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的艺术特征 达利的艺术世界



达利以其对人的潜意识世界的洞幽察微的心理分析和表达能力,通过精妙的写实语汇和永不枯竭的想象力的结合,创造出一种迥异于现实世界的、完全不同于他人的专属于达利的艺术世界。他对自己的艺术生涯曾做过这样的总结:“1930年我身无分文地被赶出了家门,而今天我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主要是得自上帝的垂顾、安波达(达利的故乡)的启发,以及一位卓越女性英雄式的自我牺牲,那就是我的妻子加拉。”很显然,达利清楚地说明了影响他艺术生命的三个因素:信仰、故土和爱情。达利的乖张不羁和出言不逊并未影响他艺术作品中的信仰精神。他对人性邪恶的剖析、对社会无序的质疑,将自己的迷茫和对宇宙万物的敬仰通过他天才的大脑深深地嵌进达利艺术之中。加泰隆尼亚,这个自罗马时代以来本土意识极强的地方,哺育了达利,也是他艺术创作的根。达利宣称他一生都忠于故乡加达克斯,他把对里加特港-加达克斯-加泰隆尼亚-西班牙的殷殷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形成自己艺术的独特气质。爱情使达利的艺术充满狂热,妻子加拉不仅抚慰了达利孤寂的心境,医治好了他他的狂笑症和性焦虑,她对达利伟大的爱情奉献在达利的梦中升华为圣母般的伟岸和圣洁,使他的艺术弥漫着安慰、感激和狂热的情愫。

  这三个影响达利艺术生命的因素,在他魔幻般艺术世界里凝铸为三个主题:梦与幻想、情欲与女人、宗教与神话,它们共同构筑了达利的艺术世界。

梦与幻想

   故土加泰隆尼亚四千年的传统象母亲一样哺育着达利艺术创作的根,为达利提供无穷的创造力和幻想。在艺术创作上,达利毕生孜孜不倦地、准确地刻画着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因为他相信,惟有借助于艺术创作,才能使他自己的潜意识恣意驰骋,才能使他自己摆脱人类理性的束缚。他沉醉于梦和幻想的世界里,梦想与现实的落差常常引发的冲突,似乎引导达利走上了超现实主义的道路。达利坚信,只有梦才能真实地、准确地、有意义地表现其个性。象许多忠实追随弗洛伊德的超现实画家一样,达利对梦、梦的涵义及梦与“自由”的关系的兴趣使其对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中所阐述的观点深信不疑。

  达利许多重要的的作品描绘的是怪诞的梦境和违背普通世界即“理性”世界的暴力情绪,他早期的许多作品特别关注这些梦境。他把自己看作“旁观者”,这使他能够认识自己,探索自己的梦和思想,尽管这些认识仍存在一定的偏见。

情欲与女人

  任何艺术家毕生的创作或明或暗都会有一条主线贯穿着。达利的作品强调情欲与女人,是因为他梦中反复出现这些景象。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里包括受压抑的性欲望和性冲动。因此,达利的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这种困扰是与他的性焦虑相关联的。达利的青年时期常处于极度不安与极度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是与女人和性有关。然而,达利与加拉之间的关系对他改变女人和女人形体的看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达利对女人体形的描绘深受加拉的影响。妻子加拉是达利创作灵感的缪斯。在达利的许多作品中,都融入了加拉完美的形象。情欲与女人的母题在很多作品中都得到强烈的表现。可以说,在达利的一生中,无论对于被普遍接受,还是对于异乎寻常的情欲,达利都饶有兴趣地进行尝试。

宗教与神话

  达利与天主教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贯穿着达利的一生。与当时其他的知识分和艺术家一样,达利试图摈弃信仰和抛弃资产阶级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20和30年代,他决心以实际行动与平庸的生活决裂,放弃传统的繁文缛节,决不妥协,取而代之的是,他要怀疑一切。当时,超现实主义运动深受神话的影响,普遍认为,个人的思想反映在个人的神话之中。神话与人性受压抑的一面有关,这种思想显然对达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完全投入到自我分析的境地。

  达利博览哲学书籍,父亲的无神论也使他对自己的宗教观点产生怀疑。然而,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达利始终不能成功放弃童年时候的信仰。达利20世纪20和30年代的绘画作品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因为,画中暗示着自慰的行为,在当时是骇人听闻而且罪孽深重的。达利在20世纪40年代脱离超现实主义运动之后,他曾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各种宗教流派,在40和50年代,达利迷上了分子生物学和原子物理学,这些学科的内容和宗教的东西,始终在他的头脑中萦绕着。达利曾梦见一个原子变成宇宙的中心——基督。与宗教相关联的荒诞图象和神话内容一直启发着达利的创作。

|!---page split---|毛泽东诗词

  1967年,巴黎阿尔吉耶出版社出版了达利为毛泽东诗词所作8幅铜版画插图。

  当“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的影响波及欧洲,达利向巴黎索邦大学的造反学生散发传单,抒发己见,认为“真正的、深刻的文化革命无需街垒,其造反暴力仅仅在于活跃作为时空主宰的思想”,它“必然要同某种新风格联系在一起”。他不但对中国的革命抱积极的态度,在1970年,列宁百年诞辰之日,达利甚至在巴黎寓所门前放了一束白丁香以志纪念,表达对于革命先驱的崇敬之情。达利没有来过中国,却对新中国的发展颇为关注。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复苏之后,他为《时尚》杂志绘制了名为《毛泽东一玛丽莲》的封面,把象征美国文化的影星的五官安放在了中国最高政治领袖的面庞上。达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是把世界上两个伟大国家融合到一张面孔上;美国文明和中国文明会在将来发生巨大的相互作用。”

  在为《毛泽东诗词》所作的插图中,达利以一个西方人的眼睛来解读中国伟人的诗作。在毛式服装背后,有“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昔日帝王;有“春雷动,龟蛇静”的场面;既描绘了万马奔腾的豪迈,又表现了东方巨龙的神威。

梦一样的生活

  达利这些非凡的彩色蚀刻画从17世纪西班牙卡罗丹8226;德8226;拉8226;巴尔卡作品中得到灵感。巴尔卡,17世纪西班牙著名剧作家,继承了维加的艺术技巧,喜欢夸张华丽的台词、堂皇精美的布景和服饰。他的作品为后来浪漫主义戏剧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故事中引入他对现实的概念理解,事实怎样定义及梦幻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故事在现实和梦境之间穿梭,把它们纠缠在一起。故事中的国王梦见他的儿子是一个恐怖的暴君,因此把他的继承人关入监狱。在监狱中长大的新国王脑子一片空白,在许多年后得到王权,由于过去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疯狂地进行报复。当他再一次被投入监狱后,对他冒险的经历究竟是梦还是现实感到完全的迷惑。虽然故事最终以喜剧结局,但令人不安的基调贯穿全剧,这也是达利在画中一直表现的重点。

  在作品中,他以一种戏谑的姿态来看待现实的生活。既对当下的现实世界进行了一番以潜意识为主导的解构与重构,同时,还愉快地沉浸在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之中。

|!---page split---|燃烧中的女人

  这尊雕塑的造型来自于达利在1935年创作的一幅题为《燃烧中的长颈鹿》的油画。

  火中的女人综合了达利最喜欢的形象:火和抽屉女人。达利发现火很有趣,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生命,而且给看到它的人一种魔力。火还赋予女人性爱的冲动。达利曾经用弗罗伊德的理论来解释这件作品,是孩子对封闭空间的好奇心的派生。不仅满足了他们想要了解这里有什么,而且驱除了对未知有害因素的恐惧感。弗罗伊德解释抽屉女人是隐藏性欲的象征。达利在这里增加了许多微开的抽屉,暗示她们的秘密是公开的,而且不再害怕。两个拐杖从雕塑中升起,象征了权威稳定和性力量的结合。

  达利在创作中充分地发挥了想象力,想象本身就是人类的最重要的创造,它足以赋予艺术弥足珍贵的价值。达利作品中的想象神秘奇特,无拘无束。他说,“我所做的一切,都以狂热和激烈令人震惊。我亵渎神明的艺术使人不可思议,无比困惑。”

抽屉人

  “打开的抽屉”在达利的绘画与雕塑中曾以各种不同造型出现,它也成为了打开达利作品的一把关键性的钥匙。

  抽屉的解说仍然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关。弗洛伊德认为抽屉代表了女性的情欲,也代表了人的潜意识。利用打开的抽屉诠释潜意识,意味着这是一个可贮藏潜意识的隐蔽空间,也是体现超现实想象的空间。

  但对于抽屉,达利还有一番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对封闭空间的强烈好奇心是驱使人们打开抽屉的原因,只有打开抽屉才能满足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也只有打开了抽屉,方能消解对未知物可能造成伤害的恐惧。《抽屉人》中上下排列着打开了的抽屉,暗示了隐秘已经公开,无需再担忧和畏惧了。达利这件雕塑并非是表现人体,而是通过拟人的手法传达作者的意图,他的超现实观念如同打开的抽屉一样,已经那么坦诚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但是,且慢,你看抽屉人举起了左手,用手掌挡住来者,似乎在告戒人们,倘若没有接受超现实的能力,不可冒然前行!

空间维纳斯

  维纳斯,是古希腊神话中象征丰收和爱情的女神。作为美和善良的化身,千百年来,她一直是艺术家们热衷于表现的对象,在西方艺术史上,“维纳斯”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古往今来描绘维纳斯的艺术作品可谓不可胜数。

  从《空间维纳斯》这一雕像的正面上看,维纳斯依旧保持着“米洛的维纳斯”断臂时的站立姿势,但从她的侧面上看,则面目全非了。维纳斯的头以达利的符号——柔软的钟表取而代之,腹部发生了错位,一只明晃晃的鸡蛋,放置在错位的下半身的剖面上,象征着一个崭新生命的诞生。与孕育中的新生命相对比的是女神皮肤上放大了的蚂蚁,达利常用它们标识出死亡的意义。

  达利对生命的诞生与消亡的主题总是情有独衷,他曾拍摄过一幅摄影,赤身裸体在一个蛋中绻成一团,仿佛是腹中的婴儿。他还说他甚至记得在母胎中的生活,于 是摄影师便提议把他拍成一只卵中的胚胎。

  时间在流逝,新生、美丽、死亡,周而复始地在天地间运转。只有达利本人例外,因为,他说过:“由于我是天才,我没有死亡的权利。”可能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天才会死,天才的作品不朽。

对缪思的敬意

  达利的“偏执狂”的创作方法,既迷乱了自己的心智,要将自己逼疯,同时,他也最大限度地开启了观众的想象力。他对我们司空见惯的形象进行着无止尽的变形,以创造出与现实存在完全异样的世界,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在这方面,达利可谓登峰造极。

  在《对缪思的敬意》的雕塑中,达利以两个舞蹈的人像来表现两种不同的意韵。其中一个极为写实,身体表面光滑圆润,是和平使者的象征,她代表了内心的和谐与稳定;另一个身体则由平面与直线所构成,寓意纠缠在现代生活中的诸多不和谐,以及人们内心激烈的矛盾与冲突。

  和谐与冲突象是一对双胞胎,一个性情平和宁静,而另一个则个性倔强,时时与外界,甚至与自己产生冲撞。

头上插玫瑰的女人

  瞧瞧这个女人,身体不稳,步履踉跄。她的头部全由花卉图案组成,双手与右手则被树杈支撑。在达利生前,就有学者系统性地研究了他作品,研究了其中各种符号所隐藏的含义。比如,反复出现的树杈、拐杖,显露出达利有一种对失误的恐惧和担忧。

  这是一个年老色衰的妇人,干枯的身体已失去了昔日如玫瑰般娇艳的魅力。但达利认为,“色情总是丑陋的,美总是神圣的,而死亡总是美丽的。”于是,老了,接近于死亡,也就接近于美了。

思忆中的女人

  《思忆中的女人》如同是将各种现成品,经过巧妙的搭配而成的富于诗意的组合。

  它的主体是瓷质的女人半身裸像,虽然美丽,但却无神,洁白的面颊上令人不安地爬满了精心描绘的蚂蚁。年轻的女人头顶着一条长长的法式面包棍,在面包的中间放置着铜制的笔架,两只笔架之间为米勒的代表作《晚钟》中一对正在虔诚祈祷的农村夫妇的小铜像。两只连在一起的玉米从女人脖子上绕过,如两根辫子一般垂在胸前;环绕着脖子的纸条上,绘有一组连续的动画人物的剪纸造型。

  法国画家米勒的《晚钟》就像逼真的面包和聚集的蚂蚁一样,它们是反反复复出现在达利作品中的形象。《晚钟》中的宗教性象征意义深深地困绕着达利;蚂蚁是达利对焦虑、紧张和衰老的担忧;外表坚硬但中间柔软的面包,对达利而言,则意味着情欲。在这一组合中,达利通过写实、省略和象征等艺术手法,力图创造一个虚幻世界中的人物形象。

 达利的艺术特征 达利的艺术世界
十日谈

  《十日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薄伽丘的代表作。薄伽丘,意大利作家。少年曾研究古代文化典籍。后来成为人文主义者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他的作品有传奇、史诗、短篇故事集、论文等。《十日谈》叙述1384年黑死病流行时,10名青年男女在乡村一 所别墅避难,他们终日游玩欢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讲了100个故事,故名《10日谈》。

  达利以现代人的眼光,古典的艺术手法,来表现文学中所蕴含的艺术精神。以爱为主线展开的故事,达利在插图中描绘了众多恋爱中的女人形象。

  古典的文学作品,要配以古典笔法的插图。达利是一个智者,是一个不会盲从于时尚,有独立思想的艺术家。当非洲艺术被鼓吹上天之际,他依然固我地申明:“反对原始偶像,拥护世纪初的精美器具;反对非洲艺术,拥护文艺复兴的艺术。

高康大和庞大蒂埃

  这些彩色的插图是为拉伯雷的《巨人传》所绘制的。拉伯雷,法国小说家。他的学问涉及很广,包括天文、地理、数学、哲学、医学、法制等。被恩格斯称作“多才多艺和常识渊博的巨人时代的巨人”

  高康大和庞大蒂埃是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两个巨人父与子。他们从小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既有健全的知识,又有超常的体能,因此双双立下丰功伟业。

  在《巨人传》的插图中,达利选用了鲜明的色彩为底色,以夸张、荒谬的造型绘制出我们从未见过的巨人及其非理性的世界。

  非理性主义的产生是对现代工业文明极端理性的反动,超现实主义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一场文学艺术运动,是与疯狂的战争有着内在关联的。战争导致了非理性主义,反过来,非理性主义也加速了战争。

  尼采说过,“上帝死了,因此,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也许巨人也会如期降临!

巴比伦国王

  达利对马尔罗的《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马——布赛菲尔的故事》中模糊的情节和崇高的感情十分着迷,尤其是大帝有一双不同颜色的眼睛,一只蓝色而另一只黑色。达利用了大量视觉符号来增加诗中的迷惑力。用粗重的线条和奇思妙想的形象来表现亚历山大大帝英雄般的经历。但令这些图画更动人的原因是达利用羊皮纸来印画,使它们呈现出中世纪的怀旧情绪。

艺术之爱

  《艺术之爱》系列是根据古代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同名著作而创作的版画。奥维德是古罗马时代的作家,他的这本书是写给年青人的恋爱指南,由于他思想前卫而遭他同时代人的排斥和非难,甚至被指责为道德败坏而遭流放。

  达利在这批作品中将女性描绘得异常性感,充满了诱惑力。套色石版画中还加入了浓淡相宜,变化丰富的色彩,将场景虚化,以突出人物的形象。

  人类的延续依靠的是爱的纽带,现代的青年同样需要《艺术之爱》这一图文并茂的恋爱教科书。

卡桑德拉之爱

  法国诗人龙萨完美地结合了意大利和法国的文化。《卡桑德拉之爱》其中的一些章节伴有乐曲。这些诗篇是对自然、感性之爱的赞歌。诗中暗示生命是短暂的,因此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分钟。达利以古典风格的罗马国王形象,为龙萨画了一幅理想主义画像。其他的形象描述了琵琶手伴奏下翩翩起舞的女人。

|!---page split---|天使的印象

  20世纪40年代以后,达利创作中出现许多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达利虽然做的是宗教的题材,但却因有梦幻般的想象,因而使其作品不仅具有传统宗教题材中的肃穆气氛,而且又增添了一丝浪漫的气息。

  大拇指代表着万能的上帝,它是世间万物的缔造者,所有的生命都是由它创造出来的。在这个大拇指的四周已有枝芽在破土而出,预示着新的生命正在繁衍,生生不息。拇指的左边有一个男人即将成形,尽管在四肢及头顶上仍残留着尚未完全褪去的树枝,但却掩不住躯干上的勃勃生机。右边坐着的天使像个思想者一样,正在沉思冥想,似乎是在思索着造物的伟大与神奇。

  万能的神,它高高在上,决定着世界的面貌。

圣乔治与龙

  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雕像。圣乔治是传说中基督教的殉教者,他屠龙的事迹口口相传,流芳百世。据说在利比亚的海边有一条毒龙,古时的人们由于惧怕龙的威力,每年都要向它贡献美丽的少女作为祭品。在这尊雕像中,圣乔治象一个中世纪的骑士一样出现在世人面前,他穿着精致的盔甲,骑着他的骏马与毒龙搏斗,骏马的两个前脚夹住龙的双翼,圣乔治则用长矛刺中了龙的咽喉。毒龙终被降伏,少女得救了。你看她向圣乔治挥动着左手以示谢意。

  中年以后,达利脱离了超现实主义风格,开始从宗教、历史和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中获取灵感。他重新拾起被大师们表现过的传统题材,经过回顾与更新,加入现代艺术的因素,以亲切抒情和回到古典为特点,传递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

  达利的这件著名的作品,由达利基金会献给了教皇约翰8226;保罗二世,作为了梵蒂冈永久性的藏品向公众进行展示。

蜗牛与天使

  “七月里没有女人,也没有蜗牛。”这是达利喜欢的法国谚语,他每年都会在七月将这个谚语寄给毕加索,与他一同分享。他在宣言中还曾提到:“反对约束,拥护不受约束的狂热;反对菠菜,拥护带壳的蜗牛……”

  蜗牛与天使是达利比 较喜欢的形象,它们也曾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主要的角色。达利利用蜗牛与天使行驶速度上的对比,来增强两者间的差别。巨大的蜗牛在缓缓地爬行,在它的壳上,一个手持树杈形拐杖的天使在疾速地飞奔,拐杖对于达利来说,是伟大的,包含着尊严和安宁。蜗牛的巨大与天使的玲珑在体量上也产生了对比。

  蜗牛吸引达利还有另一个原因,蜗牛壳上的螺旋形结构被认为是自然界及几何学中最富有魅力的形态之一。天使手持拐杖,达利说拐杖向他传达了自信、傲慢的信息,他认为以前这些特征正是自己所缺乏的。不仅如此,达利还认为拐杖象征了死亡、复活、权力和能力。

独角兽

  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各种复杂的形式最终归结为简单的几何形体。在艺术家中,达·芬奇偏爱蛋形,安格尔喜欢球体,塞尚推崇立方体和圆柱体,达利则对圆锥体格外着迷,特别是那浑圆的、尖端直指苍穹或大地的锥体,达利把它称之为“犀牛角”。

  雕塑中坚硬的犀牛角刺中了墙上的一颗心,墙壁上及角尖都流着血,在独角兽的脚下,侧卧着一个体态丰盈的少女。专家们认为,达利在此想借独角兽表示雄壮有力的男性,而那少女则象征着处女,鲜血正是她流下的。

圣经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达利将创作主题转向了宗教和神话。作为一个没疯的疯子,一个头脑清醒的幻想者,达利开始对战争产生的原因进行反思。准确地揭示了现代人类的悲剧命运和其产生的根源,达利皈依了上帝,也受到梵帝冈教皇的特别器重。他的以宗教为题材的系列作品,“十字架上的基督”被天主教会誉为20世纪最杰出、最宏伟的宗教画。

  达利后期的基督教题材的绘画是对人性中天使的颂扬。达利将超现实主义从非理性、潜意识梦境的发掘提升到对崇高和神圣的追求,同时将丰富而深刻的人性内容注入到画面中,从而使他的艺术具有永恒的魅力。在他写的自传中,达利对上帝是这样理解的:“上帝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既不在右方,也不在左方,上帝恰恰就在有信仰人 的心里。”

神曲

  1950年达利接受意大利政府的邀请,为纪念但丁700周年而编辑的一本现代《神曲》作插图。但丁,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神曲》虽然描写的是来世,但正是现世的反映。地狱是现世的实际情况,天国是争取实现的理想。作品并不纯粹是现实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它把诗人的内心生活、宗教热情、爱国思想,把历史的和现实的、古典的和基督的因素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里的插图解释了但丁的超自然想象,也显示了基里科、达达主义、现代心理学、哲学和美学对达利的影响。

  达利曾爱屋及乌为一些他所喜欢的名作绘制了大量插图,他作的插图,常见的有水彩、素描、木刻、石板、铜版等多种形式,绘画风格也因书的内容而异。另一方面,他对每一本书所作的插图通常是几十乃至上百张图,其中《神曲》的插图有102幅水彩所组成。

摩西和一神论

  达利深受弗洛伊德关于心理分析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无意识和它的表现方面。达利经常把弗洛伊德的理论述诸画面。在此幅作品中,弗洛伊德检验了宗教的天性和俄狄浦斯情绪的关系及父性和神性的相似之处。达利在画中运用了一些古怪的形式和一些原始符号,包含了许多宗教信条,并新创了大胆的形象来表现非犹太人的以色列预言家、立法者摩西拯救希伯来人脱离奴役得到了自由的故事。

家具综述

  1951年,达利在马德里的玛丽亚·格雷罗剧院作题为《毕加索与我》的演讲时,达利宣称:“一切真正起推动作用的创造者,几乎都是命中注定要离经叛道,去表现自己,去有所作为。” 达利在超现实主义、现代科学、宗教信仰中,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超合理性,带给我们视觉的力量感。

  达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是一位热衷探索和实验的艺术家,他有强烈的愿望要在创作方法上不断地推陈出新。他的眼光是敏锐的,他看透了现代人心灵的麻木,深知惟有“震惊疗法”可以使他们重新将迷惘的目光转投向艺术品和艺 术家。这些家具设计是达利狂想下的发明,他在苦闷之余,进行了一系列发明。“……我还发明了许多供秘密享受的东西,无论是肉体的享受,还是精神的享受,其中包括粗鄙不堪的什物,专供发狂时在墙上砸碎。”达利在偏执狂的状态下产生过无数奇奇怪怪的思想。这里所展出的家具也许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什物是否都被他发狂时砸碎了呢?

梅维斯的唇形沙发

  好莱坞影星梅维斯的唇形沙发改变了以往达利偏执讽刺手法,而从事物的本身表现。达利参照一个实际的事物,梅维斯的性感嘴唇,制作了一件功能性的作品。我们知道,梅维斯的美貌和她的俏皮话远比她的演技要著名的多。而达利是公众眼中的宠儿,在对梅维斯的敬意中产生了这个沙发的灵感。最早的沙发是在达利的监督下于1936年在巴黎制作。室内装饰设计师埃尔萨运用“鲜粉红色”使这件作品变得非常流行,一再地被家具制造商们复制。其中一件保存在西班牙菲格里斯的达利博物馆里,从一定的角度望去,它精确地再现了梅维斯美丽的面庞。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达利涉足了其他的艺术领域。他制作出新颖独特的家具,《勒达矮桌子》中有着拟人的伸开的手和穿着高跟鞋的小脚,象一个躺着的人用手和膝盖支撑着桌面。与此配套的《勒达扶手椅》中也有人手与脚的形象。

结语

  综观达利的作品,我们所能说的是,他既是天才,疯子,谋略家,同时,也像是个大有心计的顽童,在游戏自己的生活以及这个关注他的世界。人人都知道,这世界充斥着看客,因此我们需要疯子。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将是何等贫乏!

  其实,我们是无法完全解读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创作的,沿着他的畅想之路,我们只会进入到一个虚幻的梦境。任何理性的研究和分析在这种虚无飘渺的梦境般的艺术面前,都会显得力不从心。不过,从另一方面来,在我们穷尽一切理性之后,达利梦幻的世界将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使我们享有无限的想象和自由,来感受亦真亦幻的多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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