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是由资本家启动并推进的，走了市场经济之路，最初的投资主要来自原始资本积累。尽管原始资本积累是“火与血”的过程，充满了罪恶，但历史证明，由私人推动工业化是正确的。中国的工业化是由官员启动并推进的，走的是政府亲历亲为的计划经济之路。
私人与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私人投资于工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精于成本—收益分析，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换言之，私人资本家用自己的钱投资，成功了可以大富大贵，失败了身败名裂，非跳楼不可。有这种动力与压力，做起事来不能不认真。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强国，只要能办成，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况且，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成功了可以在现时升官，未来名垂青史，赔了也不伤及身家性命，官照当，福照享。这不同的路径就决定了工业化的不同命运。
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正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推动者。其结果如何呢？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指导思想错误
在晚清官员中，张之洞是开放的，他想通过办工业来拯救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他担任湖广总督时筹办了炼铁、炼钢、纺纱、缫丝、铸造银元等厂。《清史稿·张之洞传》说他“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一位饱读四书五经，对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经济知之甚少的人，用政府的钱去办工业，会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张之洞想办钢铁业，始于他担任两广总督时。他看到洋铁之入超，一年达230万两白银，遂写出《筹设炼铁厂折》。他委托清政府驻英大臣刘瑞芬与英国谐赛德公司签订合约，制造炼铁大炉两座，日产生铁100吨，并随附炼铁、炼钢、压板、抽条，及制作钢轨的机器，共83500英镑。这一计划中的炼铁厂原定设在广州城外的凤凰岗，而两广地区缺乏铁矿和煤矿，多亏机器运回之前，张之洞调为湖广总督，继任的李鸿章以广东产铁不多为由不办，否则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的。这种偶然并没有改变张之洞办铁厂失败的结局，不过失败的代价不由两广人民承担，而由湖广人民承担。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炼铁厂计划移至湖北，这就有了以后的汉阳铁厂。张之洞以“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的思想来办汉阳铁厂，又对钢铁业一无所知而自以为是，一切由他决断，这就使办汉阳铁厂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耗费巨大的闹剧。钱花得很潇洒，但结果并不妙。这似乎成了以后一切官办企业共同的特点。
技术失误
先来看选址。湖北的铁矿在大冶，这是光绪元年就由盛宣怀雇的英国工程师勘探出来的，并由盛宣怀卖给了张之洞。张之洞把铁厂办在了汉阳，与大冶的运输距离为120公里，每日产铁百吨，所需铁砂的运费就达60多元。而且，汉阳附近无炼铁所用的焦煤。马鞍山的煤虽产量大，但所含灰份与磺质太多，无法使用。江西萍乡的煤是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才发现的。这就只能用河北开平或国外进口的焦煤。加上运输费用，每吨焦煤要白银16～17两，而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才白银30余两。
把炼铁厂选在汉阳已经错了，张之洞又坚持将厂建在大别山麓。这里地势低洼而潮湿，必须先垫高地基才能建厂。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30余万两白银，相当于包括购买机器及运费在内的建厂经费300万两白银的1/10。手笔是够大的，用钱也相当可观，哪一个私人资本家会做这等蠢事？
建好了厂要买机器。炼铁炼钢用什么设备是有技术要求的。钢的含磷量超过0.2%质量就不高，容易断，因此，要根据所用的铁矿含磷量来决定采用哪种设备。当张之洞订设备时，刘瑞芬公使就打来电报，要求把铁矿的样本送至英国检验，以便确定制造哪种设备。但这时大冶铁厂尚未开工，张之洞又担心运去矿石耗费时间，只想早日开工，竟告诉对方，什么炉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们中国什么矿都有。结果英国运来的炉子不适用，汉阳铁厂产的钢铁易脆裂折断，不能用于锻制或铸造，制造的钢轨也无法使用。钢铁质量差，价格当然就上不去。光绪二十年，汉阳铁厂的钢铁上市。当时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汉阳厂的产品每吨23两白银都无人问津。
制度之殇
官办的企业就是官场衙门的翻版。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清是官场最腐败的时候。由张之洞办汉阳铁厂，自然又是一个衙门。不懂企业的官员当政，专家就没有发言权。官员任用私人，公款消费，贪污肥己。一位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洋务是绝对办不成的，因为“中国的官员不是在办洋务，而是在发洋财”。无论张之洞个人的品质操守如何，他办的企业是无法避免低效率和贪污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张之洞》。《张之洞》虽然是小说，还是反映出汉阳铁厂之混乱和贪污成风的状况。这样的企业即使没有选址、选设备这些技术上的失误，也注定是要失败的。汉阳铁厂开炉生产仅仅4年，累计的亏损已经达到100多万两白银。无论强国的动机多么高尚，赔钱的企业只能误国。这才有以后将汉阳铁厂转给盛宣怀官督商办。
官员办企业赔了钱自然要政府和纳税人“埋单”。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二省，财政收入有限，清政府财政又困难，张之洞就用币制改革来为自己的错误“埋单”。当时流通的制钱重一钱，铜元重二钱七，张之洞接受陈衍的建议改制钱为当十铜元（即1枚铜元等于10枚制钱）。仅此一项就获利1400万银元。这种币制改革大大增加了货币量，致使物价上涨了10余倍。
张之洞是以“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来从事洋务运动的。这就是要在维护封建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这就是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失败的根本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