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德刚先生曾说，口述历史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外皆有老传统。孔子述而不作，《论语》便是由孔子口述，经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是口述历史了。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根据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在西方，荷马和希罗多德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历史”，甚而苏格拉底、释迦、耶稣、摩西的言论也是口述后记录下来的。如果宽泛一点来说，今天媒体上方兴未艾的访谈录，也可归于这一传统。 访谈是苦差事。外行人往往以为聊聊天便可成文，内行人却常常为这个专业工作呕心沥血。当年胡适试了一下，便说口述历史是一个专业工作，非职业难以应付。为自己的口述自传，胡适向唐德刚叹息：“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张学良却和其他行外人一样，以为“我讲你写”就成了。果然，“内行”的《胡适口述自传》与“外行”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学术水准相差几何，自有公论。 我也做过访谈，读了丁果先生的《切问与近思—当代公共知识人访谈录》一书，顿生敬佩之情。丁果既是名嘴，也是学者，访问了华人世界的许多名流，涵盖政界、学界、小说界、科学界。 丁果现居温哥华，近水楼台，访问痖弦与洛夫两位大诗人，很见神采。痖弦晚年从台湾移居加拿大，依然关心华人文学。丁果有一个问题颇有意思：“如果您来选择台湾和大陆的优秀作家 ，谁会是您心目中的前三名呢？”痖弦答得很妙，其中有一段话现在看来是先知先觉：“大陆作家中我首推莫言，他可塑性大，写作很勇迈，抓生活抓得很准确，语言也相当剽悍，有大作家风范，只要他不变成贾平凹那样心有旁骛，一定会出大成绩。”这话讲了许多年之后，莫言的大成绩是诺贝尔文学奖，而贾平凹的心有旁骛倒成就了一个书画家。 1949年洛夫从大陆孤身从军赴台，行囊中只有军毯一条，冯至及艾青诗集各一册，个人作品剪贴一本。1996年洛夫从台湾移民温哥华，买了一幢大房子，还有新车，带来了数十部名作，身旁有贤惠的太太，会做很好吃的葱油饼。丁果却在绚烂的背后看到一个孤独的洛夫：“在大雪茫茫的时候，洛夫有点茫然，不知人在何处，魂系何方。然而，房中几幅笔力遒劲的书法条幅，却流露出书者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恋与须臾不离的精神故园。” 丁果的提问，总是充满现实关怀。他问白先勇：“中国大陆文化危机很深重，那您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期待是什么？”这便引起了白先勇关于中国需要一场新的“五四”运动的大议论。他问女作家池莉：“经济大潮起来后，男人都忙着去挣钱了。小说界女性文学热比较突出，女性作家比较活跃。你觉得有没有阴盛阳衰的状况？”池莉的回答也有意思：“大凡男人写小说，都有阴气，本身就有女性的一面。我不是说男作家‘娘娘腔’，而是说他们形象思维很女性化。因此，就很难一概而论‘阴盛阳衰’。”这样巧妙的对答，书中比比皆是。 访谈时，彼此之间的心态很重要，仰视与俯视皆不免产生怪现象。丁果常抱平等之心待之，因而进退有度。书中有两篇文章写到龙应台，第一篇《龙应台眼中“大江大海”》中，丁果指出“这本书最强的地方，也隐含了最弱的地方”。最后不忘问龙应台“是否在书写上留有遗憾？”可惜龙应台的回答显得有些轻描淡写。第二篇《台湾民主需要“深化”而非“神化”》中，丁果批评龙应台的北大演讲，可以称得上“尖锐”。龙应台在一赞一弹之后的心态如何，可参见丁果的文章《龙应台的度量》。 此书的数十位受访者风格各异，在与丁果的对话中呈现多元的思想气象。难得的是丁果“有容乃大”，既善于引发出受访者的精彩见解，又巧妙地阐述自己的独立思考，使两者尽可能水乳交融。丁果在访谈之中，表现出资深媒体人的老练，更流露了一个学者的学养。
