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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侵犯商标权罪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违反商标法规，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破坏商标管理制度，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随着知识产权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重要作用的日益凸现，知识产权也日益成为犯罪分子关注的焦点。有关资料表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已经成为联合国规定的17类跨国犯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而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侵犯商标权犯罪占了较高的比例。2000至2003年四年中我国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知识产权刑事案件1369件，其中侵犯商标权犯罪案件就占了85％[1]。由于世界各国侵犯商标权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而且危害严重，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特别规定中突出强调了对有意假冒商标行为应当采取包括处以监禁或者罚金（或者两者并处）的刑事惩罚，其第61条规定：“各成员应规定至少将适用于具有商业规模的蓄意假冒商标或盗版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处罚。可使用的救济应包括足以起到威慑作用的监禁和/或罚金，并应与适用于同等严重性的犯罪所受到的处罚水平一致。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使用的救济还应包括扣押、没收和销毁侵权货物和主要用于侵权活动的任何材料和工具。各成员可规定适用于其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处罚，特别是蓄意并具有商业规模的侵权案件。” 为了适应入世的要求，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专列了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规定，其中规定的七种罪名中有三种涉及侵犯商标权犯罪，分别为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以下简称《经济犯罪追诉标准》），就包括侵犯商标权犯罪在内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追诉标准作了具体规定。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构成了新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颁布前我国商标刑事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此外，刑法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以及2001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伪劣产品案件解释》）也适用于部分侵犯商标权犯罪案件。二、新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在侵犯商标权犯罪立法上的完善应当说，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刑事立法已相对比较完备，问题主要在于司法解释工作的滞后，缺乏比较系统、科学的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就侵犯商标权犯罪来说，《经济犯罪追诉标准》确定的定罪量刑和追诉标准都过高，有的内容不尽科学，对有的问题也没有作出解释或有待进一步解释，而且也不能把追诉标准简单地等同为定罪标准，审判实践非常需要一部涵盖面广、内容具体、切实可行的有关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于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应运而生。2004年12月22日开始施行的该司法解释降低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标准，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一些专业术语进行了明确，显著提高了相关刑法条文的可操作性，与之前侵犯商标权犯罪的相关规定相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降低了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解释》将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起刑标准定为非法经营数额（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将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起刑标准定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而在《经济犯罪追诉标准》中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起刑标准为非法经营数额（销售数额）在10万元以上，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起刑标准为非法经营数额在20万元以上。（二）在假冒注册商标罪中增加了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解释》规定，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3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也属于刑法第213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三）分别规定了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起刑标准，缩小了两者之间起刑数额的差距。在《刑法》和《伪劣产品案件解释》中并没有对“个人”和“单位”侵犯商标权犯罪区别对待，在《经济犯罪追诉标准》中，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个人犯罪的5倍。而根据《解释》第14条的规定，单位实施包括侵犯商标权在内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按照《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3倍定罪量刑。实践中不少同一不法分子为了逃避刑事追究，设立了多家法人单位从事制假、售假活动，有的甚至设立不同的公司，在同一生产车间的不同生产线进行造假,以此来逃避或减轻处罚。对此，应当严格区分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界线。对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他人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也应依照刑法有关个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四）明确了触犯不同罪名时的处罚原则。《解释》第13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五）明确了“相同的商标”的概念。《解释》第8条第1款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这是对“相同的商标”所作的扩大解释，在适用上应当注意，所谓“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是指把假冒商标和注册商标放在一起仔细对比观察时才能发现差别。“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商标与“近似”商标是有区别的，前者可以构成侵犯商标权犯罪，后者只是一般的商标侵权行为，在两者的区分判断上，应当采取整体比较与商标显著部分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从行为人使用的商标和注册商标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图形的构图、颜色，以及文字与图形的整体结构等各方面入手进行综合判断，考虑是否“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两种商标的显著部分相同外，其他细小特征也基本相同的，为“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显著部分虽然相同，但其他细小特征不同的，为“近似”；2、从商标的整体进行观察。显著部分与其他细小特征相结合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相同的，为“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结合的效果相同，但不同也很明显的，为“近似”。3、以普通消费者的通常识别能力来观察，经常使用某一种商品的大多数消费者如果不是仔细对比两种商标就无法发现其中差别的，为“视觉上基本无差别”；只要经过对比或对比时稍加注意，就能发现不同的为“近似”。有专家认为，在下述容易发生歧义的情况下，行为人使用的商标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商标权罪：1、行为人使用的商标仅在拼写上少了一个字母的；2、行为人只使用了组合商标中的一部分；3、商标权人没有正确使用其注册商标，实际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不完全相同，行为人假冒其实际使用的商标的。（六）明确了“使用”的概念。《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该条参照了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因此，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商品本体以外的其他方面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也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论处。（七）明确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明知”的认定标准。解释第9条第2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明知”： （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二）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三）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四）其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该条规定采用了不穷尽式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三种可以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但对于除此之外的情形是否可以认定为“明知”则需要综合案件的整体情况进行判断。在司法实践中要参考以下因素：（1）行为人的背景因素。销售者从事销售活动的时间长短、规模大小，经营特定商品的时间、数量，销售者的经验知识、认识水平。（2）商品本身的因素。看一定时期内某种商品的注册商标被假冒的情况是否猖獗，某种商品的注册商标是否同时也是驰名商标，某种注册商标的宣传力度是否较大并且已经为广为人们知晓等。（3）销售行为前后的因素。行为人购进商品时的渠道是否正常、手续是否完整，对方是否给予了高额的回扣并缺乏注册商标的商品厂家的正规发票、收据等，行为人是否在非正常的时间、非正常的地点以非正常的价格销售，商品是否有相应的质量保证书、说明书等。[3]例如，销售商品的进价和质量明显低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商品的进价和质量的；根据行为人本人的经验和知识，知道自己销售的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销售的商品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而这些非正常的商品在实践中大多是伪劣产品，这些都可以作为认定行为人“明知”的参考因素。（八）取消了《经济犯罪追诉标准》中用件（套）认定非法制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罪的方法，统一用“件”作为定罪标准，并且明确了“件”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所谓的“套”是指同一件商品的不同位置的分别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两份或两份以上的标识。根据《经济犯罪追诉标准》一瓶假冒注册商标的啤酒，其瓶身、瓶颈、瓶盖上的商标可以构成一套标识，非法制造、销售2万套这样的标识才构成犯罪，而根据《解释》的规定，这些标识将分别计件，只要所有这些标识共计达到2万件就构成犯罪，这也是《解释》降低制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罪起刑点的一个体现。三、尚未明确的几个问题（一）对刑法第213条所称的“同一种商品”的认定问题。对“同一种商品”的理解，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指根据《商标注册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对商品的分类来确定。二是按照相关公众对商品的一般认识来确定。在《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曾经将“同一种商品”的认定为“在功能、用途等方面相同的同一种类商品”，而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调研报告认为 “同一种商品”是完全相同的商品或者同一品种的商品或者同一商品名称的商品，在商品的性质和用途上基本相同。该报告指出“同一种商品”应当是一个大于“相同商品”而小于“类似商品”的概念。对于何谓同一种商品，应以相关公众对商品的一般认识，结合《商标注册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对商品的分类，由法官综合审查判断。但该分类表不是唯一的判断依据，其只是重要的参考标准。也就是说，认定是否属于同一种商品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于商品品名是否相同，并不要求其实用性能完全相同；但即使商品品名完全不同，如其实用性能及范围相同，也可认定为同一种商品。有的执法机关对同一种商品要求是完全相同的商品，范围过小，不利于有效打击商标犯罪。（二）驰名商标的刑事保护问题。对于已在我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根据《经济犯罪追诉标准》的规定无论非法经营额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在《解释》中并没有关于驰名商标的特别规定。根据《解释》第17条的规定，“以前发布的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自本解释施行后不再适用”，有专家认为： 1、对于《解释》施行之后发生的假冒驰名商标的行为，应当按照《解释》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即与非驰名商标适用同样的起刑标准；2、对于《解释》施行之前发生的假冒驰名商标的行为，应当按照两高《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3、4条办理，即“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据此，也应当与非驰名商标适用同样的起刑标准。这样一来，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就不会涉及到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主体、方式和标准等问题了。而对于尚未在我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虽然在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中，假冒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也以侵犯商标权犯罪论处，但由于侵犯商标权犯罪惩治的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因此在我国刑法没有对其作出特别规定之前，不应当将其上升到刑法保护的高度，只要参照我国商标法第13条的规定通过民事程序来处理即可。此外，虽然驰名商标的民事保护采取的是跨类保护，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没有关于驰名商标的特殊规定，在驰名商标的刑事保护中仍然应当坚持“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的认定标准。（三）服务商标能否成为侵犯商标权犯罪的犯罪对象。服务商标是指，服务性行业所使用的区别标志，即提供服务的人在其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项目上所使用的标志。我国1997年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假冒他人注册的服务商标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尽管商标法规定了“商标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同时又规定了侵犯商标权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一般性条款，但有学者认为，商标法的上述规定不具有约束1997年刑法第213条等条犯罪构成要件的功能，相反，商标刑事责任只能依据刑法第213条等条述明的构成要件予以实施，并受刑法罪状规定的限制。而刑法仅就“同一种商品”实施的行为规定了具体的罪状和后果。因此，未经所有权人许可，在同一种服务项目上使用与他人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同的商标的，即使情节严重，也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而只能构成商标侵权。[4]然而，对服务商标能否成为侵犯商标权犯罪的犯罪对象这一问题，应当全面审视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具体情况加以认定。Trips协议第61条明确要求各成员应规定适用于具有商业规模的蓄意假冒商标的刑事程序和处罚。而Trips协议对商标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即不仅包括商品商标，还包括服务商标。也就是说不仅对商品商标，而且也对服务商标予以刑事救济是Trips协议不言而喻的规定，同时也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从我国商标法的规定来看，既然商标法规定了“商标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同时又规定了侵犯商标权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一般性条款，就应当认为服务商标也是侵犯商标权犯罪的犯罪对象。否则，不仅立法规定本身没有落在实处，而且意味着我国没有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1] 曹建明：《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发展》，《知识产权》2004年第4期。[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14号《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3条。[3] 参见胡云腾、刘科：《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4] 肖中华：《论商标犯罪的司法适用》，《探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