼，而且，只有道德评价才是中国的最高评价，而不是以市场交易的结果进行评价。你出了事情，大家就会审视你的动机，评价的结果一定是证明你的动机不好，动机不纯才导致效果不好啊，早晚要收拾你。
在西方，大家都不对企业失败作道德评价。没有人认为你做的事情成功了，你人品就很好。同样，不会认为你失败了，你就是罪犯。你离职后自己创业失败了，再回到原来的企业，原来的老板仍愿意雇你。他认为你敢于创新，而且更有经验了。美国当年有个汽车业的英雄叫杜兰，他创办了通用汽车公司。他曾经三起三落，几次创立不同的汽车品牌，又几次被股东驱逐出董事会。尽管他最后失败了，一贫如洗，但美国汽车产业因为他的存在而形成，并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应用典范，杜兰始终被认为是美国的产业英雄。
合作性博弈与竞争性博弈
中国的企业一旦有了问题，所有人就马上站在一个完全相反的立场，与企业家进行斗争性的博弈。银行是你的敌人，媒体是你的敌人，大众是你的敌人，朋友也是你的敌人。所有人都要打倒你，再踩上一万只脚。为什么这样？并不是他们没有道理。比如，银行关心责任问题，具体办事人员担心被扣奖金，大家明明知道这个企业你给它半年时间，就可以活过来，但是谁担责任啊？没法给机会。一般的大众更是幸灾乐祸，看到一个以前高高在上的人终于倒了，还不如自己，痛快啊！
成熟的市场经济里的做法是大不一样的。以美国的破产法为例，这是一个典型合作性质的博弈。政府做一个中介人，通过法律手段，替大家制定一个合作规矩，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绑在一起，这有助于解决企业的危机。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本来就很脆弱，所以需要保护，不能让债权人乘机损害这个企业未来的利益与前途。所以，政府通过法律干涉，给这个企业三年时间，重新站起来。如果三年还是不行，那对不起，企业你再走上正式的破产，彻底崩溃。这就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的制度性保护，也是对企业家创造精神的保护。这个制度是一个博弈，是一个合作的博弈，双赢的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