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看到医药产业消失的人们!用我们的言行,挽救我们国家的医药产业,中华民族的医药产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有良知的医药人都必须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为了医药产业的安全,呼吁、抗争、奋斗!!
公元两千零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药产业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候!医药产业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救人性命的医药莫名其妙地成为万人瞩目与唾弃的新三座大山之一部分,医药产业岌岌可危,败象丛生,有人说现在一天有2家医药产生,5家流通企业处于关停并转状态,一天有50个医药营销经理人、200多个一线销售医药代表面临转行。
2007年3月,随着22次降价,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召集100多家会员企业召开会议,并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改革“以药养医”机制的建议》文中提到:2003-2006年,全国医药企业赢利能力逐年下降,亏损金额大幅度提升。2006年全国医药销售收入利润率增幅为11.01%,低于全国全口径工业如利润增幅20个百分点,医药工商企业创新能力基本没有了。
发改委近期发布公告,国内医药企业,亏损面达到22.62%,累积亏损金额44.63亿元,亏损企业达到1368家,同比增长了27.37%,而药界跨国巨鳄业绩全线飘红,2004到2005年,外资药企销售增幅均保持在25%的高速度,罗氏集团去年在华的销售额达到25亿元。大部分外资药企的业绩都在15-25亿元。
中国的医药产业到底怎么了?!谁应该对中国的医药产业现今的败象负责?!怎样挽救中国的医药产业,让其安全发展?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我这样一个医药营销人,一介草民。令我经常夜不能寐。我把自己多少个不眠之夜的所思所想,做一总结,以期抛砖引玉,引来更多有良知的医药界同仁的对医药产业的关注,尤其是能够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政府官员们思考,对国家医药产业的安全和医药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各界都要尽职。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民族医药产业陷入困境?笔者分析大致有以下5个方面的原因:
一、国家政策的封杀
这两年,我们国家出台的规范和限制医药产业的法规、法律、条例、政策等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一个人一个月不做任何事,读这些文件,一个月都难以读完,整体来说这些政策对医药产业的发展是利大于弊、限制、挤压的多,鼓励、支持的少,总体有以下特点:
1、 行业主管部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限制,规范,打压,应该说确实有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限制,而且业内有专家认为是有利于外企业,不利于民族医药产业。
2、 国家其它部门的政策法规打压:主要是卫生部和法改委,这些政策制定者,有些是明显的外行指导内行,执政能力确实有待提高。
二、腐败对医药产业的摧残
药监部门的腐败,确实有目共睹,在游戏规则制定、药品制造、新药报批、药监政策、药品流通管理等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但细思深究其腐败的根源还在于制度:国家组建药监局时间并不长,为什么就会形成药监的系统腐败,这种腐败不外乎以下原因:
一是程序和制度设计不当;制定一系列法规法律比如GMP/GSP/GAP/GLP,药检部门下发的各种法律法规局令等等的目的、可行性、科学性、必要性有待商榷,还有谁来监控程序的公正,谁来论其必要性、谁来对其造成的后果负责等等,公众无法知晓,药企没有发言权。
二是没有监督制约机制,这些腐败的事件、权力的寻租、权钱交易谁来埋单?中纪委、国务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尤其是承担什么连带责任,不能出了事的后果只叫相对于弱势的药企背着。尤其是有些承担后果的还是无辜的药企。
三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官员官智未启,水平低下,个别还不学无术,执政水平实在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无奈。
四是一些官员渎职,缺乏为人的基本良知。比如申报中卖批文,暗示别人怎样做假材料来申报药品批文,把一个企业的资料拿来给另一个企业复制,真让人瞠目结舌,难道他们就不怕自己的子孙以后吃到这样假材料做出来的假冒伪劣产品。
五是地方保护,比如GMP,有几家没过?GSP又有几家没过?验收只是多了一个腐败的环节而已,国家局却把这样的权利下放地方,地方保护和人情关系自然就产生了疏漏和放水行为。
六是舆论监督缺失,不是没人投诉,不是没人举报,中华民族什么时候都不乏有良知的人,他们倾家荡产也要为了净化药品及市场秩序而战斗,可歌可泣,笔者对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在拯救中国的医药产业。但是制度和程序的缺失,让投诉举报如同石沉大海。
媒体监督的责任也完全缺失,没有独立的媒体环境,就难以有媒体真正的舆论监督。行业报刊都是有关单位的下属单位,是其喉舌之一,自然也就难以监都到自己的上级单位。
这些腐败对医药产业的重创,笔者以为有些是致命的,让公众对中国的医药产业和国产的药品失去信心。|!---page split---|
三、药品行政降价的挤压
我国药品的生产流通、药品流通企业和其经营行为,都按照市场经济价值取向进行了改革,药品只要在医院环节还不是市场行为,这些年来国家医改失败了,这是国家有关部门都承认的。
降价的初衷是治理看病难看病贵,但是却没有达到相应的目的,据《21世纪经济报道》3月7日的报道资料:2005年人均单次门诊费是1990年的12倍,人均单次住院是10倍,而2005年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1990年的7倍和5倍。
“看病贵”到底贵在“医”还是“药”,很少有人去追究,看病作为医疗的供给要素有医生、护士、管理人员、设备器械、场地、机构的牌子和名声、用品、药物。药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北大医学部杨柯校长的演讲中提到,新医疗技术的高收费让人瞠目结舌,核磁共振一次1500元,PET一次8000-10000元,腹腔镜10000元,内镜下置入支架5000元,内镜下光动力治疗10000元。
一个心血管的老牌中成药单价才10元,如果1个月服用3盒,1年用下来也就360元。公报显示:2005年度全国总诊疗人次为23亿次,入院人次为7184万次,合计药费收入为2988亿元,诊疗费收入为2075亿元。若按30%利润率计算,医院所得药品利润为896亿元,诊疗费利润为623亿元。
而直至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医疗卫生支出仅为312.76亿元,虽然比2006年增加了145.36亿元,增长86.8%,增幅居各项事业之首;但基数太小,绝对额仍然不大。而按照专家设计的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其花费大约在1500-2000亿元。
可见问题的根结在于政府的卫生投入不足,从而整个医疗系统必须以药品或者诊疗为媒介,通过民众共同出资以维持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广东省卫生部门一位领导说:美国的药价不高吗?高得离谱,但是人家美国人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有相对完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体系。
现在药品行政降价的客观结果是打压制药企业的同时,医院的药品利润也相应下降了,老百姓买到的药品也便宜了。然而药品的质量也相对下降了,笔者已经不止一次听医院的药师、医生、甚至药品销售人员说:感觉医院的药品质量在下降。比如,有一些中标的药品生产厂家此前从来没听说过,个别药品胶囊可以把手染红,一些临床常用的廉价药中标了却买不到等等。尽管这些情况未经统计,还不能说是普遍现象,但关系到健康和生命这样的严肃话题,还是需要人们给予极大关注的。
现在的医院药品采购机制,针对国内民族医药产业越来越向着“价低者入、价高者出“的方向倾斜,药品质量已经成了很多企业适应价格要求的调节阀门。而进口药品由于拥有临床必需、产品独有的特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前段时间一个治疗乳腺癌的进口针剂万元级别一个单位,这家外企对于广东挂网采购议价专家团仅仅让利2毛多钱。
高价中标的药品中,利润丰厚的,可能厂家就尽量在原料、辅料、包装等方面做得好一点,成本上打得高一点,这样对于企业的品牌形象也是一种较好的维护;低价中标的,又没办法不供货的,企业为了能维持保本的机会,就在药品制造的各个方面压缩成本:原料选择价格便宜的,投料选择低限投料,包装选最普通的,辅料也找价格最低的,反正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是特别健全,只要能符合国家的标准底线,应付临床使用就行。在“价格越低越好“的国家药品采购倾向的带动下,已基本市场化的制药企业只能选择一条适者生存的道路了。
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起点,在购药问题上,对于患者,究竟是越便宜越好,还是质量优良价格适宜更好呢?药品销售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同样的药品,规模化生产的,质量应该比小作坊半手工生产的好吧?我们应该更注重于加强药品质量的综合评定,而不是过于纠缠价格。
回避药品质量这样一个第一位的问题,只顾价格不管质量差异,肯定不是用药的老百姓所期盼的。
药品政府定价机制,一是政策滞后,二是官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三是不科学、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四是不可观公正,民族药品一味地降,外资合资的产品则基本不降,这与卖国贼的行为无异。
今年两会,不少代表委员也认为,单纯降价是治标不治本,认为根源在于以药养医的体制。
于明德司长在一次演讲中说到:国家药监局的飞行检查发现,过了GMP的企业,90%以上的企业违反GMP标准生产。因为降价导致他们必须降低供货价,而GMP后的生产成本,原料却一直在涨价,因此他们不得不“违规”,就是说环境使他们“逼良为娼”。看看下面的数据:
降价使得正规的厂家生产所谓合格的假冒伪劣产品,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刘石民说:2006年开始,我们对市场上的低价药根据生产成本核算的原则进行抽样研究,分析发现正规药厂生产的假劣药占整个药品占整个假劣药的90%。因为GMP认证后,企业运行成本比原来提高了20倍,生产成本增加了三成以上,而药品招标却是竞相压价,把企业逼良为娼,为了生存冒险生产伪劣药品。|!---page split---|
四、大众媒体的起哄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媒体作为社会监督力量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笔者也认为目前中国缺乏的确实是真正意义上独立舆论监督,为什么网络舆论有时可以左右一件事的走向,就是因为它是独立的监督体系,是民间草根的监督,笔者推崇《南方都市报》上的言论和敢言敢讲真话。媒体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推动社会进步,媒体必须有自己的思想,媒体的素质必须提高,媒体必须对一个产业深入了解后在发表这中肯的、客观的评价、评议。如果媒体人云亦云,不辨是非,为了吸引眼球去炒作,或者一味迎合政府口味,那就和八卦类报刊没有区别了,就是戕害社会良知和阻碍社会进步。
对于一些医药产业的问题,大众媒体的从业者往往是对问题仅做表面了解,不做深入思考、不做因果分析,就跟上炒作,吸引眼球,真让人对这些新闻制造者表示悲哀。比如把看病贵的原因归结为药价高,则显得片面和肤浅。善于发现问题的本质才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应该误导消费者。
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南山委员也认为:药价改革不能单纯依靠降价,不能认为“凡是降价就是好”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还认为某些临床基本或者必需的药品国家甚至要补贴,在成本核算后,对一些有需要的药,应考虑适当的提高价格,以保证这些药品的质量过关。
五、药企的无良
随着“齐二药”和“欣佛”事件的爆发,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良药企的存在。制造伪劣、假冒药品是跨越了行业准则、道德标准以及法律法规的行为,从事这类活动的企业应该坚决取缔,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在不断降价的浪潮下,企业一方面应该是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以获得合理利润,另外一方面是通过优化生产线、节约制造成本和管理成本等方式获得比竞争对手相对更多的运营利润。
一颗老鼠死臭了一锅汤,加上媒体的起哄,人们对医药生产企业的印象就定格了。但愿这些无良害群之马企业越来越少。
如何拯救我国的医药产业。
那么针对目前的医药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现状,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笔者在此大胆柬言:
1、政府提高执政水平
以相对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以相对严格的反腐败监控系统,从两个方面提高政府医药管理部门的执政水平,这对于医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三医联动的医改,政府要大投入力度和监管力度。同时政府对医药产业医改转换思路,改变一味监管到引导、指导、服务。
2、法规政策配套
应建立以产品质量为导向的定价法规、招标体系、生产法规、流通法规等医药行业配套政策。在促进民族医药行业大力发展的同时,适当控制医药外企的过度发展,争取做到“一碗水端平”的税务政策,同时在宏观上杜绝医药外企垄断高端医疗市场的现状。
应该从法律上保证内外资一致,扶持民族医药产业,保证我们的医药产业发展有一个健康的环境。不然等到医院全都是国外药的时候,人家宰你不说,一旦停止供给,你不是要死吗?
3、国家修订打压政策为扶持政策
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下,通过供求平衡的市场规律调节产品价格,以行政打压政策改为宏观扶持政策。
国家在现有国情下拿不出更多的财政预算用于卫生医疗系统,然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只有更合理的利用民众的力量,通过宏观指导医疗卫生事业朝良性方向发展。压缩公立性医院比例,逐渐增幅营利性医院比例,为民营医疗机构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严格的监控体系,要知道公立性医院比例越大,医生提取佣金的机会和频次也越高。
鼓励制药企业优化生产、敢于创新、研究新药、研究老药新机制、弘扬中医药等,只有制药企业良性发展,才能保证医院系统的现金流和药品物流。当制药企业普遍无法生存,那么医院将落入无药可用的困局,同时也会引发社会恐慌。
欢迎与aihuau(爱华网)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作者:李从选,人民大学医药行业EMBA。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特约讲师;中山大学EMBA班特约讲师,国家药监局培训中心客座专家、《中国药店》培训中心高级讲师、十多年从事OTC产品营销策划和销售管理工作经验。为企业作过近100场各种培训于公开课和相关咨询服务。 历任梅高营销广告公司、厦门桂龙医药集团、广西花红药业、深圳市金活医药有限公司等多家知名医药企业销售经理、培训部经理、市场部经理、营销总监、市场总监等职。 致力于OTC药品市场营销、终端推广、公共关系、广告策划、广告实务、消费心理、市场调研等方面的实践与研究。在OTC产品策划、品牌传播与销售管理、第三终端及普药整体营销规划,OTC药品终端工作的细化管理与方法创新、终端拦截与渠道拦截、深度分销与渠道设计、连锁药店赢利模式,连锁药店的经营管理和销售技巧等方面,有极深刻的体会和丰富的操作经验。在各级各类医药专业媒体上和营销类杂志上发表文章100多篇。为多家报刊的专栏作者。联系电话: 13352902478,0755-82298222,电子邮件: [email protected]
刘冠中,深圳市金活医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硕士毕业。师从李从选先生,从事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专业推广,成功管理数个千万以上的品种,擅长医药营销企划、营销推广、营销诊断、品牌传播、事件行销以及(连锁)药店营销等,营销文章发表于《中国医药报》、《医药经济报》等医药行业专业报刊杂志20余篇,《医药经济报》专栏作家。联系电话:13923772881,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